唐时寺庙的宣导与“三八”

  《北里志》说:唐僖宗时,京城士子逢月之八、十八、二十八日往往去南街保唐寺听高僧的讲席,称之为“三八”。谢灵运《山居赋》叙斋讲之事:“启善趣于南倡,归清畅于北机。”文下自注为:“南倡者都讲,北机者法师。”就是一个都讲和一个法师在高座上一南一北,用一唱一讲连袂出演的方式来讲经,“唱导”或者“宣导”一词的由来就源之于此。


  《高僧传·经师总论》记叙讲经有经师与唱导师二科,他们都要用到唱戏般的技艺。所以宋初钱易《南部新书》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保唐寺原名菩提寺,会昌末才改名为保唐寺,而且是僧寺并非尼寺,所以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认为此处“尼讲”可能是“俗讲”之误。但是,既然高僧大德集中在安国寺,士大夫家人出家皆在咸宜寺,不同的人群各有所好的演出场所,存在喜欢用保唐寺做市面的尼讲,也是完全可能的。《北里志》说:“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举。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但这些来京计程车子又“率多膏粱子弟”,而“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所以“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于是“三八”成了诸妓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台的日子,也成了士子携妓听讲唱的日子。诸妓之所以喜欢保唐寺,就与这里讲唱的是尼姑有关系。而且不论是和尚讲还是尼讲都属于《高僧传·唱导总论》所说的:“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都是以歌唱事缘、杂引譬喻来宣唱法理,以在家俗众为化导物件的“俗讲”,没有什么可以讹误的。尼讲和和尚讲同样在讲疏经文的同时,也对听者相与论议的交互,比如有名的法澄就,“仁孝幼怀,仪容美丽,讲经论议,应对如流。”

  《资治通鉴·唐敬宗纪》载:“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胡三省句下注说曰:“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可见唐时寺庙的这种宣导,“邀布施”是一个重要的目的。不过佛要金装,僧尼也是要过日子的。有居士称只香依佛、法、僧三宝中的佛、法二宝,为“二宝居士”,这样就用不着布施了。但如果僧尼们不采用种种方法,包括像每月的三八日用宣导这样的方法来取得必要的布施,佛法也就难以维持和发展了。赵縕《因话录》说:“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蚿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看来这个吸引了皇帝的文溆和尚,唱导的内容和形式还是雅俗共赏、声情并茂,很有艺术感染力的。

转自五明学佛网 http://wuming.xuefo.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