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人要圆”，“做事要方”

“方圆之道”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艺术，它的基本含义是“做人要圆”，“做事要方”，把“方”与“圆”有机地结合起来，方可达到圆融的理想人生境界。

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无非是“做人”与“做事”两件事。做事难，做人更难。如何才能做好这两件事呢？从古至今，都是中外哲学家思考和探讨的永恒的人生问题。

所谓“做事要方”，是说做事一定要遵循规则或规矩，切不可随意胡作非为。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求人做事既不能违法，也不能缺德，切不可逾越“法律”与“道德”雷池一步。每一种社会职业虽有自己的特定行规，但是“诚信”则是商道的基本法则。遵之，一诺千金，为商必成功；违之，行欺诈，失信于人，为商必失败。“廉洁”是做官的基本原则，要求做官者不能以权谋私。遵之，即是清官；违之，即是贪官。“求是（追求真理）”是学者的基本要求，不能弄虚作假。遵之，积薄成厚，必有成就；违之，沽名钓誉，必成笑柄。

“做事要方”虽好，但是也要“通人性”、“合人情”，根据具体情况，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人情味，努力做到方中有圆，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据《后汉书·吴佑传》记载：“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安丘官员追至胶东将其抓捕归案。如何法办呢？汉代胶东侯相吴佑认为，从孝道角度，“子母见辱，人情所耻”，杀人是可以理解的，“刑若不忍”。但是“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必须按国法处以死刑。在“法”与“情”的两难之中，吴佑在死刑执行上，采取了一种为毋丘长“留后”的灵活方法。吴佑问毋丘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于是，允其将妻子带至监狱，“解其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这就使“法”与“情”结合起来，达到了圆通人生境界。

在治军和治国中，政治家和军事将帅既要刚正不阿，坚持原则，又要随机应变，灵活圆通，情圆理方，切不可让原则捆住自己，失去民心，招致失败。古人说：“圆若用智，惟圆善转。”道理就在于此。

前秦皇帝苻坚的得力大臣王猛在潞州与前燕太傅慕容评对峙。王猛派大将徐成去探查燕军虚实，令他中午回报，而徐成却在黄昏时才返回，王猛按照军纪要斩徐成。邓羌为徐成求情说：“敌众我寡，明晨即要打仗，最好是宽恕了他。”王猛坚持说：“如果不斩徐成，军法威严难以树立。”邓羌回答说：“徐成违期该斩，但我愿与他一起拼死作战，以求赎罪。”在邓羌的劝说与威迫下，王猛才赦免了徐成。结果，邓羌与徐成奋战杀敌，大败燕军，以报主帅。王猛只讲军法而不讲人情，是一种理方而情不圆的做法，违背了道家的“大方无隅”的管理原则，是难以赢得部下人心的。而邓羌按照“理方情圆”的管理之道，明知徐成违期该斩，但面对当前的敌我情况，要想战胜燕军，就必须在承认徐成违期该斩的前提下，又要请求宽恕，这是讲人情。这是“理方情圆”管理之道的一次成功运用。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坚持以武力统一中国，灭掉南方各国，这是政治原则，不能动摇。一旦南方诸国被灭之后，如何对待这些“孤身远客”呢？是杀掉他们还是厚待他们？赵匡胤按照“理方情圆”的管理之道，不但对降王赐官封侯，而且对他们的家属也百般关照。如西蜀被灭后，宋太祖拜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秦国公，死后，追封他为楚王。孟昶母亲初到开封时，赵匡胤即称她为国母，并表示马上让她返回蜀地。孟母奏道：“妾身并非思蜀，原先本是太原人氏。傥得归老家并州，乃妾身所愿。”宋太祖说：“如此，待朕取得太原，便送国母归去。”从宋太祖厚待降王的历史事实中，说明管理者在待人接物上，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富有人情味，方可赢得下属的真心爱戴与拥护。这就是道家讲的“大方无隅，大直若屈”的精义所在。

所谓“做人要圆”，是一种宽容、忍让、圆通、融通的人生大智慧，决非是世俗小人的圆滑世故、八面讨好、左右逢源的丑恶心态。在做人上，既要求不要随波逐流，随风飘荡，也要求不要咄咄逼人，强加于人。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既有貌似糊涂的智慧，也有形如疯傻的清醒，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这是人要追求的压力最小、张力最大、可塑性最强的人生境界。

“做人要圆”，有时会有牺牲，甚至要承受来自社会和亲朋好友的各种屈辱、误解、怨恨和伤害。这时，要学会“忍”，要相信“日久见人心”，最终会得到人们的认可。

“做人要圆”，不仅要求努力做到宽容、忍让，而且切忌以小肚鸡肠嫉妒他人。英国哲学家斯宾诺莎指出：“嫉妒是一种仇恨，这种仇恨使自己对他人的幸福感到痛苦，对他人的灾难感到快乐。”巴尔扎克也指出：“嫉妒者受到的痛苦比任何人遭受的痛苦更大，自己的不幸和别人的幸福都使他痛苦万分。嫉妒心强的人，往往以恨人开始，以害己而告终。”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种不健康的嫉妒心理呢？古人云：“境由心造。”要克服自己的嫉妒心，不仅要超越自我，容得下他人的优点和成功，还必须有自知之明，学会正确评价自己。克服一份虚荣心，就会少一份嫉妒心。有一武士向禅师请教天堂与地狱。禅师对他说：“你虽是一个武士，但没有人会重用你，因为你丑而且笨。”武士大怒，拔出宝剑就要砍杀禅师。禅师微丝不动，细声地对他说：“地狱之门由此打开。”于是，武士弃刀于地，向禅师道歉。这时，禅师微微一笑，说道：“天堂之门由此打开。”可见，天堂、地狱由心造，是天堂还是地狱，只是一念之差。天堂和地狱就在现实生活之中，就在你的心灵之中。

有一位漂亮的好莱坞女演员，因失恋而产生的怨恨和报复心理，使她的面孔多皱，她去找一位化妆师为自己美容。这位化妆师诚恳地劝她说：“你如果不消除心中的仇和恨，我敢说全世界任何一个美容师也无法美化你的容貌。”

“做人要圆”，要求学会与善于赞美他人。在人际交往中，只要是发自内心地多使用赞美语，就能搭起沟通的桥梁，彼此沟通如沐春风，就会得到人间最珍贵的友谊。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的根源有一股被人肯定、称赞的强烈愿望，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大不同点。一般说来，无论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都喜欢听好话，特别是那些自卑感很强、被压抑的小人物，更喜欢受到别人的赞美，这是人之常情。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如一株睡莲，或许一生沉睡着，根本开不了花；又如孔雀开屏，也许一生开不了屏。他们虽然有无限的潜力可以挖掘，但是需要一个引爆点。赞美就是挖掘他们无限潜力的最好引爆点。俗话说：“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只要从赞美他人开始，学会以幽默的语言“顺情说好话”，必能打动他人，开启他人的心扉，激活他们的活力，使他们开花、开屏，真可谓功德无量。这是“做人要圆”的秘诀，也是成功的管理之道。

从哲学上看，“做人要圆”，就是要走出“二分法”的思维困境，学会以“二合一”的思维程式思考问题，努力在矛盾的对立中寻找出二者的平衡点，以达到圆通的人生境界。在人际关系中，“二合一”者从不向别人追问对某人某事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样非此即彼的问题；一旦被人问起对某人某事是赞成还是反对时，他们也多不会直接表示其中之一，而多是兼顾赞成与反对而加以包容双方。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态度明确固然好，但有时态度模糊或许更好。

宋代苏东坡和秦少游在饭馆吃饭，一名满身虱子的乞丐前来乞讨。苏东坡认为满身虱子是从乞丐身上的污垢出来的，而秦少游则反驳说：虱子是从身上棉絮中出来的。各执己见，争执不下。于是，二人决定请佛印禅师当评判，谁输了谁请客。佛印禅师在评判的那天，按照佛教的“随缘”说，不慌不忙地说：“虱子的头是从污垢出来的，而虱子的脚却是从棉絮中出来的。所以，你们两位都输了，应该请我吃酒。”两人无话可说，哭笑不得。接着，佛印禅师又说：大多数人认为“我”是“我”，“物”是“物”，二者是对立的。在我看来，二者又是一体的，是完全可以调和的。比如一棵树，既接受空气，同时也接受水分和阳光，其生命才能达到统一的圆通境界。不管虱子是从污垢出来的还是从棉絮中出来的，只要把“我”与“物”之间的对立统一起来，就能达到圆通境界。“随缘”是一种心态，承认对立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从“二分”的对立中找出“二合一”的互补。这就是所谓的“随缘”。

“做人要圆”，就是要学会自我宽心，自己找乐。弗洛姆指出：“贪婪是一种会给人带来无限痛苦的地狱，它耗尽了人力图满足其需求的精力，可并没有给人带来满足。”为贪婪之欲所累，就永远不会给人带来满足与快乐。人生大多痛苦与烦恼都是自己找的。有一位老太婆，晴天忧愁，雨天也忧愁。因为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卖雨伞，二女儿卖冰棍。晴天怕大女儿不赚钱，雨天忧二女儿不赚钱。有位智者劝老太婆不必忧愁，换个思维方式，就可变忧愁为快乐。晴天因为二女儿卖冰棍生意好而高兴，雨天因为大女儿卖雨伞卖得好而高兴。人生的喜和忧都是“外物”带给你的两种心态。只要你不钻牛角尖，认死理，善于转移“痛点”，找到“乐点”，就可以构建圆通而快乐的人生境界。

二、“内方外圆”的圆通境界

“方圆之道”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艺术，同时也是人要追求的一种“内方外圆”的圆通境界。

水无常形。水能根据客观环境的差异性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态，以适应不同的客观环境，如水在杯里即为杯形，在盘中即为盘形，在葫芦里即为葫芦形，等等。中国古代铜钱是内方外圆，古代建筑的础石也多半是“内方外圆”，这是中国人对“内方外圆”人生境界的形象说明。因此，要求为人处事应像水和铜钱那样“内方外圆”，在不同的客观环境里，应力求做到“随俗方圆”，以达到方圆有致的圆通人生境界。

中国人信奉“做人要圆，做事要方”的人生哲学。“方”是做人要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有自己的主见和原则，既不为权势和金钱所诱惑，也不为别人压力所左右。“圆”是圆融世故，融通老成。做事要求讲究技巧，不是呆板、教条、认死理，而是以不变应万变，“方”中求“圆”，使自己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但是，它又不是小人的奸滑世故，八面玲珑。“方”是做人的脊梁，“圆”是处事的锦囊。如果只“方”而不“圆”，或者只“圆”而不“方”，都必将会碰得头破血流，众叛亲离，一事无成，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放眼古今中外，某些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命途多舛，从处世之道上，就是只“方”不“圆”所致；唐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清代富可敌国的和珅，虽然奸滑世故，八面玲珑，作威作福，风光一时，但最终还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从做人之道上说，就是只“圆”而不“方”。

所以，只有善于把“方”与“圆”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方圆有致的圆通境界，才是人生成功的真谛。不管是商界巨富还是官场首脑，不管是世外高人还是潇洒文人，其中不乏精通“方圆之道”人生艺术的高手。中国历史上不少志士仁人用自己的行动演绎了这一人生真谛。陶渊明既不为五斗米折腰，也能在田园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李白不会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是浪迹江湖，建构自己的诗意人生。现代中国最能精通“方圆之道”这门人生艺术的恐怕要数周恩来总理，他那真诚的笑容，细腻的肢体语言，打动了一个又一个外国元首；他那刚毅的眼神，坚定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传递出中国人的声音，赢得了世界的赞叹。有人赞誉他是岿然不动的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温柔和美丽，藏在水下的是刚强与自信。周恩来总理以他一生的言行，最好地诠释了“方圆之道”的人生真谛。

深谙“方圆之道”的人，是大智慧与大容忍完美结合的人。他们在面临危机和身处逆境时，皆能做到处变不惊，临危不惧，转危为安，以成大事。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在危难之中，采取藏巧于拙，假装糊涂，全身而退，较之那种有勇无谋的无谓牺牲要高明得多。比如，穷凶极恶的盗贼持刀窜入家里抢劫时，如果你只是嫉恶如仇，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与之格斗，就可能有丧命的危险。如果你能委曲求全，以圆滑的态度、“诚实”的语言骗得盗贼信任，唤起他对您的怜悯之心，使之不加害于自己，为战胜盗贼赢得时间和条件，在其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逃脱报案或径直击败罪犯，这才是“方圆之道”人生艺术的成功运用。

在中国历史上，刘备是一位精通“方圆之道”的高手。《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刘备落难时曾投靠曹操，以韬晦之计栖身于许都。为防曹操谋害自己，就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此迷惑曹操，放松他对自己的注视。曹操诡诈多端，有一天请刘备进府饮酒，议论谁是当世英雄。刘备认为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张绣、张鲁等人是当世英雄，均被曹操一一否定。在曹操看来，只有“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方是英雄。刘备问道：“谁人当之？”曹操答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刘备被曹操点破是英雄后，竟吓得把筷子掉在了地下，恰好当时大雨将至，雷声大作。曹操问刘备：为什么把筷子掉在地下呢？此时，刘备以冷静的头脑、从容不迫地拾起筷子，答道：“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说：“雷乃天地阴阳击搏之声，何以惊怕？”刘备回答说：“我从小害怕雷声，一听见雷声只恨无处躲藏。”于是，曹操哈哈大笑。刘备就这样巧妙地将自己的惶乱之举掩饰过去。从此曹操认为刘备胸无大志，成不了什么大器，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放松了对刘备的警惕，刘备才能如愿以偿地逃脱虎狼之地，终成三国鼎立之势。

俗话说：“鹰立似睡，虎行似病。”魏国司马懿也是一位足智多谋、精通“方圆之道”的高手。三国后期，他老谋深算，将自己佯装成要死的人，瞒过了大将军曹爽，保护自己，等待时机。待时机成熟后，司马懿一举夺得了曹氏政权。

不管是刘备还是司马懿，都是在进退出处之道上，成功地运用了“方圆之道”的历史人物。

台湾寿险公会理事长林文英先生信奉道家的“方圆之道”，主张“做人退一步，做事进一步”，坚持“尖、方、圆”的做人做事原则。要求做事要积极，纵使面对困难障碍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发挥“尖”的精神，勇往直前，像锥子般钻透过去，克服困境，取得绩效；做事和做人都要有原则，发挥“方”的精神，有所坚持，如果在南山人寿犯了天条(如挪用保费、欺骗客户)，不分职级，一律开除；另外，执行公开、公平、透明的考核机制，无论是谁只要达到要求标准，就可以直接晋升；做人要求发挥“圆”的精神，在和谐的原则下，与别人相处，尽量求得圆满，即使自己情绪不佳，也要容忍，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修养，努力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

综上所述，“方”是“内圣”之道，是自我修养，是人的内在素质，是所谓“诚意、正心、修身”，是做人之本；“圆”是“外王”之道，是人的外在言行，是处世之道，即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简言之，“方”是道德，“圆”是人情；“方”是正直，“圆”是通达；“方”是气度，“圆”是涵养；“方”是进取，“圆”是迂回。“方圆之道”，表现在修身励志、为人处世、进退出处、做事成败、为官治国、治家育人、经商打仗诸方面。

根据 “方圆之道”，人的为人处事大致有四种模式：“内外俱方”者、“内外俱圆”者、“内圆外方”者、“内方外圆”者。“内外俱方”者，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内方外圆”者，是道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内圆外方”者，是“色厉内荏”的伪君子；“内外俱圆”者，是世俗的小人。在现实生活中，同这些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学会在实践中识别其本质，并采取相应的交际之道，是方圆人生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