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创始于印度，经过西域传入中国，如果想发扬光大，使大多数人能够信受奉行，就必须使教义得到广泛的传播，深入群众。可是宣扬教义的佛教经典是用梵文或其他外国语言记录的，为了中国人民能够通晓，就必须翻译成中文。佛典翻译是个非常艰巨的工作。一则佛典是佛所说或者诸菩萨所解说，翻译时必须严肃审慎；二则佛典的数量过大，不是少数人短期间内所能完成；三则两种思想体系、两种语言各有各的传统，各有各的特点，以此译彼很难恰如其分①。

　　在佛典的翻译方面，汉魏以来的许多教内大师（其中有不少是西方来的）耗费了非凡的精力，取得辉煌的成就。这中间也是经过发展变化的：起初是个人译，没有什么组织，渐渐发展为规模广大、组织严密的译场；起初是零篇断简，逐渐发展为译几百卷一部的全经；起初是偏重求达，常常不切原意，逐渐发展为求信，要求毫厘不爽。就这样，由东汉末期到唐朝中期的七百年间，佛典中的经律论三藏，已经有很多很多译成中文了。①慧皎《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责，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须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汉译的佛典是宣扬佛教教义的，基本上是哲学著作。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1）译文创造了独特的风格；（2）佛典中有很多优美的文学作品。

　　一、译文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汉魏时期，一般文人用来表情达意的文字，是后人所称道的秦汉的古文。魏晋以后，散体的古文逐渐趋向于骈俪，语句要求整齐对称，音节要求平仄协调，字面要求秾丽绚烂。不管是古文还是骈体，都是文人习用的中国本土的雅语。

　　外文的佛典翻译为中文，不得不受三方面条件的限制。一方面，外文有外文的词汇、语法上的特点，为了忠实于原文，不能不保留一些异于中文的风格①。另一方面，佛典译为中文，要求多数人能够理解，这就不能不通俗，因而不宜于完全用典雅的古文或藻丽的骈体写。还有一方面，佛教教义是外来的，想取得上层人士的重视，译文就不能过于俚俗，因而又要适当地采用当时雅语的表达方式。这样，佛典翻译就逐渐创造出一种雅俗之间的调和中外的平实简练的特殊风格。

　　下面举几位译经大师的译文为例。

　　1．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听吾说诸法本。”对曰：“唯然。”世尊曰：“若有外道异学有来问者，何谓法本，当答言，欲为诸法本。何谓习，更为习。何为同趣，痛为同趣。何谓致有，念为致有。何谓明道，思惟为明道。何谓第一，三昧为第一。何谓最上，智慧为最上。何谓牢固，解脱为牢固。何谓毕竟，泥洹为毕竟。如是诸比丘，欲为诸法本，更为诸法习，痛为诸法同趣，念为诸法致有，思惟为诸法明道，三昧为诸法第一，智慧为诸法最上，解脱为诸法牢固，泥洹为诸法毕竟。”（支谦译《佛说诸法本经》）

　　2．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阴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弗！色空故，无恼坏相；受空故，无受相；想空故，无知相；行空故，无作相；识空故，无觉相。何以故？舍利弗！非色异空，非空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法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萨依般若波罗蜜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苦恼，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密是大明咒，是无上明咒，是无等等明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鸠摩罗什译《大明咒经》）

　　3．尔时世尊说是颂已，于众会中有无量百千众生，曾误闻法，谬生空解，拨无因果，断灭善根，往诸恶趣，闻说此经，还得正见。即从座起，顶礼佛足，于世尊前，深生惭愧，至诚忏悔，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本在声闻乘中曾种善根，未能成熟声闻乘器；后复遇闻独觉乘法，迷惑不了，便生空见，拨无因果，由是因缘，造身语意无量罪业，往诸恶趣。我等今者于世尊前闻说此经，还得正见，深心惭愧，发露忏悔，不敢复藏，愿悉除灭，从今已往，永不复作，防护当来所有罪障。唯愿世尊哀愍摄受，令我等罪皆悉销灭，于当来世永不更造。唯愿世尊哀愍济拔我等当来恶趣苦报。我等今者还愿受行先所修集声闻乘行，唯愿世尊哀愍教授。”世尊告曰；“善做！善哉！汝等乃能如是惭愧，发露忏悔。于我法中有二种人名无所犯：一者禀性专精，本来不犯；

　　二者犯已惭愧，发露忏悔。此二种人，于我法中名为勇健得清净者。”于是世尊随其所乐，方便为说四圣谛法。（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

　　上面所引三段译文代表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外来气重，以后本土气增加一些。但就是唐代的译文，我们也很容易觉察出来，这是本国文章以外的新风格。它的缺点是不怎么流利，但简练、朴实、通俗，因而使人感到恳切，这就表达方式说是值得注意的。 　　

　　二、佛典译文的文学成就

　　上面说过，佛典是宣扬佛教教义的，基本上是哲学著作。但是同一般的哲学著作相比，佛典有个重要的特点，是含有浓厚的文学成分。以下从四个方面举例说说这种情况。

　　（一）说理

　　例如：

　　1．住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到余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

　　“我有财钱，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即唤木匠而问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语言：“今可为我造楼如彼。”是时木匠即经地垒墼作楼。愚人见其垒墼作舍，犹怀疑惑，不能了知，而问之言：“欲求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无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时人闻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譬如世尊四辈弟子，不能精勤修敬三宝，懒惰懈怠，欲求道果，而作是言：“我今不用余下三果，唯求得彼阿罗汉果。”亦为时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无有异。（求那毗地译《百喻经·三重楼喻》）

　　2．问曰：“檀有何等利益故，菩萨住般若波罗蜜中，檀波罗蜜具足满？”答曰：“檀有种种利益。檀为宝藏，常随逐人。檀为破苦，能与人乐。檀为善御，开示天道。檀为善符，摄诸善人。檀为安隐，临命终时，心不怖畏。檀为慈相，能济一切。檀为集乐，能破苦贼。檀为大将，能伏悭敌。檀为妙果，天人所爱。檀为净道，贤圣所游。檀为积善福德之门。檀为立事聚众之缘。檀为善行受果之种。檀为福业善人之相。檀破贫穷，断三恶道。檀能全获福乐之果。檀为涅槃之初缘，入善人聚中之要法，称誉赞叹之渊府，入众无难之功德，心不悔恨之窟宅，善法道行之根本，种种欢乐之林薮，富贵安隐之福田，得道涅槃之津梁，圣人大士知者之所行，余人俭德寡识之所效。复次，譬如失火之家，黠慧之人明识形势，及火未至，急出财物，舍虽烧尽，财物悉在，更修室宅。好施之人亦复如是，知身危脆，财物无常，修福及时，如火中出物，后世受乐。亦如彼人更修宅业，福庆自慰。愚惑之人但知惜屋，匆匆营救，狂愚失智，不量火势，猛风绝焰，土石为焦，翕响之间，荡然夷灭，屋既不救，财物亦尽，饥寒冻饿，忧苦毕世。悭惜之人亦复如是，不知身命无常，须臾叵保，而更聚敛，守护爱惜，死至无期，忽焉逝没，形与土木同流，财与委物俱弃。亦如愚人，忧苦失计。”（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十一）

　　以上引的两段文章都是阐明道理的。阐明抽象的道理，文字要求谨严、深刻，逻辑性强，这就容易枯燥、板滞，缺少趣味。佛典宣扬佛教教义，同一般的议论文有很大的差别，道理虽然是深奥的，玄远的，却常常写得深入浅出，亲切生动，能够引人入胜。上面引的两段文章，虽然都是用严肃的态度阐明切实重要的道理，却写得文字优美，形象生动。所以能够这样，主要是因为用了文学作品的写作手法。例如两段里都用了比喻，使抽象的道理蕴含在具体的事物之中；比喻里写到人，常常利用描绘，利用对话，显示出音容笑貌；还适当地运用修辞技巧，尤其是选自《大智度论》的一段，述说布施的功德，连续使用排比，读起来显得绚丽、匀称，很有中国辞赋的意味。

　　（二）叙事

　　例如：

　　1．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寝疾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垂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大目犍连：“汝行诣维摩诘问疾。”目犍连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大迦叶：“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须菩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须菩提白佛言：“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摩诃迦旃延：“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阿那律：“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优波离：“汝行诣维摩诘问疾。”优波离白佛言：“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罗喉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罗喉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佛告阿难：“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维摩诘言：‘止，止，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默往，阿难！勿谤如来，莫使异人闻此粗言，无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耻也。外道梵志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时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近佛而谬听耶？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斯法，度脱众生。行矣，阿难！取乳勿惭。’世尊！维摩诘智慧辩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诣彼问疾。”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说其本缘，称述维摩诘所言，皆曰不任诣彼问疾。（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

　　2．佛告阿难：“世间帝王有百千音乐，自转轮圣王乃至第六天上，妓乐音声，展转相胜千亿万倍，第六天上万种乐音，不如无量寿国诸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也。亦有自然万种妓乐。又其乐声无非法音，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其讲堂精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复以真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络，覆盖其上。内外左右有诸浴池，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纵广深浅，皆各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满，清净香洁，味如甘露。黄金池者，底白银沙。白银池者，底黄金沙。水精池者，底瑠璃沙。瑠璃池者，底水精沙。珊瑚池者，底琥珀沙。琥珀池者，底珊瑚沙。砗磲池者，底玛瑙沙。玛瑙池者，底砗磲沙。白玉池者，底紫金沙。紫金池者，底白玉沙。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其池岸上有旃檀树，华叶垂布，香气普熏。天优钵罗华，钵昙摩华，拘牟头华，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彼诸菩萨及声闻众，若入宝池，意欲令水没足，水即没足；欲今至膝，即至于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今至颈，水即至颈：欲令灌身，自然灌身；欲令还复，水辄还复。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净若无形。宝沙映彻，无深不照。微澜回流，转相灌注。安详徐逝，不迟不疾。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随其所应，莫不闻者。（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上）

　　佛典宣扬佛教教义，最常用记事的文体。道理由具体的人解说，就显得切实易解。与一般的记事文相比，佛典叙事有它独特的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形象生动。

　　写人，着重描画他的音容笑貌，写物，着重描画它的形态构造，常常是精雕细琢，以求形象逼真。其二是想象奇妙。佛典最喜欢创造稀奇的境界，也最善于创造稀奇的境界。在这方面，佛典想象力的丰富是惊人的，它自由自在地驰骋，引导读者走入幻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优美的，富丽的，新奇的，而且是富于变化的，在这样的世界里遨游，会感到天外有天。其三是情节曲折。佛典叙事，内容常常是繁衍复沓的，曲折多变的，这样就有情趣，有波澜，故事性强，能够引人入胜。以上这些特点使佛典的叙事文字富于文学意味，如上面引的两段文章就是这样。

　　（三）故事

　　例如：

　　1．昔有婆罗门，其妇少壮，姿容艳美，欲情深重，志存YIN荡。以有姑在，不得遂意，密作奸谋，欲伤害姑。诈为孝养，以惑夫意，朝夕恪勤，供给无乏。其夫欢喜，谓其妇言：“尔今供给，得为孝妇，我母投老，得尔之力。”妇答夫言：“今我世供，资养无几，若得天供，是为愿足。

　　颇有妙法，可生天不？”夫答妇言：“婆罗门法，投岩赴火，五然炙身，得如是事，便得生天。”妇答夫言：“若有是法，姑可生天，受自然供，何必孜孜，受世供养。”作是语已，夫信其言，便于野田作大火坑，多积薪柴，极令然炽。乃于坑上而设大会，扶将老母，招集亲党婆罗门众，尽诣会所，鼓乐弦歌，尽欢竟日。宾客既散，独共母住。夫妇将母，诣火坑所，推母投坑，不顾而走。时火坑中有一小隥，母堕隥上，竟不堕火。母寻出坑，日已逼暗，按来时迹，欲还向家。路经丛林，所在阴黑，畏惧虎狼，罗刹鬼等，攀上卑树，以避所畏。会值贼人，多偷财宝，群党相随，在树下息。老母畏惧，怖不敢动，不能自制，于树上咳。贼闻咳声，谓是恶鬼，舍弃财物，各皆散走。既至天明，老母泰然，无所畏惧，便即下树，选取财宝。香璎珠玑，金钏耳珰，真奇杂物，满负向家。夫妇见母，愕然惊惧，谓是起尸鬼，不敢来近。母即语言：

　　“我死生天，多获财宝。”而语妇言：“香璎珠玑，金钏耳铛，是汝父母姑姨姊妹用来与汝，由吾老弱，不能多负，语汝使来，恣意当与。”妇闻姑语，欣然欢喜，求如姑法，投身火坑，而白夫言：“老姑今者，缘投火坑，得此财宝，由其力弱，不能多负，若我去者，必定多得。”夫如其言，为作火坑。投身燋烂，于即永没。（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十）

　　2．阎浮提中有大国王，名曰尸毗，所都之城号提婆底。地唯沃壤，人多丰乐。统领八万四千小国，后妃彩女其数二万，太子五百，臣佐一万。王蕴慈行，仁恕和平，爱念庶民，犹如赤子。是时三十三天帝释天主，五衰相貌，虑将退堕。彼有近臣毗首天子见是事已，白天主言：“何故尊仪忽有愁色？”帝释谓言：“吾将逝矣！思念世间佛法已灭，诸大菩萨不复出现，我心不知何所归趋。”时毗首天复白天主：“今阎浮提有尸毗王，老固精进，乐求佛道，当往归投，必脱是难。”天帝闻已，审为实不，“若是菩萨，今当试之。”乃遣毗首变为一鸽，“我化作鹰，逐至王所，求彼救护，可验其诚。”毗首白言：

　　“今于菩萨，正应供养，不宜加苦，无以难事而逼恼也。”

　　时天帝释而说偈曰：

　　我本非恶意，如火试真金。

　　以此验菩萨，知为真实不。

　　说是偈已，毗首天子化为一鸽，帝释作鹰，急逐于后，将为搏取。鸽甚惶怖，飞王腋下，求藏避处。鹰立王前，乃作人语：“今此鸽者，是我之食；我甚饥急，愿王见还。”王曰：“吾本誓愿当度一切，鸽来依投，终不与汝。”鹰言：“大王今者爱念一切，若断我食，命亦不济。”王曰：“若与余肉，汝能食不？”鹰言：“唯新血肉，我乃食之。”王自念言：“害一救一，于理不然。唯以我身，可能代彼；其余有命，皆自保存。”即取利刀，自割股肉，持此肉与鹰，贸此鸽命。鹰言：“王为施主，今以身肉代于鸽者，可称令足。”王敕取称，两头施盘，挂钧中央，使其均等。鸽之与肉，各置一处。股肉割尽，鸽身尚低。以至臂胁身肉都无，比其鸽形，轻犹未等。王自举身，欲上称盘，力不相接，失足堕地。闷绝无觉，良久乃稣。以勇猛力，自责其心。……尔时大王作是念已，自强起立，置身盘上，心生喜足，得未曾有。……天帝复言：“王今此身，痛澈骨髓，宁有悔不？”王曰：“弗也。”“我观汝身，其大艰苦，自云无悔，以何表明？”王乃誓言曰：“我从举心，迄至于此，无有少悔，如毛发许。若我所求，决定成佛，真实不虚，得如愿者，令吾肢体即当平复。”作是誓已，顷得如故。诸天世人，赞言希有，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绍德慧询等译《菩萨本生鬘论》卷一）

　　佛典常常利用故事来阐明佛教教义。为了使道理浅近易解，深入人心，讲说的故事常常篇幅比较长，其中有形象生动的人物，有新颖曲折的情节，有奇妙的想象和瑰丽的描写，因而成为有独立价值的文学作品。上面引的两则故事，前者写恶人受恶报，于质朴的叙述中含有浓厚的讽刺意味；后者写普度众生的菩萨行，至于“身肉都无”，使人惊心动魄，都有很强的感染力。

　　（四）韵文

　　例如：

　　1．我见世间人，贪爱而积聚，因财故得难，转增于诸欲。王主领国邑，广阔极海边，如是尚无厌，而复代他国。世间诸众生，由贪爱故灭，忧恼生悲泣，呜呼何速灭！如人聚财宝，反为火所烧，众生亦随业，所作而受报。财富不延命，亦复不免老，贫富者皆灭，尊幼悉无常。病不择勇健，亦不择尊幼，皆由贪爱故，是不免无常。譬如人窃盗，返为自损伤，如是见世间，自造诸恶因。如果熟自落，老少坏亦然，欢悦意作业，苦恼而受报。时世愚痴人，作业不自觉，或生于他世，因憎爱得苦。胎中若命尽，何人能救护？设复亲知友，命尽何能救！欲能坏能缚，生苦增诸怖，见世间幻法，是故我出家。（法贤译《佛说护国经》）

　　2．佛适舍寿行，地六返震动。空中有大炬，如劫尽烧火。四方有大火，犹如阿修罗，烧天林树泽，名曰爱尽乐。暴雨震其尘，电光如吐焰，普世如大火，雷震甚可畏。卒暴尘雾风，折树崩山岩，犹如劫尽风，所摧伤无限。白日无精光，星月暗不明，日月惧失光，譬如泥所涂。日月虽俱照，黤黮不精明，莫能识东西，昼夜不可知。世间冥所复，江河皆逆流。佛坐侧双林，忧感华零落。江河水皆热，犹如沸釜汤。双林为之萎，屈复世尊身。五头大龙王，悲痛身放缓，或闷热视佛，啼哭眼皆赤。……爱重法天神，悲感塞虚空，普为忧所复，周慞大哀动。杂类之大声，遍满于世间。魔已得其愿，及恶兵属喜，舞调雷震鼓，种种放洪声。大叫传令言：“吾主强敌亡，自今谁复能，越其境界者？”佛德树崩塑，如大象牙析，如高山岩摧，如大牛角脱。佛今舍身寿，世间诸天人，无所复归仰，失恃怙如是。如虚空无日，如国无仓藏，如华池被霜，众华皆摧伤。世尊舍躯命，寂潜于泥洹，一切有形类，莫不失精荣。（宝云译《佛本行经·大灭品》）

　　佛典叙事说理，常常采用诗歌的形式。通常是在散文的叙述之间或之后，加说一个有韵的“偈”，来概括大意，显示要点。如上面引的前一例，句法整齐，声音协调，内容精炼，虽然是说理，却有相当大的感染力量。也有通篇采用诗歌的形式的。如上面引的后一例，全篇是一首兼用四言、五言、七言的长叙事诗，无论就篇幅说还是就内容的奇伟、描写的绚丽说，都富有文学意味。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佛典翻译同样是一件大事。它使中国文学的宝库中增加了大量的财富，它还使魏晋以后的文学作品受到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　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

　　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不少文人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注2），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浓厚的佛教成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它自然也要受到佛教的影响。关于佛教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所起的作用，要精确地估计是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佛教教义经过长期的宣扬、传播，其中一部分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融合到一起，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可以是显露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强烈的，也可以是细微的。如果是含蓄的或细微的，那就比较难于辨认。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正统文学，从魏晋算起，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其中包括无数的作家，不同的文体，要将这些巨细不遗地指出来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对于中国的正统文学，佛教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仔细分析，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在这方面，内容是丰富的，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只能择要介绍一下梗概。以下分作三部分谈：一、诗，二、文，三、诗文评。

　　一、诗

　　对于中国诗歌，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的格律，二是诗的语言，三是诗的内容。

　　（一）诗的格律

　　从体裁方面看，中国旧诗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古体诗，一类是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古体和近体的分别，主要表现在格律的自由和严格上：古体比较自由；近体正好相反，除了句子的长短和多少，押韵有一定的规矩以外，在声音的平仄方面还要受严格的限制（注3）。近体诗讲究平仄协调，同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是方块的，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加以字音有声调的不同，所以易于讲求对偶，讲求平仄协调。但是声律学说在南朝齐梁之际兴起，因而促成近体诗的迅速形成和发展，却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写作，也重视声音和谐，但只是“始判清浊，才分宫羽”（注4）。有关声律的比较细密的理论，是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提出来的。《南史·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微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又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又《梁书·沈约传》说：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

　　沈约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在中国诗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此以后，中国诗才有意识地走向格律化。永明体关于格律的规定是所谓“八病”说，就是在诗句中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病态（注5）。八病说的理论基础是有关四声的知识，也就是“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至于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说的成立，据陈寅恪考证，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他说：

　　我们想，沈王之时还是草创，以后愈演愈繁，到李百药才完备。”（中册389页）

　　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注6）

　　六朝时期宣扬佛法，有导师，有经师。导师擅长唱导。“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注7）也就是用通俗的语言，随缘设譬，宣扬佛教教义。经师擅长转读。转读是用有韵律的语言歌咏佛经经文。“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

　　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注8）慧皎《高僧传》为不少经师立传，说他们“响韵清雅，韵转无方”，“响调优游，和雅哀亮”，“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注9）至于经师转读为什么偏偏在南齐永明年间影响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陈寅恪认为：

　　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经声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极于齐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习转读，故始能于梦中咏诵（注10）。然则竟陵王当日之环境可以推知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周顒）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注11）

　　由此可见，在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是受到佛经转读的启发，才提出四声的理论；然后把四声的理论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因而开创了永明体。永明体是唐朝严格的律诗的前锋，此后，近体诗迅速地成长、发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诗坛的地位。推源溯流，这个影响是很重大的。

　　近体诗重视格律，限制多，流弊是引导人们重形式而轻内容，因而阻碍了诗体的自由发展。但是也要承认，格律的形成，是要求诗的声音具有音乐美的自然趋势。比较下面四首诗（前两首是齐梁以前的，后两首是唐朝的），我们就会知道，在词句的精炼方面，在音韵的铿锵方面，近体诗在诗的演化史上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1．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十九首》之一）

　　2．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之一）

　　3．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瞑》）

　　4．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球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之一）

　　（二）诗的语言

　　除了少量的民歌之外，中国的诗都是文人的赠答抒情之作。语言是文人习用的典雅的文言，要有辞藻，有韵味。佛典里有大量的叙事说理的颂赞，译成中文，成为语句匀称的质朴无华的白话诗。这样的诗，风格与中国本土的诗迥然不同，辞采、音律都不很讲究，但是内容深厚，语句通俗，有很强的劝说的力量。隋唐以来，佛教经典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于是就影响一部分诗人，用质朴的白话写一些明道言志的诗。这里面最出名的是唐朝初年的王梵志。他的诗集早已失传，近年来在敦煌的写本里发现了一些。下面举几首为例：

　　1．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2．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3．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其后还有传说的诗僧寒山。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

　　2．出身既扰扰，世事非一状。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昨吊徐五死，今送刘三葬。终日不得闲，为此心凄怆。

　　3．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注12）

　　出身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不喜欢通俗，致力写这类诗的不多。但是这类诗在民间相当流行，唐宋之际的村塾里甚至用王梵志的诗作习字课本。文人也有欣赏这类诗的，如宋朝江西诗派的大诗人黄庭坚就曾引王梵志“梵志翻着袜”的诗，说“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注13）；范成大的诗里有“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句子，这显然是模仿王梵志的。（注14）

　　（三）诗的内容

　　魏晋以后，中国文人生在绝大多数人信仰佛教的社会里，不知不觉会受到佛教教义的熏陶。有的文人是虔诚的信徒，例如南朝的谢灵运，在《临终诗》里有“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的诗句。唐朝大诗人王维，字摩诘，连命名都来自《维摩诘经》。有更多的文人同僧人有深厚的交谊，例如东晋的孙绰同支遁，南朝的宗炳同慧远，宋朝的苏轼同参寥，来往都很密切。这种情况自然要表现在诗作上。我们翻阅六朝以后的诗集，到处会嗅到佛教的气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佛教影响诗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二是思想。

　　在题材方面：中国有大量的诗，内容是歌咏佛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王维《过香积寺》）

　　2．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杜甫《游龙门奉先寺》）

　　3．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王建《破山寺后禅院》）

　　4．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

　　5．普慈寺后千竿竹，醉里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参白足知禅味，苦厌黄公聒昼眠。惟有两株红百叶，晚来犹得向人妍。（苏轼《书普慈长老壁》）

　　也有不少的诗是投赠僧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三乘归净域，万骑饯通庄。就日离亭近，弥天别路长。荆南旋杖钵，渭北限津梁。何日纤真果，还来入帝乡。（宋之问《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

　　2．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桔，门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李白《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3．随缘忽西去，何日返东林。世路无期别，空门不住心。人烟一饭少，山雪独行深。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钱起《送少微师西行》）

　　4．萧然一世外，所乐有谁同。宴坐能忘老，斋蔬不过中。无心为佛事，有客问家风。笑谓西来意，虽空亦不空。（王安石《和栖霞寂照庵僧云渺》）

　　5．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苏轼《赠龙光长老》）

　　以上这种性质的诗，作者未必都信奉佛法，但是诗的题材都来自佛教，其为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显然的

　　在思想方面，佛教影响中国的诗，情况比较复杂。思想的内容不同，影响的程度不同，因而表现在诗作里也就有种种情况——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有的直接，有的间接。为了简明扼要，这里分作两类：一类是明显表现佛教教义的，可以称为佛理诗。这类诗，有的是出家人作的，例如：

　　1．夜夜池上观，禅心坐月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皎然《南池杂咏》）之一）

　　2．灯引飞蛾拂焰迷，露淋栖鹤压枝低。冥心坐睡蒲团稳，梦到天台过剡溪。（齐己《默坐》）

　　3．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利争名愁煞人。必竟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沦。深云道者相思否？归去来兮湘水滨。（贯休《偶作因怀山中道侣》）

　　也有很多是一般文人作的，例如：

　　1．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谢灵运《净土咏》）

　　2．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将候远山僧，先期扫敞庐。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蒿居。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王维《饭复釜山僧》）

　　3．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珮，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白居易《道场独坐》）

　　4．雪山马口出琉璃，闻说诸天与护持。此水遥连八功德，供人真净四威仪。当时迦叶无尘染，何事阌乡有土思。道力起缘非一路，但知瓢饮是生疑。（王安石《八功德水》）

　　5．合成四大本非真，便有千般病染身。地火水风都散后，不知染病是何人。（范成大《题药篇》）

　　另一类是山水诗和隐逸诗。这类诗是六朝时期释道思想融合文人雅士的生活的反映，所以虽然没有明白宣扬佛教教义，却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下面举几首为例。

　　1．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左思《招隐》之一）

　　2．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3．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谢朓《游东田》）

　　4．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终南别业》）

　　5．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李白《寻雍尊师隐居》）

　　此外，神韵派的诗曾受到佛教顿悟说的影响，以下“诗文评”部分还要谈到。元明散曲大多是表现隐逸思想，也可说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这里从略。

　　附说“词”

　　词是花间尊前的乐歌，一般是写“杨柳岸晓风残月”之类，所以内容受佛教的影响很少。但是间或也有歌咏佛教或者表现佛教思想的，例如：

　　1．大圣堂，非凡地，左右盘龙，唯有台相倚。岭岫嵯峨朝雾起，花木芬芳，菩萨多灵异。面慈悲，心欢喜，西国神僧，远远来瞻礼。瑞采时时岩下起，福祚当今，万古千秋岁。

　　上中台，盘道远，万仞逍迢，仿佛回天半。宝石巉岩光灿烂，异草名花，似锦堪游玩。玉华池，金沙泮，冰窟千年，到者身心颤。礼拜虔诚重发愿，五色祥云，一日三回现。（敦煌曲子词《苏幕遮》五台山曲子之一、之四）

　　2．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祇。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惟。三宝共住持。（王安石《望江南归依三宝赞》）

　　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二、文

　　佛教影响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情况同诗有相类的地方。六朝时期的骈体，到隋和初唐更加兴盛，格调更加讲究，这也是四声理论推波助谰的结果。禅宗盛行以后，士大夫模仿语录的语言，创造了与文言迥然不同的语录体。这都是文体方面的事情。

　　对于一些作家的文章的气势、神理之类，佛教也有不小的影响。中国文人有不少是熟读佛典的，佛教教义的广博精微，行文的繁衍恣肆，自然会使他们的文笔受到熏染。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朝的柳宗元，苏轼说他“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注15）苏轼自己也是这样，钱谦益说：“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心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注16）

　　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因为形迹不很显著，这里不能详说。以下谈谈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的题材，二是文的思想。

　　（一）文的题材

　　在中国的正统文学里，题材与佛教有关涉的文章，数量也很不少。其中有的是成部的著作，如北朝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作者在尔朱荣乱后重过洛阳，目睹“城郭崩毁，宫室倾复，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注17），追忆当年佛寺兴盛时期的华美壮丽，写成这部怀旧的书。文笔清隽秀丽，到处流露着叹惋的情思，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见的优美作品。下面举《景明寺》一则为例。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

　　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山悬堂光观盛（原有脱误），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是也。妆饰华丽，侔于永宁。金盘宝铎，焕烂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蘩藻，或青凫白雁，沈浮于绿水。硉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蓝之妙，最为称首。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旙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注18）

　　题材与佛教有关涉的零篇文章，历代的典籍里随处可见。

　　体裁是多种多样的。下面举几篇为例。

　　1．谢安《与支遁书》

　　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慧皎《高僧传》卷四《支遁传》）

　　2．白居易《游大林寺序》

　　余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广平宋郁，安定梁必复，范阳张时，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中坚、利辩、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东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润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成口号绝句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尽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既而周览屋壁，见萧郎中存、魏郎中弘简、李补阙漱三人名姓文句。因与集虚靠叹，且曰：“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由驿路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无继来者。嗟乎！名利之诱人也如此。”时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乐天序。（《唐文粹》卷九十六）

　　3．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丛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谓东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龛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属于堂之北陲。凡坳洼坻岸之状，无废其故。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楩、楠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俯入绿缛，幽荫荟蔚，步武错迕，不知所出。温风不烁，清气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为病。噫！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而于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则吾所谓游有二者，无乃阙焉而丧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窅窅，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余无召公之德，惧剪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柳河东全集》卷二十八）

　　4．欧阳修诗话一则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洞，咸乎三年进士及第，时无名子嘲曰，“张康浑裹马，许洞闹装妻”者是也。（《六一诗话》）

　　5．陆游《跋杲禅师蒙泉铭》

　　右妙喜禅师为良上人所作《蒙泉铭》一首。往予尝晨过郑禹功博士，坐有僧焉。予年少气豪，直据上坐。时方大雪，寒甚，因从禹功索酒，连饮径醉。禹功指僧语予曰：“此妙喜也。”予亦不辞谢，方说诗论兵，旁若无人。妙喜遂去。其后数年，予老于忧患，志气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责。然犹冀一见，作礼忏悔，孰知此老遂弃世而去邪！虽然，良公盖一世明眼衲子，不知予当时是，即今是，试为下一转语。隆兴改元十一月五日，笠泽渔隐陆某书。（《渭南文集》卷二十六）

　　（二）文的思想

　　中国文人有不少是信仰佛教的，或者思想中含有佛教成分，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或多或少的佛教气息。

　　这类文章，在历代的典籍中也是随处可见。下面举不同体裁的几篇为例。

　　1．竺僧度《与杨苕华书》

　　夫事君以治一国，未若弘道以济万邦；事亲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济三界。发肤不毁，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远，未能兼被，以此为愧。然积篑成山，亦冀从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锡杖，饮清流，咏般若，虽王公之服，八珍之饍，铿锵之声，炜烨之色，不与易也。若能悬契，则同期于泥洹矣。且人心各异，有若其面，卿之不乐道，犹我之不慕俗矣。杨氏！长别离矣，万世因缘，于今绝矣。岁聿云暮，时不我与，学道者当以日损为志，处世者当以及时为务。卿年德并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经心而坐失盛年也。（慧皎《高僧传》卷四《竺僧度传》）

　　2．王维《赞佛文》

　　窃以真如妙宰，具十方而无成；涅槃至功，满四生而不庶。故无边大照，不照得空有之深；万法偕行，无行为满足之地。惟兹化佛，即具三身；不舍凡夫，本无五蕴。实借津梁相法，脱落尘容，始于度门，渐于空舍。然后金刚道后为三界太师，玉毫光相得一生补处。左散骑常传摄御史中丞崔公第十五娘子，于多劫来，植众德本，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含哺则外荤羶，胜衣则斥珠翠。教从半字，便会圣言；戏则剪花，而为佛事。常侍公顷以入朝天阙，上简帝心。虽功在于生人，深辞拜命；愿赏延于爱女，密启出家。白法宿修，紫书方降。即令某月日，敬对三世诸佛，十方贤圣，稽首合掌，奉诏落发。久清三业，素成菩萨之心；新下双鬟，如见如来之顶。绮繻方解，树神献无价之衣；香饭当消，天王持众宝之钵。惟娘子舍诸珍宝，涂彼戒香；在微尘中，见亿佛刹；如献珠顷，具六神通。伏愿以度人设斋功德，上奉皇帝圣寿无疆。记椿树以为年，土字无垠；包莲花而为界，又用庄严。常侍公出为法将，入拜台臣，身在百官之中，以超十地之上。夫人以文殊智，本是法王；在普贤心，长为佛母。郎君娘子等，住诫性为孝顺，用德为道场，将遍众生之慈，迥同一子之想。又愿普同法界，尽及有情，共此胜因，俱登圣果。（《王摩诘全集》卷二十）

　　3．苏轼《黄州安国寺记》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又七年，当赐号，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谢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将有临汝之行，连曰：“寺未有记，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寺立于伪唐保大二年，始名护国，嘉祐八年赐今名。堂宇斋阁，连皆易新之，严丽深稳，悦可人意，至者忘归。岁正月，男女万人会庭中，饮食作乐；且祠瘟神，江淮旧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员外置眉山苏轼记。（《苏东坡集》卷三十三）

　　4．袁宏道《书念公碑文后》

　　余辛丑夏，舟中为念公述此，小修代书于册。彼时龙湖老人犹在通州，谈大乘者海内相望。自余山居七载，再游南北，一时学道之士俱落蹊径。至白下，晤焦先生，使人复见汉官威仪。有来者询，余曰：“焦先生，洪钟也，试往叩之。”及余归柳浪，而念公适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盖余之耳不闻至论，余之舌噤而不得吐久矣，抚今思昔，用与之俱。夫使海内人士无志大乘则已，若也生死情切，则幸及此二老尚在，痛求针札。余非阿私所好者，盖余参学二十年而始信此二老，及自读不至误人。若但欲持戒学语，则无事此老锤凿矣。（《袁中郎随笔》）

　　5．钱谦益《题介立诗》

　　昔人云，僧诗忌蔬笋气。余谓惟不脱蔬笋气，乃为本色。惟清惟寒，亦玄亦淡，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此其蔬笋气，天然禅悦之味也。旦公诗托寄孤高，属意清切，庶几道人本色，不失蔬笋风味。余读而深叹之。唐僧之诗，各有原本。赞宁称抒山之诗，谓文人结习深重，故以诗句率劝，今入佛智，此昼诗之本领也。旦公从文字因缘深入佛智，作诗如华严楼阁，弹指皆启，岂以一章半偈为能事乎！他日以今之旦配古之昼，何为不可？峨嵋老衲彻修题。（《牧斋有学集补》）

　　以上引来作例的几篇是明显地表现佛教思想的。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有些以玄谈、山林、隐逸为内容，也是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作品，因为崇尚玄谈、山林、隐逸是魏晋之际释、道思想融合的结果。这类文章以南北朝时期为最多，下面举几篇为例。

　　1．王羲之帖一则

　　计与足下别，二十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

　　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法书要录》）

　　2．《世说新语》三则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第二》）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言语第二》）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第二十三》）

　　3．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此奇者。（《陶隐居集》）

　　三、诗文评

　　隋唐以来，禅学盛兴，中国有不少文人喜欢引用禅理来谈论文学，并且提出所谓韵味说、妙悟说、神韵说等等。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许多朝代，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受到很大的影响。下面扼要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形。

　　学佛，目的在于求解脱，度一切苦厄（这自然是幻想）。

　　能不能解脱，关键在于能不能彻悟。晋宋之际，佛教大师们对悟有“渐”“顿”两种看法。宣扬顿悟说的是当时的名僧竺道生，慧皎《高僧传》说：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注19）

　　这在佛教史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有破旧立新之功。汤用彤说：

　　生公在佛学上之地位，盖与王辅嗣在玄学上之地位，颇有相似。……竺道生盖亦深会于般若之实相义，而彻悟言外。于是乃不恤守文之非难，扫除情见之封执。其所持珍怪之辞，忘筌取鱼，灭尽戏论。其于肃清佛徒依语滞文之纷纭，与王弼之菲薄象数家言，盖相同也。（注20）比竺道生的时代稍后，到南朝宋末年，被推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磨来华，讲《楞伽经》，传禅法，也主张“不随于言教”（注21）。

　　菩提达磨的禅法一传再传，吸收竺道生的理论，融会贯通，发扬光大，到六祖慧能之后，成为在中国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主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顿悟成佛的禅宗。

　　这种超乎象外、直指本心的玄理对教外的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如谢灵运就曾著《辩宗论》，引用竺道生的理论，阐明所谓折中孔、释的顿悟说。到唐朝，禅宗的势力越来越大，禅理的影响越来越深，有不少文人的生活和作品中带有或多或少的禅味（例如王维和孟浩然）。还有些文人引用禅理来讲文学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晚唐的司空图。他在《与李生论诗书》里说：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滀、渊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贾阆仙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注22）

　　他又在《与极浦谈诗书》里说：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注23）

　　这里提出的“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以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同禅理的“超乎象外，不落言诠”正是相类的东西。

　　司空图的名著是《诗品》。这部书把诗的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等二十四种，每种用一些美丽形象的四言诗句加以解说。这诗句中有不少也是富于禅味的。例如：

　　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冲淡——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纤秾——乘之愈往，识之愈真。

　　沉着——所思不远，若为平生。

　　高古——虚伫神素，脱然畦封。

　　洗炼——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

　　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精神——妙造自然，伊谁与裁。

　　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

　　委曲——似往已回，如幽匪藏。

　　实境——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形容——俱似大道，妙契同尘。

　　超诣——远引若至，临之已非。

　　飘逸——如不可执，如将有闻。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显然是用禅境来说明诗境，因为作诗不能“不著一字”，也就难于“超以象外”了。

　　在有些文人看来，司空图设想的富于禅味的诗境，同白居易等人写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相比，显得超逸美妙，因而对于后来的诗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宋朝，禅宗的声势越来越大，用禅理来写诗、论诗就成为风气。例如苏轼在《送参寥师》里写道：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注24）

　　这是说，想要诗句高妙，就必须重视禅悟。

　　苏轼之后，受苏门影响的韩驹、吴可等，论诗更加重视禅悟。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说：

　　苏轼论诗已近禅悟，韩驹、吴可则说得更明白。韩驹《赠赵伯鱼诗》有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陵阳先生诗》二）吴可的《学诗诗》也是这样：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

　　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

　　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

　　此诗见《诗人玉屑》卷一所引，不载吴氏《藏海居士集》中。当时龚相亦有《学诗诗》，即和吴氏之作。

　　《诗人玉屑》亦引之云：

　　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才知岁是年；

　　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

　　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几许搜肠觅句联；

　　欲识少陵奇绝处，初无言句与人传。

　　这都是以禅喻诗，开《沧浪诗话》之先声。《陵阳室中语》述韩氏语云：“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语此。”（《诗人玉屑》卷五引）吴可《海藏诗话》也说：“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可知他们的论诗宗旨与方法都是一样的。

　　诚斋（杨万里）论诗颇带禅味。其诗论中禅味最足者，如《书王右丞诗后》云：“晚因子厚识渊明，早学苏州得右丞；忽梦少陵谈句法，劝参庾信谒阴铿。”（《诚斋集》七）又《读唐人及半山诗》云：“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诚斋集》八）《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云：“要知诗客参江西，政如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诚斋集》三十八）答《徐子材谈绝句》云：“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诚斋集》三十五）这几首诗都是他的论诗宗旨，比《诚斋诗话》所言尤为重要。而诗中所有字面，如参透，如传法，如关捩云云都是禅家话头。其故作不了了语，也落禅家机锋。（注25）宋朝的文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用禅悟来论诗的还有很多，例如李之仪、曾几、葛天民、赵蕃、戴复古、杨梦信、徐瑞、范温、张镃、张炜、邓允端、叶茵等人（注26）。其中理论最成系统、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严羽。他的名著《沧浪诗话》，中心内容是以禅喻诗，以悟论诗。下面引几处最突出的为例。

　　1．夫学诗者……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頞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2．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

　　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3．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4．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

　　5．须参活句，勿参死句。

　　6．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注27）

　　这里他讲学诗的门径是“参”，所求是“透彻之悟”，写诗要“不落言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理是禅家的，连话头也是禅家的，可见受佛教的影响是如何深远了。

　　严羽《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对后来的影响很大。宋朝以后，文人引用禅理来讲诗文的也很不少。例如明朝的谢榛说：“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注28）

　　屠隆说：“诗道有法，昔人贵在妙悟。……如禅门之作三观，如玄门之炼九还，观熟斯现心珠，炼久斯结黍米，岂易臻化境者。”（注29）钟惺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自知之而无可奈何。”（注30）释普荷说得更加明显：“太白子美皆俗子，知有神仙佛不齿。千古诗中若无禅，雅颂无颜国风死。惟我创知风即禅，今为绝代剖其传。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从此作诗莫草草，老僧要把诗魔扫，那怕眼枯须皓皓。一生操觚壮而老，不知活句非至宝。吁嗟至宝声韵长，洪钟扣罢独泱泱。君不见，严沧浪。（注31）

　　严羽之后，引用禅理来论诗的人，最重要的是清朝的王士禛。他是清朝初年的大作家，当时推为诗坛盟主，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很重要。他发展司空图的韵味说和严羽的妙悟说，主张诗的最高境界是“神韵”。他著作很多，经常用诗、禅相通的道理来阐明最上乘的诗的奥秘。例如：

　　1．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上。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池北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