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翰评析禅的由来及哲学思想对禅的理解

禅的由来要从“灵山说法”说起。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一次在灵山讲解佛法时,突然手拿鲜花,缄口不语,众僧感到莫名其妙,只有十大弟子之首的摩诃迦叶会心地微笑。佛祖感到迦叶灵性已通,便把自己的以心传心的禅宗密法传给了他。于是,迦叶便是印度禅宗的始祖。这个故事叫“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至于迦叶理解到什么,微笑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禅本身就主张个人体验,人人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再说,禅强调无言,认为真理是说不清楚的,主要靠悟性的“意会”而不可言传,说得清楚的那就不是禅了。若非得说说迦叶微笑的道理,大概他体会到人生如花,荣枯只在转瞬之间,不如嫣然一笑,超脱生死,得以自由。

禅在印度传到第28代的掌门人是菩提达摩,他有感于印度本土佛教的衰弱,便东渡到了中国传教,最后在中国有名的少林寺面壁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不知道。有个中国的和尚名叫神光,他矢志追随达摩,但屡遭拒绝,最后砍断自己的胳膊,跪在大雪纷飞的门外。达摩终于感动了,收他为弟子,改名慧可。慧可就是中国禅宗的二祖。传到第五代,掌门人是弘忍。他为考察弟子,让大家写偈子,大弟子神秀按照外物实有、人心本秽、勤修悟道的印度禅宗思想写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当时,寺院中有一个担水劈柴干杂务的小和尚,名叫慧能,写了一首偈子反驳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这首偈子变“外物实有”为“四大皆空”,变印度的悲观主义、渐修主义为中国的乐观主义、顿悟主义,因而导致了佛教史上的一场革命,慧能也成了中国禅宗的真正始祖。自此,禅宗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被一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捧为圭臬,融入灵魂,不仅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而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现代,中国禅宗流入欧美,对西方现代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意志主义、人本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流派都与禅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首偈子,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来,印度禅宗认为,人的本性是污秽的,人生是痛苦的,人们眼贪好色,耳耽妙声,鼻爱名香,舌嗜上味,身触细滑,贪图金钱,爱好名望,希求安逸,这些都是痛苦的根源。必须通过戒、定、慧三个步骤逐渐达到绝对的幸福,最后成为无需语言而能进行心理交流的“佛”。可中国人的思想与印度人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食色,性也”,无可指责!根据中国人的这一观念,慧能提出:既然人心清净,那么只要拨去人们认识上的迷雾,清除主观的障碍,直指本心,就可立刻成佛。这样,就用不着修戒、定、慧三学,用不着苦行,用不着研读经典,只要念头一转,保持自然适意的乐观轻松状态,佛便在心中。

于是在中国,禅宗成为回避专制,对抗儒法,挣脱桎梏,反对异化,呼唤真实人性的人道主义哲学。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源泉,使人类从这个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倡导自然适意、轻松自如的一种生活方式,“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要行即行,要坐即坐”,丝毫不要克制自己的内心欲望。中国的唐伯虎就自称:“饥来吃饭困来眠……世上闲人地上仙”。对这些中国人来说,哪有什么西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Hamlet)的迷茫和对人生的质问,有的只是沉湎于生活,在生活中创造意境,调节心态,享受人生。

西方文化有两大来源,一是希伯莱的基督教,二是古希腊文化。前者神人分离、人与世界分离的思想,后者灵肉分离、感性理性分离、人与自然分离的思想,共同形成了西方的二元论: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现实与理想、自己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的分裂,由此而发展起西方的近现代文明: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主法治,科学技术。而中国人与此不同,他们取消一切矛盾对立,主张一元论(或称整体思维、混沌思维):天人合一,齐万物,齐生死,混淆感性理性、本体现象、灵与肉,由此他们感到洞察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恢复了生命原始的活力,所以,觉得轻松喜悦。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找解脱之道,只在吃饭穿衣等世俗之中便能获得自由。禅理就在生活之中,离开了生活便没有禅!有个叫杨绂的人离别双亲,到四川拜访无际菩萨,大师告诉他应去拜访家中的反穿鞋子披着毯子的人。他回到家,深夜叩门,母亲高兴急迫中反穿鞋子披着毯子来开门。杨大悟禅理:佛即在家中,日常伦理即见佛心。

这样看来,似乎禅师与常人没有区别了。其实,不尽其然。禅不仅主张返璞归真,回归现实,还关心人的自我觉悟,要求悟禅者自求、自证、自明,以顿悟或直觉的方式进入禅境。如此,虽然是在做平常的事,但禅师比常人心灵更加澄明,感觉更加真实,分明觉得自己是在与万物交流。可是,我们又无法说明到底什么是禅境,因为禅主张自信、自靠、不外依,只强调个人体验,不同的人对同一的事物可能有迥然不同的体验,所以,百人有百禅。在这里,一切偶像被摧毁了,佛不再令人膜拜,个人的尊严受到尊重。

禅宗还认为,不应自囿于人类的逻辑和语言的陷阱,而应让心灵处于放任状态,让潜意识随时突发出来。这样,禅的语言通常是答非所问,看似矛盾百出的,但这正是禅所需要的,因为禅就是要将人的精神自由化。一个和尚问赵州禅师:“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赵州回答道:“我在青州时,做了一件七斤重的布衫”,这样的回答可谓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它的确排除了逻辑思维,突出了人的瞬间无意识。

从上可见,禅是一种生活哲学,是中国式的直觉主义理论。它与印度原有的思想不一样,反映了中国的民族性――强调世俗,随波逐流,重视原始的圆满,满足于感性,崇尚语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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