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译佛经对中古道经文学的影响(下)
2014/9/7 热度：297
三
佛教善于譬喻说法，佛经中形象贴切的妙譬层见迭出。道经中的譬喻不多，但与佛经譬喻多有关系，这是佛经影响道经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佛经多用譬喻，是为了辅助说理，故此佛经多有“譬喻得解”的说法。道经中也有类似的文句，只是不为多见，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言：
假令卿今以一金万金从师受经，后得福报，如经无尽，随复永无耗竭，恐弟子中脱有未悟，为近譬耳：夫经信之报，随信多少，悉如良井，纵使天下大旱，百丈绝源，此井犹满。(注：W5/893c。)
博喻是佛经的一个鲜明特色，道经也不乏此例，如《洞玄灵宝太上真人问疾经》“德覆譬喻品第十”：
天尊言：我是众生之父母，怜汝爱汝，慈愍一切，覆育一切，润泽一切。一切物得我如鱼之得渊，如儿得母，如饥得饭，如渴得饮，如疾得医，如民得王，如恐得旅，如溺得船，如贫得宝，如刑得赦，如绝得苏，如败得成。我法普度众生，如大云弥天布细雨，无不蒙泽。(注：W24/679a—b。)上引道经博喻多见于佛经，试举一例，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六“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
宿王华，此经能救一切众生，此经能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此经能饶益一切众生，充满其愿。如清凉池，能满一切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医，如暗得灯，如贫得宝，如民得王，如贾客得海，如炬除暗。(注：《大正藏》卷9，54b。)
佛经特有的算数譬喻(注：“算数譬喻”一词并非作者自拟，此词数见于汉译佛经，如隋那连提耶舍译《大方等大集·日藏分》“护持正法品”：“如是愚人所获罪报，无量无边阿僧祇不可称计，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大正藏》卷13，236c)，在道经中也能找到相似的例子。所谓算数譬喻，是指用打比方的方法将某个抽象数字具象化的一种佛经譬喻。这种譬喻之所以存在，与佛经普遍存在的数字夸张手法直接有关。以“劫波”为例，劫波是梵文音译，简称为劫，是古印度神话思维中的一个计数单位，用人世时间单位来计算，相当于四十三亿二千万年，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佛经多用譬喻来解释这个时间长度，使人对这一抽象时间概念增加一些感性认识。如元魏月婆首那译《僧伽吒经》：
譬如大城纵广十二由旬，高三由旬，盛满胡麻，有长寿人过百岁已取一而去，如是城中胡麻悉尽，劫犹不尽，……又如大山，纵广二十五由旬，高十二由旬，有长寿人过一百岁，以轻缯帛一往拂之，如是山尽劫犹不尽，是名劫量。(注：《大正藏》卷13，960b。又见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五“初品中菩萨功德释论第十”(《大正藏》卷25，100c)。又见姚秦竺佛念译《鼻奈耶》卷四“僧残法之二媒嫁戒”，(《大正藏》卷24，868下)。)道藏《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卷九有一节与上引文相互对照：
日月短促，百年不满，年数多少，非算可知，以事况之，多少可得。有一大石，正方四面，面广四百里，高亦如之，飞天持一物如蝇羽，九年一下拂之，石尽为劫；又有一城，正方四面，面阔四百里，高亦等耳，满中芥子，飞天九年一下，持出一颗，芥子尽为劫；又一区正方面四百里，满中细尘，飞天人七年来出一尘，尘尽复为劫。(注：W6/1 6a。)所引道经经文比佛经多七年出一尘喻，此喻明显是模拟九年出一芥子喻而成，而出芥子喻与拂石喻明显是采自佛经，仅将古印度计量单位稍作改换，以符合汉地文化的习惯。
佛经中常见的盲者喻、大海喻、入海求宝喻等，在道藏也有相应的经文。如《无上内秘真藏经》卷一：
犹如盲人虽在人间日月之下，而竟不知日月光明，何以故？日光皎然，盲者不见，众生本性，亦复如是。行动坐卧，常相随逐，自无见者，譬如室中宿有宝藏，贫穷忍饿，终无见宝，忽有明师，地镜占之，自知有宝，凿深四丈，便即得宝，广作功德，遍救众生。(注：W1 /455c。)又如《太上洞玄灵宝开演秘密藏经》云：
譬如薄福重罪之人，生而聋盲，不见五色青黄赤白及黑等相，不闻宫商五音之声，有大明医，授以妙术，为开耳目，一切色声无不闻见。(注：W5/900c。)
譬如天降一味甘雨，江河大海受处不同，名为异水，雨实唯一。(注：W5/901a。)
再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天尊曰：“譬如有人，或千或万，欲得珍宝，闻海中大有，便各各装治，或舫或船，千艘百艘，泛于大海，或千里万里，或近或远，有洲屿百千，岛亦无数，或在水中，甚多珍宝，乃至无量七宝精光，光皆冲天，色色各异，同泛船伴，如许多人，及风当发，无识光者，为尔且发，罔知何向。”
天尊又曰：“此诸船伴，可得宝乎？”二真曰：“其无导师，尽无先知，处又不识宝光，为尔周章，此行甚难，方当处处悉到，到悉发掘，或于水中用力亿倍，或可果耳。”
天尊曰：“学道之人，不得思微定志要诀，如此诸人不识宝光，而欲求宝，可愍如何。”
天尊又曰：“如此众中，忽有一人，善识宝光，宝光冲天万里，遥见如看掌中，诸人虽多，悉不能见。善见光者，举帆先去，众船随之，径到宝所，悉皆大得七宝名珍，各各满载还至本处。众伴议曰：‘赖有导师，今当报德。’于是船船敛宝，价直亿千，义以答恩，其宁快乎？”二真曰：“何利若斯。”(注：W5/888c。)上例不仅所用譬喻源自于佛经，而且采用的问答对话的叙述文体也与佛经有关。佛经对道经文学内容的影响已如上述，但更深层次的、而且更重要的影响却是叙事层面的影响。实质上，道经一旦采用佛经叙事文体开始创造性的叙述，一场汉语叙事文学的范式革命即便悄然发动。
四
从前文所引例证便不难看出，道经在借用佛经神话、譬喻内容时对佛经辞气声色的模拟。这里再举一例，比如佛经中经常出现“尔时”、“是时”、“于时”、“时”一类的时间状语，表示过去现在时，旨在增强所述之事的真实性，使过去发生的故事有当下重演的效果，这实际上是佛经讲述体的显著特征，在中古叙事文学中极少出现，但在道经中却不难见到，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通微经》开篇即是“尔时”二字(注：W5/888a。)，《洞玄灵宝诸天世界造化经》“天尊说经开叙品第一”前几句为：
太上天尊居灵鸟山中，与诸天人说十二部经，于是乃分四十万品，弟子书之，故曰妙道。尔时天尊化为居士，而智慧无穷。 (注：W5 /861b。)引文中出现“尔时”一词，附带言之，所谓天尊居灵鸟山说经的开篇起势实亦仿照佛经而成。
道经还有通篇仿照佛经结构的，如《太玄真一本际妙经》即模仿《涅槃经》，卷首言天尊放五色光明遍照十方一切国土，此后天尊宣言：
今当反神还乎无为湛寂常恒不动之处，汝等若有疑网之心，恣来启问，当为演说，是吾最后委诀之辞，宜各及时，勿怀忧悔。 (注：W24/653c。)后叙天尊依次解答门徒疑难，借此进行最后说法，与《涅槃经》如出一辙。
更值得注意的是，道藏中那些融佛经文体特征入创造性叙事的经文，此类道经数量不多，但却是汉语叙事文学在佛典译经影响下实现突破性进展不可多得的例证。比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记天尊为二真说往世事，相当于佛经中的本生故事，在结构方面自然分为说经缘起、故事主体、点明往世今生等三部分。不仅限此，至为重要的是该经在叙事过程中对佛经文体的融会贯通，使该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佛经的叙事特色，比如有意放慢叙事速度，多用直接引语等，从而超越了中土史官文化的叙事框范。
该经主体故事讲述一对夫妻虔心供养道士，临终前嘱咐独子法解尽心奉道。法解长年供养道士，布施贫困，家资为之罄尽，道士感念思报，故遣信使约请法解于月末一日前来六时行道，共作功德，特嘱不须财物。法解得信发愁无物可赍持赴斋，家有二儿，大的名胤祖，十一岁，小的名次胤，才八岁，并姿容端正，知书答礼，其姨母富裕无男嗣，曾愿雇钱领养一儿，法解忆此，逐命其妻将次胤转卖给姨母。父子临别相抱而哭，母子到姨母家，说明来意，姨母欢喜，出资五十万钱，临别次胤又向姨母乞钱，得十万，与生母，以六万奉养生身父母，二万奉兄，二万供奉道士。母回家，胤祖思弟，为之垂泪。法解得钱买供斋品赴会，并大饷道士，道士惊问，方知钱资来历。法解斋罢回家，忽见家中诸仓盈满，请问道士，道士答斋罢梦有一人持一真材如意授法解，法解又上报国王，王以为天恤不夺，法解家从此福祚永隆，无复极已。(注：W5/890c—892c。)
上述故事塑造了三代精诚奉道的法解一家，法解因供奉道士、布施穷乏而耗尽家财，但奉道之心却丝毫未减，甚至不惜以亲子换取钱财来做斋会，堪称道教信徒的典范，此类信徒形象在中土文学中可谓是绝无而仅有，汉译佛经中亦只有须大孥太子可与之比并为二。须大孥故事早在三国时期就见于支谦译《菩萨本缘经》与康僧会译《六度集经》，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可确定至迟在刘宋时已出，鉴于须大孥故事近二百年的传播影响，法解形象极可能受须大孥故事的启发而成，然而这并非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在吸收了佛经故事的精神之后所进行的具有独立性的创作。
为奉道而被迫亲离子别，是最能考验信徒虔信与否的典型场面，它将信徒置于情与道的两难选择之前，迫使信徒作出弃情从道的艰难抉择。须大孥不惜将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布施与梵志，其妻赶回不见孩子，宛转恸哭，着实凄情感人。法解故事亲子分别情节较之须大孥故事亦不逊色，父子临别相抱俱哭，母子雨泪分手，兄长思弟嘘唏不眠，将亲人苦别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而且较须大孥故事更显得真实可信。
对话在人物塑造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一般采用直接引语，语言朴素有生活气息，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亦委曲有致，如以下一节：
母归至家，忆儿兄弟甚相珍重，食息嬉戏，及其出入，未曾不同，得一异味，辄相分与，终不独啖，一旦分别，我今独反，为福故也。胤祖在后，甚怀忧思，闻母大得钱还，知弟不归，拭泪掩手跪问母曰：“婆与奴别，奴啼若如？”母欲割其思，欺曰：“不啼。姨常念汝兄弟，得之欢喜，抱不离膝，喂以众果，笑与吾别，寄汝钱耳。”胤祖知其必啼，婆诱祖耳，其眠好与祖俱，今独在彼，怳怳未习，亦当思恋阿爷及忆阿祖，且新与婆别。那得不啼。(注：W5/892b。)
《无上内秘真藏经》卷七讲述的一个故事，也可称是道经文学中的上乘之作。故事的讲述者是天尊，他借此印证众生颠倒，易受邪道诱惑。故事说有一野狐王订计，飞至国王宫殿前化作人形，端坐虚空，讲说经法，诓骗众人舍财舍命，随后将死尸财宝摄回洞中，与群狐共食人肉，命狐子持宝物入市转卖后买肉，不防为屠儿家猛狗咬杀，现出原形，宝物展转上呈国王，引起国王的怀疑，有大臣献策，命军士多将猛狗围猎丘陵，狐王化作人形出迎，被狗咬杀，掘挖狐窟，真相大白。(注：W1/481c—482c。)
故事中变形说经的狐王，令人想起佛经中的野干。萧齐释昙景译《未曾有经》卷上有野干为帝释说法授戒故事，说野干为避狮子堕入野井，因说偈言，引来帝释，将其救上野井，从其受法(注：《大正藏》卷17，576c—580c。)。佛教六道轮回信仰使动物寓言多具人情世态，此类故事对中土叙事文学中的狐精故事势必发生重要影响。上举道经狐王故事便是一例，故事中的狐王狡诈多智，具有人的品性，远胜于其它中古狐精故事，没有佛经文学的熏染不能如此。该故事被置于天尊说法的结构之中，文中亦出现“尔时”一词，故事先写狐王详细说明自己的计谋，然后写其依计而行，不作简单概括，凡此种种，都可作为该故事仿效佛经的内证。
无论是在内容题材方面，还是在具体叙述方面，该故事都表现出在借鉴融会佛经的基础上高度的独创性。虽然该经的造经时代是唐前抑或是唐初尚不能确定，但在中古文学向唐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该故事无疑占居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佛经对中土叙事文学进展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该故事实为难得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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