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才有生日的父亲

父亲在四十岁时才确定生日。那时乡村人柜子里都要有户口薄。户口薄一下子让许多原本被遗忘的东西又清晰起来。比如出生年月,甚至姓名,这可是和二十四节气毫不相干的。

二叔和四叔已争得面红过耳,他们都在“月”前面的“——”上填了“六”,又在“日”前面的“——”上填了“十八”,并说这是奶奶亲口告诉自己的。这时父亲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才是六月十八生的呢。”

这官司只得告到奶奶那儿。奶奶搔搔头,“阿文是这个日子生的,另外几个人的我忘了。”奶奶总共生了五男二女,父亲是长子。她终日与庄稼周旋,孩子生日的事连农务的缝隙都挤不进去,难怪她会不记得。

不久奶奶去世了。这事便成了一桩悬案。爷爷少言寡语,春种夏耕秋收冬藏之外,就再想不到别的。大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问问爷爷。

待小叔成家时,爷爷已六十多岁了,只得放手农活儿,后来连地边也不能遛了。那日不知是什么扯起了关于生日的话头儿,爷爷很肯定地对我说:“你爸是六月二十四生的,那天我用独角公牛换了齐老兴的玉石眼儿马。”

这一天看来就很确切了。

这一年父亲正值不惑。

以后父亲接过祖父的锄头,开始为我们姐弟四个劳碌。日日铲出一个太阳,再种进一个太阳。

同父辈相比,我们幸运得多了。父亲以认真的态度侍弄庄稼,父亲以更认真的态度时刻关注我们的成长。他习惯于让儿女们从他的行动中悟到什么,而不去说教。每次我们做错事,怀着一种羞愧或恐惧的心情时,总能遇到父亲宽容的微笑。

高考时,我因为身体的变故,情绪沮丧,全没了考下去的勇气。父亲恰在此时,从四十里外骑车赶来,他安慰我:“还有三门课,那就是说至少还有一半希望,磨了一年的刀枪,全为的是今天,咬咬牙挺下来吧!”

这次考试成绩,居然把我送进了一所大学。

父亲常把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体验、感悟借助一种极为朴素的形式指给我们。就在我们六口之家辗转于贫困线上的时候,父亲时不时送到我们眼前一只火蝈蝈、一只花尾鸟或一只漂亮的用一种虫子的房子做的口哨……此时想来,父亲顶着烈日在路边的蒿草里搜寻蝈蝈;在密匝匝的柳条丛里追赶鸟儿;爬上高高的杨树,逼近那虫子的家……这对于总在农事中颠扑的父亲来说,是怎样的难能可贵与用心良苦,自然界的美妙与生活的曙光,全在父亲浓眉的闪动之间了。

一位朋友找我办事,而父亲正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找到父亲时,他正与人打扑克,见我来,他丢下牌就跟我们走了。

那一回是父亲近二十年第一次摸扑克;姐姐又在给父亲洗衣服时,发现了他在兜底儿的两张没来得使用的游戏券。

父亲瘦弱的腿,一刻不停地朝他心里的目标迈动,忽略了一切他认为与此不太相干的东西,包括激增的年龄和流转的时光。

有一次从家中返校,父亲告诉我在车站等他。我在那儿东走,西看看,偶一抬头,父亲正在反光镜里飞奔,手上举着他刚领到的钱,“怕你误车,就快走几步。”

这虽是个露天站,可车也不少。我顶多就是误一班车吧。

现在,连最小的弟弟也做了父亲,而我们的父亲早已是苍苍白发了。

此刻,我们姐弟几个从四处流淌到父亲的身边,以一张张成熟的、幸福的面孔,表达那份久有的感怀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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