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孝道文集:敦煌《观音经》题记中的孝道思想(释大参)

佛教与孝道文集:敦煌《观音经》题记中的孝道思想(释大参)

 

  光绪二十五年(1899)敦煌藏经洞文物重现于世,专家们从敦煌遗书赫然发现各种体裁的佛教孝道文献,多为前所未见的唐五代抄本,弥足珍贵,极具研究价值。潘重规先生说:“等到敦煌石室开启,文献资料渐渐流布,我们才看清佛教徒提倡孝道的事实,他们力量之伟大,影响之深远,方法之周密,实在令人钦佩赞叹不能自己。”(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主办《华冈文科学报》第12期,1980年3月)。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 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代理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槃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北新879号写卷,是晚唐天复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区寺院住持,虔诚刺血抄《金刚经》与《观音经》各一卷。由于整个愿文所回向的对象,涵盖“四生九类”、“水路飞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经愿文,看来三峗禅师似乎将法会祈愿模板,作为个人抄经愿文。如文说:“……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王,神生净〔土〕。……”但这类愿文中“孝道”与“师道”观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项目之一,而僧人写作的顺序也置“师僧”于“父母”之前。可见,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对父母的孝道。S.3054号是后梁贞明三年(918),报恩寺僧海满为亡父所造,并委托师兄弟胜智抄写。它与其它《观音经》抄经最大的不同,是海满特别回向父亲往生“弥勒净土”,而不是广泛的“净土”或“西方净土”,说明了五代时期报恩寺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并存的现象。从这三条题记可以知道,随着《观音经》在敦煌流传几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德几乎提升到极点,抄一部《观音经》的功德,也几乎等同一场水陆等法会的效力,观世音菩萨可以圆满人间孝子的各种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随愿往生各种净土。

  四、结论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出家的制度由一开始被批判为“不孝”,但经过近千年的内部调整与吸收儒家思想,到最后反倒成为极度阐扬中国儒家孝道与佛家孝道的宗教,这些文化情感的反射不独被保留在无数的佛教史籍中;敦煌藏经洞那数以万计的斑斑墨迹,无不诉说中国佛教徒血液中,始终流有一股不可分离的“孝道”思想。随着历代帝王对儒家思想的提倡,并藉由各种法律与教育制度,“百行孝为先”的观念已根植人心。虽然敦煌地处边陲,但从藏经洞的丰富的《孝经》与佛教孝道遗书来看,敦煌十七所寺院是儒、佛并重的主要的教育机构,而“孝道”是所有教育的基础;而儒佛教孝道思想在敦煌融合的事实,更可见于当地僧官“阐扬三教大法师”的头衔中。儒家特重对父母生前尽孝,但对于死后的世界却不多谈。然而人们对于死后的世界是害怕、好奇,而孔子对于“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的回答,终究无法填补子女丧亲的哀思,所以当《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有如慈母般以其广大神通力与无尽的慈悲,宣誓要倾听众生的苦难并以千百亿化身救渡一切有情时,我们看到无论是平凡百姓、达官显贵甚至是出家僧侣,都成了观世音菩萨最虔诚的供养人,而观世音菩萨果真是“此人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从《观音经》抄经题记可以看到,他们大半的愿求是为过世的父母、乃至七世父母追福、拔荐;尤其在唐代《观音经》信仰又与净土系的“净土观音”信仰密切结合时,有许多的愿求是希望观世音菩萨能接引亡父母往生西方净土,于是抄写《观音经》成了丧亲家属最佳的“悲伤辅导”,以及子女们为亡父母尽最终孝道的方式。这些题记也说明《观音经》在敦煌民间的流传是以“信仰”为主,因为大多数人关心的并非高深义理或法门的修持,而是如何快速地解除现实生活中的生老病死、爱别离与怨憎恚等痛苦。由于为人子女为父母抄《观音经》,正是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与对观世音菩萨信仰所驱策,所以人们的愿求一方面呈出现现世与来世解脱的色彩;一方面随着孝子随心所欲的愿求,到了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观世音菩萨还可以带领亡者往生弥勒净土。本来经典中的观世音菩萨已经是“威神之力,巍巍如是”,到了中国之后观世音菩萨更是无所不能了,其中“孝道”观念的驱使,可以说是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地位不断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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