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瑞图》

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西方绘画。而在郎世宁来华之前，供奉于清宫的传教士都是业余的画家，他们的绘画水准自然不能令康熙满意。郎世宁从小就学习绘画，水平非常高超，在意大利就有一定的知名度。因而，为了更好地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1715年罗马教皇派遣郎世宁来华。

郎世宁第一次面见康熙时就当场作了几幅画，康熙对此大加赞赏。从此，郎世宁就进入清宫的画室如意馆，成为一名职业画家。郎世宁1766年在北京去世，在中国待了51年，历奉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西美术交流。郎世宁把西洋的绘画方法传入了中国，他是当时清朝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之一。郎世宁绘画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走兽、飞鸟，无所不画，其代表作为《聚瑞图》、《平定西域战图》、《慧贤皇贵妃像》、《嵩献英芝图》、《花鸟图》、《孔雀开屏图》、《犬图》、《百骏图》、《弘历及后妃像》、《乾隆朝服像》、《阿玉锡持矛荡寇图》等。中文文献对郎世宁的绘画水平高度赞赏：“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值……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赵尔巽：《清史稿·郎世宁传》）

《嵩献英芝图》

郎世宁对于中西美术交流的贡献在于把中西绘画风格融为一体，大胆探索西画与中国传统画相结合之路，成功地开创了一种新的绘画风格。郎世宁明白，要想在清宫立足，必须使自己的绘画既符合中国皇帝的口味，同时又不失西方特色。

因而，他对中国的绘画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郎世宁所画的中国画，写实功力扎实，线条流畅，同时又加上西方绘画惯用的层层熏染和明暗对比手法，为中国画坛注入了新的元素。郎世宁绘画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工笔画法与欧洲的三维画法融为一体，这既是他绘画风格的体现，也是他新画风的最大亮点，代表了那个时代中西美术交流的水平。

郎世宁的人物画，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欧洲风格，立体感较强，注意对人物的各个部分进行解剖。但是，在光线的处理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画法。按照欧洲绘画的惯例，欧洲艺术家在画人物时喜欢用明暗对比的手法表现人物的脸在特定的光线照耀之下的明暗表现。而在中国，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画家在绘画时不能画人脸上的阴影。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的国家，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之序，整个国家就是家庭概念的放大。在家里，人们要尊敬长辈；在家族里，人们要尊敬族长；在官府里，人们要尊敬官员；在国家的层面上，人们要尊敬被称为君父的皇帝。如果画长辈时画出脸边的阴影，就会让人以为长辈脸上有瑕疵，依据宗法制的观念来看，这是犯上，是对长辈的不敬，绘画者本人是会受到处罚的。可以说，在中国画人物画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稍有不慎，就会有牢狱之灾。因而，中国的传统画法在画人物画时通常采取的是人脸在正常光线照射下的平面画法。

《八骏图》

显然，对于中国人画人物画的敏感点，郎世宁非常了解，因而他画的人物画非常受中国人特别是皇帝的喜爱。乾隆皇帝就非常欣赏郎世宁给自己画的“御容”肖像画。郎世宁所画的乾隆皇帝“御容”肖像画是一套系列画，包括乾隆皇帝不同形状的肖像画，比如半身像、全身像、散步时、吃饭时、批阅奏章时、接见大臣时、拜见太后时、骑马时等。《乾隆大阅图》所画的就是骑马时的乾隆皇帝：画中的乾隆五官端正，头戴盔甲，身披战袍，骑着高头大马在检阅军队。这幅画非常形象逼真地展示了乾隆的王者气概。

《聚瑞图》是郎世宁1724年为庆祝雍

正皇帝寿诞所画，此画比例适中，造型细腻，素描与明暗手法的巧妙结合使得画中的物体立体感很强。在《聚瑞图》中，郎世宁突破中国画颜色单一的局限，巧妙地运用了多种颜色的搭配，使得《聚瑞图》可观性非常强，也较好地表达了“聚瑞”这一主题。在画中运用多种颜色也是郎世宁绘画的一个特点。

《百骏图》是郎世宁1728年所画的一幅名画，共绘有100匹骏马，故名《百骏图》。画中的骏马姿态各样，站、卧、跪、跑等各种姿势应有尽有，在牧人的指挥下，井然有序，体现了人与马群和谐相处的美好意境。在表现手法上，郎世宁采用了欧洲绘画常用的明暗方法，完美地表现了不同姿态下骏马的解剖结构、立体感和体积感。与中国传统画家用遒劲有力的线条来展现马的轮廓的技法不同，郎世宁则以非常密集的短线描绘马的形状、马的皮毛、马凸起的血管和筋腱，用色泽的深浅来表现马匹的凹凸肌肉。郎世宁的画法非常细腻，突出地展示了骏马的质感。《百骏图》中的骏马，造型准确，比例恰当，立体感很强。

由于深受乾隆皇帝喜爱，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郎世宁创作了众多反映乾隆朝历史事实的作品。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一方面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也为后人研究清朝的历史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图片资料。《乾隆秋猎图》就是郎世宁历史画的代表作。每年秋天，乾隆皇帝都会率领王公大臣、太子嫔妃、八旗官兵到木兰围场打猎。这是自康熙以来清朝的一项政治传统，目的是让满洲人不忘骑射是立国的根本。《乾隆秋猎图》中的乾隆，一身戎装，在众大臣的簇拥下，弯弓搭箭，跃马骑射。

1754年，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及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归降清朝，乾隆皇帝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郎世宁奉命和王致诚、艾启蒙等画家为这些归降的蒙古人画肖像画。同时，郎世宁也画了一些乾隆接见这些蒙古贵族及宴请他们的作品。此后，但凡乾隆接见蒙古人或维吾尔人的首领，都让郎世宁作画。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万树园赐宴图》、《乾隆观马术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阿玉锡持矛荡寇图》、《玛斫阵图》，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的《哈萨克贡马图》等都是郎世宁所画的反映历史事实的名画。

郎世宁对于中西美术交流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自己中西合璧的绘画方法传授给了中国的画家斑达里沙、孙威风、王、葛曙和永泰等人，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深谙郎世宁新画风的人才。郎世宁还把西方的焦点透视画法引进到中国。焦点透视画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绘画的一个新品种。在作画时，画家要综合运用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知识，在平面的世界里表现立体的自然。这种绘画方法中国人闻所未闻，郎世宁则把它传到了中国。年羹尧的弟弟年希尧是第一个跟随郎世宁学习焦点透视画的中国人。后来，年希尧出版了《视学》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洋焦点透视画法的书，对于推动中国绘画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该书的前言中，年希尧特意交代此书是在郎世宁的指导下完成的。

1724年雍正皇帝开始大规模建设圆明园。对于郎世宁的绘画才能，雍正皇帝非常欣赏，因而他让郎世宁住在圆明园内，专门画一些与圆明园建筑风格相匹配的作品。郎世宁所画的作品，既有纯粹欧洲风味的，也有中西合璧的。此外，还有在平面上展示立体效果的焦点透视画。

出于传教的目的，郎世宁也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画家身份与清朝的王公大臣交往。郎世宁与李光地、熊赐履、年羹尧、李卫、刘统勋、和、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允礼、慎郡王允禧等人过从甚密。郎世宁经常为他们画画，其中一些作品现在仍然可以见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果亲王允礼像》、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八骏图》、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马图》、山西博物馆收藏的《松鹤图》等。郎世宁经常为清朝的王公大臣作画，说明了西洋风在上层的流行。

从康熙皇帝以来，中国对西方传教士传教均持禁止的态度。到乾隆皇帝时期，禁教之风日严。地方官经常找各种借口迫害传教士，郎世宁则利用自己画家的身份多次面见乾隆为传教士辩解，拯救了不少传教士。故教会人士赞曰：“是郎世宁片言之力，大胜于千百奏疏也。”

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在北京病逝。乾隆特意下圣旨派遣官员为其料理后事。郎世宁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洋传教士公墓，墓碑上刻着乾隆的谕旨：“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著照戴进贤之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给内务府银叁佰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钦此。”

郎世宁自从来华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意大利。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西美术交流的伟大事业，为中国绘画与国际接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受到后人的尊重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