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护士变成了天使》:南丁格尔

 为小山雀竖碑

这位全世界最平凡而又最伟大的女性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父母因地取名,叫她“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那天是1820年5月12日。

父亲维恩和母亲范妮,都有着贵族血统。在英国,他们拥有两处家园:茵幽别墅和恩珀蕾花园。每年夏天,烈日炎炎,他们全家像候鸟一样,马不停蹄地到“茵幽别墅”避暑;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他们住在恩珀蕾花园里。到了春秋季节,全家人就到附近的伦敦探亲访友,忙得不亦乐乎。小弗洛的童年,是在天堂般的环境中度过。

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她的兴奋点,却往往不在小伙伴们身上。她爱骑小马,爱和身边的小猫、小狗、小鸟们聊天,玩耍。她乐于照看它们。有一次,一只小山雀死了,她用手帕把小鸟包起来,把它埋在花园内的松树下,还竖起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写了墓志铭——

可怜的小山雀/你为何死去/你头上的皇冠/是那样美丽//但是/现在/你却躺在那里/对我不理不睬/不闻不问

从小时候起,她就独来独往,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顽皮。她倔强而执拗,多愁善感,似乎过于早熟。她在满目繁华中孤独地成长。

恩珀蕾花园一片繁荣,花园外面却是满目凋敝。1842年的英国,经济异常萧条,饥民充斥了各个角落。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写道:不管什么时候,我的心中,总放不下那些苦难的人群……

  “肮脏”而又“危险”

1843年7月,正是炎热的季节,南丁格尔一家再度到茵幽别墅消夏避暑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去帮助周围的穷人。她不怕肮脏和吃苦,把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消磨在病人的茅屋中。因为不少病人缺衣少食,她常常硬要母亲给她一些药品、食物、床单、被褥、衣服等等。她把这些东西用于赈济穷人,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到了应当返回恩珀蕾花园时,弗洛伦斯不愿半途而废,她想留在当地。但是母亲认为,出身贵族的女儿理应在别的事情上有所作为,浪费时间护理那些穷人,简直荒唐无比。父亲和姐姐也都站在母亲一边。弗洛伦斯孤立无助。

在当时英国人的观念中,与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是非常肮脏而危险的。人们对于“医院”、“护理”这样的字眼一向避而不谈,因为都是一些很可怕、很丢脸的事情。由于医疗水平落后,加上国力衰微,战争频仍,在1844年以后的英国,医院几乎就是不幸、堕落、邋遢、混乱的代名词。由于缺少必要的管理,它有时简直就像疯人院。在弗洛伦斯看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事,还不是上述可怕的医疗条件,而是医院中“护士”的不佳的名声,和她们那低下的素质。

在1854年3月29日的信中,她描绘了伦敦一家著名医院护士的住宿条件:

“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护士们睡在病房门口通道的木笼子里,我就像进入了监狱。那里既没有灯光,也没有新鲜空气,昏天黑地。所谓纪律、监督并不存在。由于护理人员数量很少,一大帮病人只靠一个护士护理,使护士们疲劳不堪,哪里有力气工作?她们的礼仪标准,必备的道德心,也每每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这就是南丁格尔即将行使使命的地方,她考虑要去的“医院”。但是,她并不在意。她经常偷偷去医院调查;她相信,自己能使这一切发生变化。

1845年8月,弗洛伦斯同父亲一道,到曼彻斯特去探望生病的祖母。因为祖母病情加重,卧床不起,而且缺少照料,她便留在身边护理。很快,祖母的身体大有起色。接着老保姆盖尔太太又病倒了。弗洛伦斯又赶回家里,精心护理病入膏肓的盖尔太太。直到老人临终,弗洛伦斯一直守候床边,没有离开半步。

这年秋天,恩珀蕾花园附近农村中瘟疫流行,和当地的牧师一道,弗洛伦斯积极地投入了护理病人的工作。她在一次次地证明着自己,她的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了。

在那时,人们都以为护理工作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培训。以前连弗洛伦斯自己也曾认为,只要富有耐心和同情心,就能帮助病人解除病痛,这就是护理工作的全部。一天,她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在她面前痛苦地死去。这位病人服错了药。“她必然是死不瞑目,是那些护理者‘毒死’了她!”这一想法让她大受刺激。她从此知道,护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别无选择,必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但是,该去哪里学呢?

只能偷偷地学

离恩珀蕾花园几英里处,有一个诊疗所,主治医师富勒先生很有些名气,据说毕业于牛津大学,而且是南丁格尔家的老朋友。于是,弗洛伦斯打算说服父母,给她一段时间,准许她去这个诊疗所学习。恰逢富勒夫妇应约到恩珀蕾花园做客,她就当着父母的面提出拜富勒为师。

不料,一场风暴就此爆发了。父亲拂袖而去;母亲则气得发疯,说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怪念头;连姐姐也歇斯底里大声嚷嚷,说妹妹一定是“中了邪”——这不单有失贵族身份,还会把病菌带入家门,害死全家。

富勒夫妇感到很难堪。为了安抚南丁格尔夫妇,他们也只好向弗洛伦斯“泼冷水”,劝她放弃自己的想法。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她咬紧牙关,没有屈服。她开始偷偷钻研起医院报告和政府编印的蓝皮书。她还私下给国外的专家(比如普鲁士大使本森夫妇)写信,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并且,还时不时地索求有关巴黎和柏林两市医院情况的调查报告。每天早晨,她至少要学习一个多小时。当早饭铃声响起,她会迅速收拾书本,若无其事地下楼用餐,看上去规规矩矩,也尽量不提及内心的想法。母亲要她负责储藏室、餐具室和藏衣室的整理工作,她丝毫不敢怠慢。她希望母亲回心转意。她给朋友克拉克小姐写信说:“我不得不做很多家务。那些衣被、玻璃杯、瓷器,已埋到我的下巴了。它们简直是乏味透顶。我也不禁要问自己:‘这就是生活吗?难道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愿意有所作为的人,每天想要做的,就是这些吗?’”

她也收到了爱情的橄榄枝。在一次宴会上,她结识了年轻的慈善家理查德(将少年犯与成年犯分离,以接受更合理更人性的管教,就是出自他的提议)。理查德对她一见钟情,两人一起谈诗作画,愉快交往。在弗洛伦斯寂寞无助的时候,理查德的数不清的信笺,给过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也曾把理查德称为“我所崇拜的人。”但是,在他求婚时,她考虑良久,却拒绝了他。她给理查德写信说:我注定是个漂泊者。为了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婚姻,不要社交,不要金钱。

弗洛伦斯曾在一封信中流露出追求独身生活的态度,同时谈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普遍的偏见是,归根结底,一个人必须结婚,这是必然的归宿。不过,我最终觉得,婚姻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她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此后,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

经弗洛伦斯的请求,本森爵士给她寄来了一本书:《凯撒沃兹的基督教慈善妇女年鉴》。书里介绍了凯撒沃兹在护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有关情况。

她仔细阅读之后,不由得喜出望外。作为慈善医疗机构,凯撒沃兹正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那里,各方面的条件相对完备,她可以得到适当的训练,同时,那里的宗教气氛、清规戒律,是一张“挡箭牌”,可以保证护士的名声不受舆论指责。

但她不敢贸然向父母提出直接去凯撒沃兹,只是利用病后疗养的机会,先来到法兰克福,当时那里的护理事业也走在各国前列。在一家诊疗所,她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两周以后,她离开时,觉得自己有资格做一名合格的护理员了。

当父母、姐姐知道她对护理“贼性不改”,还在私自学医时,个个气得发抖。他们联合起来惩罚她,令她“闭门思过”,不许出家门一步。

终于结出了果实

她与家人冷战数年。时光如飞,在1851年6月8日这一天,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写道:“我必须清楚,依靠一味的死守和等待,机会就会白白地从身边溜走。从他们那里,我得到的,只是愈演愈烈的冲突。我显然是不会获得同情和支持的。我应该就这样坐以待毙吗?绝对不可以!我必须自行争取那些我赖以生存的一切。对于属于我的事业,我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我的人生的际遇,我的真正的幸福,要依靠我的努力,他们是决不会恩赐与我的。”

这次,她的确是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首先,她以出去散心为借口,去了凯撒沃兹;在那里学了两个星期之后,为了获得更为系统的学习,决定再次去法兰克福。她平静地向家人宣布了她的决定,父亲尚平静,但母亲和姐姐惊慌不已,再度极力阻挠。这一次,弗洛伦斯丝毫没有退却。她们三人大吵了一通。父亲见劝阻无效,气愤之下,提着猎枪牵着爱犬走出家门。他走后,她们更吵得天昏地暗。母亲甚至想打她耳光,但被她灵巧地躲开了。

第二天,弗洛伦斯勇敢地离开了家。来到西道尔·弗利德纳牧师的收容所——这所机构拥有一所医院,一所育婴堂,一个孤儿院和一所培训女教师的学校。

弗洛伦斯住在孤儿院内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的工作地点,就是孤儿院和法兰克福女子医院。所有的工作她都学着干,一点儿也不肯落下,甚至连手术护理她也参加。这对她来说非常不易。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贵族女子来说,完全是“有失体统”的事。她明白这一点,但她不在乎。

在这段时间里,她往家里写了好几封信,介绍自己的情况,也渴望和家里人重归于好。在32岁生日时,她感谢家人的祝福,还特地给父亲维恩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尽管我的年龄的确不小了,不过我会更加坚持行使我的使命。事实上,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重获自由。我的不幸的青春期已经过去,我并不多么留恋。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为此而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我将获得新生命。”

的确,一切从此不同。她不仅成为一个真正的护士,还一步步地把护士变成了真正的天使。1853年英法土三国与沙俄爆发了战争,成千上万的伤兵得不到治疗和照顾而死去。她带着一支护士队奔赴战场,不分昼夜地工作。每天晚上,她提着小油灯,挨个看望病人,让伤员感到了巨大的温暖。从战场回来后,她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以后又创办了一批助产学校。她成功地把护理工作从“污水般”的社会底层提升到了受人尊敬的地位。她于1910年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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