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谈一段时间以来令我最关注的问题：

　　——生的文化强于死的恐惧

　　——热爱生命战胜现世种种破坏力

　　因为我深信：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第一部分我会谈及现今我们面临的威胁，第二部分论及宜居世界的诸方面和爱的生命力。

现今对覆灭的恐惧

　　如今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并不是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本是亘古不变的，而是因为人们已经不再热爱、肯定和接受生命了。二战后，阿尔波特.加缪曾写道，“令人费解的是：在欧洲，人们不再热爱生命。”但凡经历过惨绝人寰的战争的人都明白他所指何意。一旦人们不再热爱生命，将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生命也会渐渐消陨。

　　如今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死亡宗教：“你们的年轻人热爱生命”，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说，“我们的年轻人热爱死亡”。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大屠杀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信里夹着这样的信息：“你们热爱生活，我们热爱死亡”。似乎这是自杀杀手的现代恐怖意识形态。大概60年前，我们欧洲就存在这种意识形态，西班牙内战中一法西斯老将这么喊道：死亡万岁！你不能威慑自杀杀手，他对死亡没有丝毫畏惧，也不再热爱生命，只想和他的被害人同归于尽。

　　恐怖分子的外表下掩藏着更深重的危险：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和平及不扩散条约都有自不待言的前提：生存的愿望，双方都有活下去的愿望。如果一方不想活下来，只情愿死去，如果以他的死能毁灭整个“罪恶的”或“邪恶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如果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醉心于“死亡宗教”，因被逼上绝路已放弃所有希望而成为世界其他人眼中的集体自杀杀手，那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只有当所有相关方有生的愿望并想活下去，威慑才起作用。

　　这种被当做陈旧的、罪恶或邪恶的毁灭世界的想法给人的诱惑可能会演变成全世界人同归于尽的愿望。如果一个人能毁灭整个世界，他将不惜牺牲自己似乎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生命。预示世界末日的“死亡宗教”是泯灭生的愿望、令人无法热爱生命、肯定生命的真正元凶。

　　如今各国常规生活中的政治变革还有一个潜伏得更久的威胁：核威胁。1945年8月投到广岛的第一颗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全人类进入世界末期。末期指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社会有可能在任何一刻终结。大型核战争之后的“核冬天”无人能存活。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期间，人类就处于这种严重核战争的边缘。确实，1990年“冷战”结束后，大型的原子战就不大可能了，我们处于相对和平中。然而大国包括一些较小的国家的弹药库里还储存着那么多原子弹和氢弹，可能导致人类的自歼自灭。“开枪的人，随即死亡”。四十多年来这是所谓的“肯定的共灭”。大多数人已经忘却了核威胁，直到去年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重温旧梦——“没有原子弹的世界”并同俄罗斯展开新的裁军谈判。陡然间，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突然再次意识到笼罩着各国的乌云般的厄运。足以为奇的是，我们都觉得核威胁公然存在，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所谓的“核麻木”。我们压抑住焦虑，努力不去想这威胁，生活着，仿佛危险并不存在，然而潜意识里危险正折磨着我们，摧残我们对生命的热爱。

　　与核威胁不同，气候变化不仅是一种威胁，并且已然成为四处可见的事实。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到、感觉到，并且闻得到。

　　在我们当前全球经济体制下导致的环境破坏将无疑严重威胁21世纪人类的生存。除非我们能干预事物当今的发展模式，现代工业社会已经破坏了地球有机体的平衡并且正逐步导致全盘生态死亡。科学家已证明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已经破坏了大气臭氧层，而由于化肥和各种灭虫剂的使用，土壤已经不再肥沃。种种迹象表明如今全球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我们正经历着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灾，实际上这些灾害并非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南北极的冰正在融化，科学家预测下一个世纪如汉堡这样的海滨城市、如孟加拉国的滨海地区以及很多南海岛屿即将被淹。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面临威胁。

　　生态危机首先是西方科学技术文明带来的危机。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如果认为环境问题只是西方工业国家的问题，这是不对的。相反，生态灾难进一步加剧了第三世界现有的经济社会问题。英迪拉·甘地说得好，“贫穷意味着最严重的污染”。

　　我们明白这一切，但我们无所作为。我们知道要避免最坏的后果需要有所行动，而我们迟迟没采取行动。这样的无所作为可谓“生态麻木”。没有什么比无所作为更能加剧即将发生的灾难。

　　人类能否战胜自己主导的命运并存活下来，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能，也很好。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存活下去，我们不会有什么作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将存活下来，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只有当未来有两种开放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就会被迫为了未来的延续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会延续，我们现今必须有所作为，似乎人类的未来就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同时我们怀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战胜困难并延续下去。

　　人类作为一种族群必须存在吗？或者我们只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如今地球上已经有60亿人口，并且人口数量还将快速增长。地球也可能没有人烟。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前，已经有了地球，也许人类消失后，地球还会存在数百万年。于是就有了最后一个最深层次的问题：

　　人类出现在地球纯属偶然，还是生命进化注定人类必然出现？如果自然界显现出“强大的人择原理”，我们在宇宙中也很自在（斯图亚特·考夫曼）。如果无法证实这一点，宇宙将无法为关于人类存在的问题给出答案。然而我们能怎样热爱生命并肯定人类？如果人类不过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是如此多余，同宇宙没有任何关联，或许就是大自然的错误？是否有如汉斯·约纳斯所谓的“活着的义务”吗？有任何理由热爱生命并肯定人类吗？如果我们找寻不到答案，每种生命文化没有确定的根本性东西，其基础是不牢靠的。

生命文化应是人类同自然界共生的文化

　　我们能不顾原子弹的威胁照常生活吗？我想我们的智慧会逐渐增长，但如何增长？

　　奥巴马总统梦想没有原子武器的世界，这是光荣的梦想，但只是梦想而已。现在人们已经能做的事情，未来人类不可能不会。但凡学过原子分裂方程式的人就绝不会忘记该方程式。自1945年广岛遭原子弹袭击以来，人类已经丧失了“原子无知”。

　　但原子终结期也是各国第一个共同时代，所有国家同舟共济。我们面临同样的威胁，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牺牲品。新形势下，人类必须把自己当做一起存活的主体。1946年建立联合国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国际安全伙伴关系将挽救和平，给予我们生的时间，或许某一天人类跨国组织联盟将能控制住核破坏。依凭科学我们掌握了控制自然的本领，利用智慧我们能驾驭自身的能力。

　　我们获得的第一个教训是：威慑不再能确保和平，只有公正才能维护国与国之间的和平。除了公正的行动及利益的和谐平衡之外，没有其它途径实现世界和平。和平并不意味着消除暴力，而是彰显公正。和平是一个过程，而非财富。和平是在人类的社会和全球关系中减小暴力、构建公正的通常方法。

敬重生命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的生命体系中，如果产生了自然衰竭的危机，那么整个生命体系的危机也将抬头。我们如今所谓的“生态危机”不只是我们的环境危机，也是我们整个生命体系的危机，处理这种危机，不能光靠技术手段，也要求我们生活方式有所改变，以及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及信念有所变更。现代工业社会不像前现代的农耕社会那样，跟地球的周期和节奏已经不再和谐。现代社会已经嵌入人类各项目的进展扩张之中。我们将地球沦为“我们的环境”，破坏了其它生命的生活空间。没有比将自然界沦为人类环境更具破坏性的了。

　　我们不应继续现代社会对自然界的主宰，而应该“敬重生命”，如阿尔伯特·史威泽和道德经教导我们的那样。尊重每一种生命，敬重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共同的生命，敬重所有生命的大团体。后现代的生物中心论将取代西方和现代的人类中心论。当然，我们不能回到宇宙导向的旧的前现代的农耕世界，但我们可以开始实施工业社会必要的生态转变。为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改变时间观念：关于生产进展和垃圾处置的时间线性观念应让位于关于“可再生能源”及“循环经济”的时间循环观念。只有生命的轮回才能为我们进步的世界赋予稳定性。

　　1992联合国组织地球章节指出了这一方向：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每种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值得敬重

　　不论对人类而言有多大价值”

　　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保持自然界的完整，才能生存。

危机中对生命的热爱

　　人不仅是自然界的馈赠，同时人也承担着做人的任务。恐惧时刻接受人性的任务需要强烈的生活勇气。必须昂然反抗恐惧和威胁肯定生命。简言之：必须活着，被热爱的生命、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共同的生命相对于全球覆灭的威胁威力更大。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因素筑成生的勇气：

　　其一，必须肯定人的生命，因为人们也可以否定生命。我们都知道，孩子只能在充满信任的氛围中成长。在拒斥的氛围中孩子在心灵上身体上都会萎蔫不振。只有当孩子被他人接受时他才能接受自己。对孩子而言如此，对人一辈子而言也是这样：当我们被认可，被欣赏，被肯定时，我们才有生活的动力；而一当我们处于遭轻蔑排斥的敌对世界时，我们缩进自身的世界，对人防不胜防。我们需要有强大的生命肯定感以应对对生命的否定。每一次对生命的肯定都要强于对生命的否定，因为肯定能创造出新东西，而否定却不能。

　　其二，人的一生是参与和分享的一生。我们想人所想，就变得有了生机，我们同他人分享生活，我们就一直充满生机。只要我们对生活抱有兴趣，我们就有活力。也很容易找到反例：漠视导致无情。完全无情就是过无味的生活，躯壳死去之前，灵魂已经枯萎了。

　　其三，人活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从一降生人就在奋斗中并从中获取活力。自从美国独立宣言颁布以来，追求快乐就是一项基本人权。追求幸福不只是私人权利，也是公共的人权。我们所说的“好生活”或“有意义的生活”指的是在公众看来在一个良好和谐的社会充分发挥最佳潜力的生活。

　　当我们认真看待“追求幸福”时，如果我们遇到不幸的贫苦大众，我们会对他们的不幸感同身受。因为同情，我们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这样的同情是幸福追求的另一面。我们越有能力追求幸福，我们就越会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就是人类生活的辩证法。

　　末了，我想起荷尔德林在图宾根大学念书时结识的及后来一直的朋友、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名言：在1807年所著的《精神现象》中，关于辩证思考他写的第一句话是：“精神的生活不是那种害怕死亡或者对劫难无动于衷的生活，而是忍受死亡并在死亡中坚守阵地。”

　　真正热心用心的生活是战胜恐惧和威胁的矛盾。每一真正的宗教精神都反映了即便有种种不安全因素仍然对生命、地球及未来大为肯定的一面。这可被称作辩证法的统一及生命大和谐。

　　主旨报告人尤根·莫尔特曼：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哲学家之一，1926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52年获哥根廷大学博士学位，1958年至1994年先后任教于乌伯塔教会大学、波恩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和德国图宾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