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禅定与戒律

南北期时期,有一些佛教派别并不专门研究经典,而是以一些经典为依据,侧重于修行实践。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禅定实践与戒律修持方面。
  佛教史上对南北朝有“南义”、“北禅”之说,即指南方重义学(指佛教理论),北方重禅法。南方的义学是在东晋般若学与玄学合流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谈玄论空,正是南方义学的特点。北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在入主中原前,社会和文化都比中原落后。进入中原后,虽然接受了中原传统儒学以进行统治,但毕竟修养不深,对南方的清谈之学,他们更不感兴趣。因而在利用佛教方面,他们就重视修功德和具体的佛教实践。建寺造像乃至开凿石窟,就是修功德;坐禅诵经,就是佛教实践。中国的禅法始于后汉的安世高,他翻译的《安般守意经》中提出的念安般的方法,成为当时禅法的榜样。苻秦时道安也很热心禅法,但禅法的规矩一直没有齐备。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后,译出《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禅秘要法》、《首楞严三昧经》等禅经,于是禅法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是北魏时期著名的禅师,他先到长安专门传授禅法,一时聚徒数百人,来到平城后受到孝文帝的礼敬和豪富们的资助。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就是孝文帝为他修建的。
  佛陀跋陀罗的禅法通过再传弟子僧稠而发扬光大。僧稠修习《涅槃经·圣行品》中所讲的“四念处法”,使精神保持专注内观,以此破除对身心世界的眷恋和欲望,达到离染清净的止观成就。
  僧稠在北魏受到孝明、孝武二帝的礼遇。进入北齐后,他又受文宣帝高洋的诏请,住进距邺城西南八十里的龙山云门寺。文宣帝非常崇信僧稠,以至决定将国库分为三份:一份作为国家经费,一份奉养皇室,一份供给佛法僧三宝之用。文宣帝下令有关官员把财物运到僧稠所住山中,打算在云门寺中设立一座大库,贮存这些财物,以供日常所需。僧稠认为修禅在于修心,财物只会引发人们的贪心,反而影响修禅。于是派人把这些财物送了回去。由于文宣帝的器重,僧稠名声如日中天,禅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流传。
  除了僧稠外,当时还涌现出菩提达摩、慧文、慧思等一大批以修习禅法而闻名的高僧,他们对以后的禅学乃至整个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菩提达摩是南印度人,于梁武帝普通七年(公元526年)经海路来到广州,然后北上到了金陵(今江苏南京),见到了梁武帝,话不投机,又北上来到了北魏境内的嵩山,在五乳峰的一个石洞里(今名达摩洞)面壁九年,整天默坐冥思,修习禅定,当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据说他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没有发觉,可见他禅定功夫的精深。
  当时北魏盛行佛法,寺院兴盛,高僧辈出,流派如林。达摩以其独特的禅法崛起于中原大地,独树一帜,大振雄风,名声远扬。他的禅法与当时流行的一些修禅方法不同,再加上他的名气,于是招来嫉妒与诽谤。有些修禅者常来找达摩说法论道,故意驳难,往往落败而逃。终于有人积怨至于不共戴天的地步,就在食物中放毒药谋害达摩。前五次都被达摩识破,但到了他们第六次下毒药谋害时,达摩由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完成了传法的任务,于是就安然服食,端居而逝。
  达摩的禅法称为 “如来禅”。如来禅以《楞伽经》为主要理论基础,它入门接引的一大特色是“安心”,具体方法是“壁观”。借助疑心息虑,“心如墙壁”的入道方便,进而产生悟道的智慧。所谓“壁观”,即“面壁静观”,并不仅仅指面对墙壁而坐,而是指一种坚定不移的入禅的精神状态。静观指契证“无念心体”的境界。达摩根据《楞伽经》如来藏佛性思想,认为众生本来就有清净的佛性,只是被各种妄想意念所蒙蔽。只要克服妄念,内心安定,就可以使佛性显现出来,觉悟成佛。
  达摩禅法提倡“教外别传”的“印心”和顿悟,与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禅法不大吻合,没有产生大影响。以后,达摩的禅法日益受到禅者的推崇,被尊奉为中国禅宗的始祖。
  戒律是约束佛教徒行为和规范僧团生活的纪律。只有按一定仪式发誓接受一定戒律者才能充当僧人或居士,也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佛教徒。早在三国时,就有戒律传入内地,至南北朝时,各种律典戒本,更是大规模地集中传译进来,于是一些僧人专门从事戒律的研究和修行。小乘律典中《十诵律》和《四分律》的影响最大。鸠摩罗什曾经翻译《十诵律》,他的许多弟子都研究这部律典,而且后来还把它传到江南,使南方的《十诵律》研究兴盛起来。《四分律》比《十诵律》更易于理解,内容也更完整。因而对《四分律》的研究也流行起来了。慧光是北朝研究《四分律》最有成就的僧人,他的《四分律疏》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常常引据其中的解释。慧光本人也被后人看作是律宗的奠基者。
  此外,许多关于大乘菩萨戒的律典如《梵网经》等也陆续译出,对南北朝各地的律学研究及后世的律宗产生了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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