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发源于湘桂交界的黄沙岭南麓，是西江的主干支流之一。古称封水，有两个源头，一是富江，源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的麦岭镇，流经富阳、钟山、西湾后称为临水；二是桂岭河，源于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向南流经开山、桂岭、大宁、黄洞，至贺街东南与临水相汇。两河交汇后称贺江，自北而南流经八步区的信都、铺门和封开县的南丰、大玉口、都平、大洲等地，在封开县城注入西江，全长433公里。它缺少势不可挡、巨浪滔天的英姿，却拥有母性的柔情，坚忍不拔，百折不回，蹒跚流淌，犹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万年不息。

秀美的贺江风光

　　别瞧不起这小小的贺江，它可是当年封建王朝平定岭南、沟通南北、弘扬文化的“海陆丝绸之路”和“安南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西边的富江、临水河道，“可通巨舰”，连接湘、贺；东边的桂岭河道，虽然“水浅滩高，仅容小舠”，但紧扣湘、粤、桂三省，亦为古代的重要通衢。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于公元前219年派遣50万大军兵分五路进攻岭南，开辟了贺江通道。此后，历代王朝对岭南用兵，包括汉武帝讨伐吕嘉之乱，光武帝平定“二征”起事，唐李靖平定临贺，宋岳飞战曹成、狄青南征侬智高等，都充分利用这一水道。而且，贺江良好的水运条件，还是岭南贡品、海外商品和中原出口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近几十年在封开、贺州、钟山、富川等县（市）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汉、唐及其以前的文物，封开县和贺州市博物馆各自藏有文物一万多件，均以两汉为最多。从这一点可以推断，秦汉至唐初近千年时间里，贺江是沟通岭南与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是南方“海陆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中原的经济文化由此向东南亚等海外国家传播。

　　回想当年，十万秦军浩浩荡荡，沿着贺江南进，地广人稀的西瓯部落居地，迅速成为秦的领地，郡县兴，部落亡。南越割据，汉武英明，沿着贺水，一统江山，成为中原王朝永不分离的疆土。此后，商贸往来，人员流动，文化传播，贺江已经成为维护祖国统一、交流南北文化、巩固岭南统治的重要军事、经济通道。

清幽江水系古城

　　既然贺江是古代中原沟通岭南的重要通道，维持其畅通必然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举措。所以，历代王朝都在要冲之地修筑城池，派重兵防守，确保对这一通道的有效控制。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即在贺江河岸密集设置广信、封阳、临贺、富川四县，如果加上北部近邻的谢沐、冯乘，东翼的端溪、高要，西翼的猛陵、荔浦，有十县之多。而且，县治的规模十分庞大，在广西境内少有。封阳古城，城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80米，残城墙高约4米、厚10米；临贺古城，城址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50米，残城墙高约1.5米、厚3~4米；在贺江与珠江汇合处，还有今属广东的封川古城。三城均处于流域的小盆地内，水运交通十分便利，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交通考察，其布局都比较合理。由中原南来的人员、物资，逆潇水而上，转陆路通过萌渚岭、进入贺江，然后即可南下苍梧，东趋番禺、出大海；西通云、贵，南达交趾，纵横整个珠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因而直到唐初，这里都是岭南设置郡县最密集的地方。

　　行政机构的设置，伴随而来的有官吏、士兵以及随从人员和家属，无形中带来了大量定居的人口。同时，由于南岭隔阻，无论是秦末还是汉末等多次农民反叛，魏晋南北朝的中原战乱，贺江流域都免于蹂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以良好的治安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吸引着北方移民。由此，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随着人口的迁移首先在贺江流域使用并逐步推广。1982年3月，在贺江东岸发掘两座三国时期吴国的平民墓葬，共出土遗物79件，其中锄、镰、刀、削、锯、凿等铁器有19件；莲塘镇的汉墓中还出土有使用牛耕的铁铧。这是农业发展的最好例证。因为有城池、有官吏、有驻军，自然增加了人口数量，人要吃饭、穿衣，自然离不开农业生产。但城池又不直接生产粮食，只能依靠其他地方供给。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运输能力有限，不可能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的情况下，开垦土地，发展当地农业生产以保障供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县城实际上还是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区域中心，成为开垦土地、进行农业开发、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生产工具的据点。通过它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整个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所以，汉唐以来，贺江河道上始终保持着几个郡、县治所，自北而南，富川、钟山、建兴、临贺、封阳（信都）、广信等依次排列，是河道与古城相互依存的典型区域。

河流孕育新文化

　　在通讯落后、出版困难、消息闭塞、交通隔阻的古代，实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就是人口迁移。贺江承担着南北文化交流的重任，虽然我们难以看到昔日的繁荣景象，但考古发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1991年7月出土的国家一级甲等文物战国时代的“麒麟尊”，1976年出土的南越侯王“左夫人金印”，还有数量较多的汉代五铢钱、三国的水泉五铢钱、布泉钱等古币及其他文物。

　　更有特色的是，贺江还孕育了岭南最早的能与中原PK的文化先驱。汉代，先是苍梧广信人陈钦，“举茂才为五经博士，钦治左氏春秋……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在今、古文经的争辩中，“惟钦议与歆合。《三辅决录》谓左氏远在苍梧，盖指钦也”。接着是陈钦的儿子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与郑众同传费氏易学。建武初举孝廉，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如果没有贺江通衢，没有南北文化交流，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悠悠岁月，时光如流。唐御史毛衷的后裔、居住于贺江源头秀水村的毛自知，成为宋宁宗赵扩开禧乙丑岁乙丑科状元。此后，这里的毛氏子弟在科场上独占魁首，1100多年间出了25名进士、27名举人和难于计数的秀才。贺江的另一重要源头桂岭河之桂岭镇，晴天霹雳，在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的桂岭县署中，诞生了宋代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其别号“濂溪先生”，扬名天下，理学思想与日月争辉。数百年后，在这偏僻河源，白石村龙潭之水，仙女沐浴，蕙兰幽香，排瑶土司李福贵之妻黄氏，梦得六甲，十月怀胎，产下一女，取名李唐妹。李唐妹12岁时，被官军掳获进宫；16岁时被皇上所“幸”，17岁生下孝宗。虽然20出头即被迫吞金自尽，但留下了龙种，成为广西历史上、也是瑶族有史以来仅有的一位皇太后——孝穆皇太后。

秀水状元村状元楼

　　贺江之水，流淌不息，流出几多史迹、几多辉煌。时至今日，沿江河畔，依稀可见昔日情长。自北而南，先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福溪百柱庙，这是当地先民为纪念唐末楚王马殷剿灭黄沙岭匪患而建的庙宇。百柱庙于明永乐年间开始扩建，历时80年落成，由120根大木吊柱、直柱相互支撑，经多次重修，目前保存较为完好。今天我们看到的，既有宋代建筑的特色，又有清代工艺的神采；既是瑶族群众主动修筑的纪念汉族官吏的庙宇，又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全部采用月梁、穿斗、托峰、扶手、榫枋建造而成的大庙宇。接着是以“回澜、青龙”为代表的瑶族风雨桥，它们都是石砌、券孔、砖墙、木结构，以石券桥、桥亭、阁楼三部分组合而成，并配上各种彩墨绘画和艺术造型，成为集我国北方石券桥、南方的亭、阁以及本地的廊桥于一物的结合体，成为瑶族地区特有的石券廊桥。三是广西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古明城，依然耸立在富江（贺江上游）之滨，与瑞光塔遥相呼应。四是临贺古城，自汉武帝元鼎六年（会前111年）设置临贺县以来，作为州、府、郡、县的治所，已经走过了2100多年的历史，人文积淀厚重。古城墙、古码头、石板街、桂花井、宗祠、书院、文庙、会馆、文笔塔等等都有相当规模。特别是耸立江中的“玉印晓岚”浮山，古树葱郁，古藤缠绕，陈王庙里香火旺；“中流砥柱、总理遗嘱”之类的韵意石刻，与日月争辉，催人奋进。浮山歌墟，曾经歌手云集，牵动湘粤桂边区的无数信众。封阳石城、贺江之滨的千年凤尾草，至今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众多文人史迹，难以一一叙说，只留作深深的追忆……

族群流聚成“宝藏”

　　曾经的辉煌令人舒畅，斗转星移，花开花落，中心变迁，繁华的贺江渐渐成为三省交接的边缘，也曾令人忧伤。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由于岭南经济、政治中心的转移，贺江的发展逐步走向衰落，其根源在于唐政府对过岭通道的整修。先是张九龄主持、整修大庾岭路，使之成为“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的坦途；接着，李渤、鱼孟威等重修灵渠，“以石铧为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十八重，乃通巨舟”，使之成为中原进入广西最重要的通道。此后，贺江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大幅度下降，逐渐成为国家控制的边缘地带。

临贺古城粤东会馆遗址

　　唐宋以后，贺江重新成为瑶、壮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伴随政治、经济中心的东迁、西移，当地“汉化”的越族和南迁汉人，随之搬迁。宋代，除交通沿线的主要关隘、城镇外，大多数成为新到移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因而酿造了明初瑶民“盘大孝起义”。从侧面反映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已经发生变化，“民三瑶七”成为不必争辩的事实。政府控制减弱，交通条件便利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批流民，最终成为多族群的汇聚之地，成为多元文化的杂合之区。

　　今天，走进贺州大地，很容易感受到被贺江吸引而来的众多族群。从文化特征看，至少有20余个。包括较早居民（本地人、保庆人、民家人、董家人、百姓人等）、客家人（长乐、河婆、河源等）、都人（七都、八都、九都）、广府人、阳山人、船家、铺门人、梧州人、湖南人、江西人、壮族人（生壮、熟壮）、瑶族人（平地瑶、盘瑶、土瑶、排瑶、尖头瑶、平头瑶等）。无论是世居还是迁移族群，都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拥有独特的方言，是一个难得的天然“语言宝库”；同时，这些族群还保存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居、服饰、婚俗、音乐、乐器、舞蹈、戏剧、庆典、民俗、医药、民间技艺、瑶族的度戒、信歌、壮族的歌圩、麒麟白马舞、围屋巫技、九都八音等。各族群相互融合，彼此借鉴，和谐相处，是研究族群关系的最好田野调查之地。

　　当漫步圩镇、街头，常常能听到一人能说三、五种方言，有的甚至能说九种方言，无形中展示着族群交往、交流的漫长、复杂和多元。如果欣赏瑶锦、刺绣，你会发现数十种图案的神秘与相互交融，编织者虽说不出含义，但却是多元文化交织的产物。寺庙中的神像，许多是鬼、神合一，佛道合一；做法事的师公，常常是道、佛、巫合一，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分穿不同的“法”服而已，所诵经文，往往用外来语言，而非本土习俗……

　　流淌的贺江，千百年来用同样的语言叙说着历史的变迁与人们的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