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鉴与元代云南禅宗

  玄鉴与元代云南禅宗
  纪华传
  一、前 言
  关于元代云南禅宗的研究,经过陈垣、方国瑜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在资料整理、史实考辨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些年来,云南的侯冲等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虽然如此,但在禅法思想方面,特别是元代云南禅宗在整个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对元代云南禅宗影响巨大的玄鉴为重点,对云南禅宗的传播与影响及其禅法思想进行了探讨,着重指出了元代的云南佛教与江南禅宗的密切关系。
  二、元代云南佛教概况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佛教得以从中国汉地、藏地及印度、缅甸等处传人,佛教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特点,世界三大宗教体系佛教当中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南传上座部佛教都有流传,此外,在大理等地区还有独特的佛教形式阿咤力教。”云南佛教的传播与普及虽然由来已久,传说在汉晋之时已有佛法的流传,然而早期云南佛教情况由于文献不足,且多附会传说与神话,所以难以详考。据现存资料看,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在唐宋时期已经传人云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梵像卷》画卷,是大理国张胜温在公元1180年(相当于宋孝宗淳熙七年)绘制的,有禅宗西土祖师迦叶和阿难,以及东土的祖师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和神会等禅师,可见禅宗在南诏大理时期应该已经传人。明代周理《曹溪一滴》以及清初圆鼎的《滇释纪》等著作广事搜罗,如后者记载的元代以前的云南僧人中,仅禅师就列举益州无相禅师、荆州惟忠禅师、保唐寺无住禅师、益州南印禅师等共二十余位。不过,在上述文献中,元代以前禅宗僧人在云南的事迹多语焉不详,而且在云南的法系传承也大多不明,这反映出当时禅宗的影响并不广。
  元代是云南汉传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汉传佛教主流的禅宗在云南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与元代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有关。忽必烈于宪宗三年(即宋宝祜元年,1253)平定大理,又于至元十三年(1276)建立云南行省,结束云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割据局面。云南第一次真正成为隶属中央政权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加强了云南与内地文化的交流,由此促进了云南佛教与内地佛教的联系。其次,元代云南佛教的兴盛,还与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有关。元室兴起于朔漠,其固有的信仰是泛神的萨满教,崇拜最高的神“长生天”,蒙古贵族们以铁骑占领欧亚的广大地域,逐渐接受佛教信仰。在成吉思汗时代,基本上是平等地尊重每一种宗教,利用当地的宗教习俗而加以治理。从忽必烈开始,形成极端崇奉佛教的政策。《多桑蒙古史》中说:“成吉思汗后人之首先偏重某一宗教者,盖为忽必烈也。时忽必烈业已归依佛教,而佛教已开始传布于蒙古人中。”在元代,从总体来说,佛教最受尊崇,佛教之中又以藏传佛教为最,《元史·释老传》中说:“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也说:“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由于元室崇尚佛教,广建寺院,促进佛教在元朝的广大地域迅速发展,云南佛教更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关于此时云南佛法之兴盛,民众信仰佛教之虔诚,多见于元朝与明代人的著作之中。例如郭松年的《大理行记》成书于13世纪末,其中记载他所亲睹的云南佛教盛况:“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其中的僧人,既有蓄养妻子被称之为阿叱力的师僧,也有“戒行精严”、“所诵经律一如中国”的得道者。夏光南在《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中也说:“大抵元代滇之宗教,实集有史以来极盛之大观,而传播普遍者,首推佛教。”
  受此影响,在元代云南出现大批入内地求法的僧人,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雄辩法师(1229—1301)。据杨载《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圆鼎《滇释纪》等记载,雄辩法师一开始师从于国师杨子云,为“上足弟子”,忽必烈攻陷大理的第二年(1254),他离开了云南,到中国内地求法。在25年的时间中,先后跟随四人学习佛法,大约在至元15年(1278)回到云南,用当地的语言宣讲《华严经》、《维摩诘经》等经典,大弘佛法。明朝人郭文《重修玉案山筇竹禅寺记》中说:“滇人所奉皆为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南诏之有僧宗,师(雄辩)实启之也。”有人据此把雄辩法师所传的中原佛法称之为禅宗,实际上从雄辩法师致力于宣讲经论看,他只是一位讲经的义学僧,而不属于禅师。在他的弟子中,筇竹寺玄坚、华亭寺玄通、大德寺玄妙等均继承其衣钵,重视讲经说法。虽然雄辩只是义学僧人,但他并不排斥禅宗,他的另外两位弟子玄鉴(1276—1313)和定林后来都曾问法于天目山的中峰明本禅师,并将江南的禅宗传至云南。元代在云南参学求法的禅师中,跟随明本禅师学习禅法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除了玄鉴和定林之外,还有圆护、普通、普福、道元等人,都对禅宗在云南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详见下文的论述。
  此外,在元代的云南还有两个人物值得一提。一是元代来华的印度僧人指空,杨兴贤撰《狮山建正续寺碑记》中说:“西南禅学,实惟滥觞。”不少学者因此把指空看作是云南禅宗的初传者,但他所传播的禅学实际上只是一般的禅定之禅。侯冲认为:“指空在云南传法,主要不是通过宣传禅法来获得影响,更多的是靠他能深入禅定所具有的神通。”从指空的相关记载来看,未见有禅宗的师资传承,且其行迹多有印度的密教色彩,而与直指人心、不落修行次第的禅宗之禅迥异,故与禅宗无涉。第二位是大休禅师,在《滇释纪》卷一、《新续高僧传》卷五十中均有他的传记。据侯冲考证,大休是玄鉴之后人云南传播禅法的禅师,对于元代的云南禅宗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弟子,也是云峰之徒崇照(1299—1364),是元代后期著名的禅师,《曹溪一滴》、《滇释纪》、《五灯全书》等著作均把崇照归于明本的法嗣,说他云游参学,“见空庵等一十八员善知识,最后见中峰本和尚印可,回滇建盘龙寺居焉。””然崇照29岁时,才投云峰禅师出家,而此时明本已去世几年,二人根本不可能会面,所以《曹溪一滴》等书所记有误,不过这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本对云南禅宗影响之深。
  三、玄鉴禅师与元代云南禅宗的再传
  禅宗在唐宋时期传人云南之后,中峰明本(1263—1323)的弟子们再次将禅宗传至云南,其中玄鉴为元代最早在云南弘扬禅宗的禅师。方国瑜先生在《新纂云南通志》中认为云南禅宗始自雄辩、大休,尽管他在后来的著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已修正了这一说法,指出自唐宋以来禅宗已于云南传播。然而《新纂云南通志》的说法颇有影响,至今仍有学者沿用,故有必要略加辨析。如上文所述,第一,元以前云南已有禅宗的传播;第二,雄辩所传并非禅宗,而大休禅师到云南传播禅宗的时间要晚于玄鉴,因此玄鉴为元代云南禅宗的最初再传者。
  元代云南的求法僧人多问法受学于明本禅师,所以明本对于元代云南禅宗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袁嘉谷将禅宗也就是临济宗传人云南分为了三个时期,他说:
  元至正中,明本住天目山,世所称为中峰和尚者。滇僧照本、圆护、普通、无照,俱往受法归,教迤西东,是为临济宗入滇最初时代。明本十一传至圆悟,明万历中住天童山,称密云和尚。滇僧彻庸、洪如往参礼焉,是临济宗入滇极盛时代。圆悟传通贤,通贤传完壁。完壁崇祯中住荆南开圣禅院,称砖镜和尚。禅师实受其法,以命入滇,住蒙化之_竹林……时在清朝顺、康间,是为临济宗入滇中兴时代。
  “至正”为顺帝年号(1341—1368),而明本已于至治三年(1323)去世,所以这里的“至正”可能为“至元”(世祖年号,1264—1294)之误。明本所传的禅法法系是临济宗杨岐派,临济宗在南宋以后不仅成为禅宗的主流,而且代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在元代之前,未见有临济宗的僧人到过云南,袁嘉谷将明本的嗣法弟子在云南传播禅宗称为“临济宗人滇最初时代”,这一点很准确。从元代开始,临济宗盛传于云南,明本禅师实为关键性人物。
  明本禅师,浙江钱塘人,俗姓孙,号中峰,又称智觉禅师、普应国师,是元代江南最著名的临济宗僧人,在当时被誉为“江南古佛”,对元代及明清时期的禅宗都有很大影响。在禅法思想上,明本继承宗呆的看话禅,并有新的发展,他对当时禅宗内部各种流弊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重视参禅做工夫。明本禅师的融合性思想非常突出,特别表现在对于净土、教门、密宗的融合,这也反映出元代禅宗的时代特征。明本禅师还承接他的老师高峰原妙的遗风,居无定所,随处结庵而住,从不住持官寺,始终与元朝政府保持着距离。仁宗曾诏请明本禅师人内殿,他却坚决拒绝,仅接受金裥袈裟及“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之号,元统二年(1334),追谥“普应国师”,并下旨将《天日山中峰和尚广录》刊刻人《普宁藏》。明本虽愈隐名而名愈广,四方求法者络绎不绝。据《中峰广录》记载,翰林学士赵孟頫、高丽王子沈tSE璋、丞相达剌罕脱欢、吏部尚书郑云翼、两浙运使瞿霆发等,均曾问法于明本,或执弟子礼,过往甚密,为其重要的外护。《中峰和尚广录》卷三十附宋本《有元普应国师道行碑》(下简称《道行碑》)说:“四方学者,北殚笼漠,南极六昭,西连身毒,东倾搏桑,裹粮蹑履,万里奔走而辐辏赴师者逮无虚日。”由此可见明本禅师摄受弟子之众,影响之广。
  在这些四方求法的学者中,玄鉴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佼佼者。玄鉴的资料主要可见于明本的《中峰广录》中,其中卷二十六《祭玄鉴首座文》、卷二十九《示玄鉴讲主》、卷三十《寄玄鉴首座》四首、卷三十附《道行碑》、祖顺《中峰和尚行录》等都有玄鉴求法之事。又卷七《为诸僧人秉烛人塔》,其中也有“鉴首座”,并注曰:“玄鉴,云南人。”除《中峰广录》外,永超《五灯全书》卷五十八、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彻庸《曹溪一滴》、纪阴《宗统编年》卷二十七、圆鼎《滇释纪》卷一、虚云《增订佛祖道影》卷二等著作中均有《玄鉴传》。此外,延祜二年(1315)立碑的《太华山佛严寺无照玄鉴禅师行业记》(参见本文所附的录文)详细记载了玄鉴回云南传播禅法的事。不过,据方国瑜先生考证,此碑为后人伪作,但所记玄鉴开山倡教之事则基本可信。如果将《玄鉴行业记》与《中峰广录》及其他禅宗文献相参照,可以看出其中所记玄鉴生平活动的时间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可补现存禅宗文献之阙,故本文将此碑文重新点校附于文后。下面依据这些资料对于玄鉴的生平略作考辨。
  玄鉴字无照,元至元十三年(1276)生,曲靖普鲁吉人,普鲁吉即不鲁吉,在曲靖府以北五十里处。六岁时,玄鉴依虎邱云岩净公出家,又随雄辩法师学习教观。此后离开云南,历经荆楚、吴越,到处参访善知识,于中峰明本处得契心印,为“第一座”(即首座)。后返回云南,于太华山开法,大弘禅宗,据说“门弟子数百,得其心印者五人”。
  宋本《道行碑》记载:
  南诏僧玄鉴……由其国来,一闻师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图归以倡道,而殁于中吴。鉴之徒画师(按:明本禅师)像归国,像出神光烛天,南诏遂易教为禅,奉师为禅宗第一祖。
  这里明确说玄鉴于中吴(江苏苏州)去世,然而在云南的方志、碑刻中则说玄鉴在云南曾经传播禅法,后来在太华山佛严寺去世,《玄鉴行业记》还说:“茶毗得舍利百余粒,合诸不坏,奉于本寺之左。”按说,《玄鉴行业记》撰述于《中峰广录》之后,如果按方国瑜先生的考证,此碑撰于至正年间之后,那么,此时《中峰广录》已经被敕赐人《大藏经》,碑文中又有多处直接引用《中峰广录》的文字,所以撰者应当知道《中峰广录》中的说法,但碑文的说法却与之相左,或许另有所据。所以陈垣先生曾推测,玄鉴初访中峰明本禅师后曾经返滇,后又重访中峰,以至于死。此推测是有道理的。在《中峰广录》卷二十九《示玄鉴讲主》记载了明本在玄鉴临别之时赠送二偈,并有引语说:
  云南鉴讲主知有教外别传之旨,越一万八千里
  而来西浙,自相见与相别,恰三载。一日,寻我客中
  夜话湖山间,因举宗门下数段陈烂葛藤,不觉咬断拇
  指。临别匆匆,不欲征其罪犯,且放过一着。异日抵
  匡庐而之故乡,却不得出露丑恶,被人叫骂而累及我
  也,就以二偈赠之。
  从这段话的语气来看,明本似乎对玄鉴还不很满意,认为玄鉴此时于禅宗最上乘法尚未彻底通达,这与《中峰广录》卷二十六《祭玄鉴首座文》中对玄鉴的高度评价大不相同:
  佛祖之道未易坠兮,吾无照远瑜一万八千里江
  山以来兹。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无照负三十七春
  秋而云归。生耶死耶果离合兮,非智眼而莫窥。祖
  意教意果同异兮,惟神心其了知。谓无照于吾道有所悟兮,真机历掌,其谁敢欺?谓无照于吾道无所悟兮,大方极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钞》兮,何取舍之纷驰。鄙良遂之罢讲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无照总不然兮,即名言与实相互融交涉而无亏。出入两宗大匠之门兮,孰不叹美而称奇。屈指八载之相从兮,靡有间其毫厘。我阅人之既多兮,求如无照者,非惟今少,于古亦稀。我不哀无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坠,而今而后,孰与扶颠而持危。对炉熏于今夕兮,与山川草木同怀绝世之悲也。
  明本的这一祭文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补续高僧传》中《无照传》说:“读此文酸鼻,苟其人非真有大过人者,不足致老子惜之至是也。”从明本对玄鉴前后不同的态度,可以印证玄鉴曾两次问法于明本是有可能的。
  舷鉴行业记》说玄鉴于至正乙未年间参访高峰原妙(1238—1295),据方国瑜先生考证,“至正当即至元之误”,也就是在1295年见过原妙。可能原妙去世后,玄鉴才去拜见明本,据清纪阴《宗统编年》卷二十七记载,“庚子四年(1300),云南玄鉴来参”,这正可与《玄鉴行业记》相印证。《玄鉴行业记》又载,“大德癸卯春”(1303),返回云南,后卓锡太华山,为佛严寺“开山第一祖”。期间得到了云南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此后玄鉴又到江南向明本问法,这一次真正“洞法源底”,在返回云南的归途中去世。《玄鉴行业记》说这一年是皇庆三年(1313),正与《中峰广录》所说的玄鉴“负三十七春秋而云归”以及明本为之撰祭文的时间是一致的。玄鉴为了把江南的禅法传播至云南,为法忘躯,不惜身命,而一代英才中途夭逝,殊为可惜!
  除玄鉴外,明本其他弟子的生平、确切的求法时间,因史料阙如,无法详考。定林也是参学过明本禅师的云南僧人之一。玄通撰《创建灵芝山慈胜兰若碑》称之为“慧公讲主”或“慧公讲师”,字定林,是雄辩法师的弟子,精通《圆觉经》,并专志净土。至大庚戌年(1310)时,为请藏经,至京师朝觐天子,得赐藏经,船至杭州时耽搁了三年,因此得以拜谒中峰明本,并从之受学。
  圆护禅师是明本禅师另一个重要的弟子。在《曹溪一滴》、《五灯全书》卷五十八、《滇释纪》卷一、《新续高僧传》卷六十一等书中都有传载。《中峰广录》称之为“护藏主”,卷四之下有《示云南护上人求三聚净戒》、卷二十五有《无念字说》。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圆护禅师初无念,又号念庵,为大理人,最初从大休禅师剃发出家,因读《证道歌》契人,段氏称为弘辩大师。《曹溪一滴》还说他与玄鉴为友。圆护参中峰明本时,明本以罗什捧钵、永嘉无念无生之旨扣之,圆护说他的无念与此二人都不同,因为他们都还有念,明本大为赞赏,为作《无念字说》。圆护在明本门下受学禅法,得到了明本印可,后回到云南苍山传播禅法。圆护禅师善书法,世人称之为玉腕禅师,著有《磨镜法》,并手书《证道歌》行世。
  此外,普通、智福(普福)、道元三人也是明本的重要的弟子,《中峰广录》中称他们为“云南福、元、通三讲主”。普通、智福(普福)、道元三人本来是玄鉴的弟子,因受玄鉴的影响,继玄鉴之后一起到江南求法,玄鉴圆寂时,三人画明本禅师的画像回到云南,临别时中峰书《即心庵》歌赠之。《中峰广录》有多处记录了明本给他们开示的法语,如卷四之上有《示云南通讲主》,同卷中还有《示云南福、元、通三讲主》,大致阐发禅教一致的思想。三人回到云南后,智福居太华山、道元居苍山、普通居鸡足山,遵照其师明本真参实修的教诲,隐山潜修,教化一方。
  四、玄鉴及明本禅师诸弟子的禅法思想
  元代云南虽然有不少僧人到江南参学求法,学成后又返回云南传播禅宗,但是在方志、史传、禅宗灯录中往往只有寥寥数语而已,这为研究他们的禅法思想带来了很多困难。幸而在明本《中峰广录》中保存了不少他们向明本问法的话语,其中包含着他们对禅法的理解;同时还有很多明本向他们开示佛法的法语,这为理解他们的禅法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下面主要依据《中峰广录》的记载,并参考了各种地方史书、佛教典籍中的记载,对他们的禅法思想做一初步的梳理。
  第一,禅教一致。元代云南讲经说法之风盛行,所以玄鉴、智福等人到江南求法之前,都有研习经论、出入于教门的经历。在元代的汉传佛教中,常常将禅、教、律并称,其中的教门即是指天台、华严、唯识(贤首)三宗。不过云南所谓的教门、讲宗等,如上文所介绍的玄鉴之前的雄辩、指空等人所弘扬的佛法,并非像中原佛教中严格意义上的宗派,而只是一般的佛教经论义理和禅观之学。
  很显然地,玄鉴等人的思想受到了明本的影响。玄鉴在师从明本学习禅法之前,已经跟随过云岩净公、雄辩法师学习过佛教义理,当他到江南之前,还对禅宗产生过怀疑。据《道行碑》记载:“南诏僧玄鉴,素明教观,辩博英发,每曰:吾闻大唐有禅宗,使审是也,吾将从其学;使或未当,吾将易其宗旨而俾趋教观。”因他有研习经教的经历,所以明本常称他为“玄鉴讲主”。智福、道元、普通三人也是如此,明本每次都是直接称他们为“讲主”。明本也因此因势利导,以禅教一致之语开示他们。
  明本说:“岂佛法果有教、禅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即是禅;以存所知,禅即是教。”他的这一主张在他对玄鉴禅教并弘的赞扬最能体现出来。“祖意、教意果同异兮,惟神心其了知。……笑德山之焚《疏钞》兮,何取舍之纷驰。鄙良遂之罢讲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无照总不然兮,即名言与实相互融交涉而无亏。出入两宗大匠之门兮,孰不叹美而称奇。”
  不过明本毕竟是一代禅门宗师,他讲禅教一致的目的还是引导他们由教人禅,所以他的禅教一致思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以禅摄教。《中峰广录》卷四上有他《示云南福、元、通三讲主》,当中明确区分了教中之禅与禅宗之禅:“此事不在经书义理中,不在一切修证里,至于《圆觉》之三观二十五轮、《楞严经》之二十五圆通之所证门,乃至教中所说顿渐阶级次第等,一涉见闻,皆堕情识,总不与达摩所指之禅相似。教中所言之禅,皆不离修证,惟达摩独指一心为禅,与经书文字所说迥别,宜思之。”在同卷《示云南通讲主》中讲到:“参玄上人须达巧方便”,那么什么是“巧方便”呢?明本又说:“三乘十二分教,应病与药,观根逗教是巧方便。”囚也就是说教法只是人道的善巧方便,而佛法的最根本处还是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
  明本是继唐代的宗密、唐末五代间的延寿之后,提倡禅教一致思想影响最大的禅师。由于玄鉴等人都是淹贯禅教二宗,由教门而服膺禅宗,自然也接受了禅教一致的思想,这是明本的嗣法弟子们最重要的特征。
  第二,看话禅与做工夫。《玄鉴行业记》记载,玄鉴的剃度恩师云岩净公去世以后,“师尽弃所学,单看狗子无佛性话,立愿不沾床凳,不入城郭,力究此宗以报师恩。”而在《中峰广录》中多处提到了明本以参话头、做工夫之语谆谆劝诱智福、道元、普通等人。在《中峰广录》卷四之上中,对他们三人谈到了他提倡看话头的原因:“近代宗师为人涉猎见闻太多,况是不纯一痛为生死,所以把个无义味话头抛在伊八识田中,如吞栗棘蓬,如中毒药相似,只贵拌舍形命,废忘寝食,大死一回,蓦忽鼓破,方有少分相应。”他们三人学成回云南后,智福居太华山、道元居苍山、普通居鸡足山,均结庵隐居,“誓不出山”,确实继承了明本的遗风。
  明本禅师继承了大慧宗杲的看话禅思想,把看话禅与做工夫相结合,特别强调了真参实修。明本提倡看话禅,主要是针对当时禅门之流弊,“如今禅学者流,多是商量个话语,皆不肯回头拈己而参。”明本曾说他自己:“自年朝至岁暮,其忉忉不绝口,惟是说看话头,做工夫。”
  明本认为,参话头也只是方便法,而非实法,也就是说,看话头只是为补偏救弊,乃不得已而为之。《中峰广录》说:“看话头做工夫,固是不契直指单传之旨,然亦不曾赚人落草,最是立脚稳当,悟处亲切。”卷四在开示通讲主时也说:“先圣以善巧方便智力,向你清净田中抛撒不净,指渐指顿,或偏或圆,说一念顿超,说历劫熏练。或可眼根人者,以色空作佛事;或可耳根入者,以音声作佛事;乃至六根门头,及与八万四千尘劳境内,咸作佛事,特不过控勒你一个人处,要你识个自己家珍,舍此初无实法。””话头是明本禅法中最常用的“善巧方便”,藉参究话头,于行住坐卧、担茶运水的日常生活中,触发机缘,明白禅宗所谓的本来面目。明本的这段开示,对于普通禅师影响很大,在《鸡足山志》卷6中说他回云南后,“结庵山中,一日,闻僧云: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遂开悟。”
  第三,无念说。无念说是圆护禅师独具特色的思想,这也颇能体现明本禅师的禅法主张。《中峰广录》卷二十五中有明本为圆护写的《无念字说》,其中记载了师徒二人机锋问答和禅法授受的情况:“云南护藏主,自号无念,因以什师、永嘉所见扣之,乃曰:我之无念异乎其所闻,什师过在绝念之不起,永嘉过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无念也。”《五灯全书》也记载了这一段对话,并概括了圆护的这一主张说:“我无念者,体心灵之湛寂不动,如镜鉴像,如灯显物,未尝毫发隐也,惟彻法源者颇测,未易与缠情缚识者语也。本深肯之,为作《无念字说》。”
  考察无念说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六祖慧能大师。慧能曾经把自己的禅法概括为“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关于无念法,慧能又说:“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遍一切处,不着一切处。……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至佛地位。””由此可见,无念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但这种境界又并非不可捉摸,它就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无念的禅法在慧能的弟子神会,以及后来很多禅师的语录中都曾具体地加以发挥。
  圆护的无念思想以及明本所作的《无念字说》更加别具新意。明本所提到的鸠摩罗什和永嘉玄觉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罗什七岁时随母入寺,因将钵置于顶上而悟一切法皆从心念而生;《永嘉证道歌》中有:“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唤取机关木人间,求佛施功早晚成。”圆护认为此二人所悟的都不是真正的无念法,罗什禅师之错在于绝念不起,永嘉之过在于任念自起,圆护的无念说也正是明本所说的“语默动静,一一天真”的平常心。明本在《东语西话续集》上中说:
  动静语默,一一天真,离此天真之外,拟涉念虑,早是不平常了。……张拙秀才谓随顺世缘无罣碍,涅槃生死等空华,是平常心;庞居士谓日用事无别,惟吾自偶谐,是平常心;三祖谓至道无难,惟嫌拣择,是平常心;马大师谓见色便见心,无色心不现,是平常心;又古德谓翠竹真如,黄华般若,是平常心。
  ……即今对物遇境,不起一念,是平常心;或谓虽举
  念动情,而不住诸相,是平常心。
  圆护的无念说,并非不要念头,而是说真正体悟了真如佛性,就会在日常生活之中随缘应物,任运处世,而心却无所贪着,这正与明本所重视的平常心是一致的。
  五、结论
  综上所述,元代由于国家加强了对云南的统治,客观上促进了云南佛教与内地的沟通与联系。由于云南求法禅僧的努力,使云南的汉传禅宗真正成为整个中国禅宗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明本禅师的嗣法弟子于云南传播临济禅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临济宗是宋元以后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其法系通过玄鉴等人及其弟子传承下来。据《玄鉴行业记》记载,玄鉴的嗣法弟子有宗屿、镜中、涌海、智福、道元、山月和戒融七人。《曹溪一滴》甚至说玄鉴“门弟子数百”,可见其影响之广。其次,玄鉴等人所传的禅教一致思想和看话禅等禅法,奠定了云南禅宗的基础,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清时期的云南禅宗,基本上延续了元代禅宗的禅法特质。总之,元代云南禅宗的兴盛是与内地的禅宗分不开的,特别是与明本一系的江南禅宗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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