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瓷铭文中的佛教世俗化倾向

2014/9/7    热度：321   

[南京]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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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周玫(1965年2月生)，女，上海人，南京博物院，助理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宋代瓷器铭文中有关佛教内容的分析，结合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过程，阐述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尽管目前所知的与佛教有关的宋代瓷器铭文资料十分有限，难以全面解答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问题，但铭文中的内容却无可非议地昭示着佛教进入普通平民的生活后，那种大众化、实用化、民俗化的特征。
　　【关 键 词】宋代|佛教|瓷器铭文|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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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创始人是古代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前487年)。他成佛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汉武帝时期开通的“丝绸之路”，开启了进行大规模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序幕，佛教也正是从两汉之际正式传入中国的。汉代，黄老道家思想、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以及谶纬迷信和对天帝、鬼神、祖先崇拜及祭祀等巫占之风盛行，佛教传入中土后，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依附于中国的原始道教，缓慢地向前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社会政治形势动荡不安，三国鼎立、司马氏篡权、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晋室东渡……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冲破了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为逃避残酷的现实，人们需要在精神领域找到新的寄托，从此，佛教奇迹般地生根于中华大地而迅猛地发展起来。印度和西域诸国的得道高僧，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弘扬佛法，翻译了许许多多的佛教经典，并结合社会实际，阐述能在社会的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的佛学新观点，玄、道、佛、儒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融会贯通，外来的佛教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帝王的直接支持，被确立为制度，拥有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寺院经济和僧尼信徒基础，在中国繁盛起来。隋唐时期，佛教进入创宗立派的新阶段，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林立、学说纷纭。为吸引更多的信徒，各大宗派尽量简化修行的方法，开辟信奉佛教的新途径，教徒的身份、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禅宗和净土宗，吸纳了许多识字不多的普通平民。佛教文化被深深地融入传统的民俗文化之中，表现在神圣的寺庙向民众开放、组织社邑和庙会、民间的传教活动——俗讲与变文的普及等，佛教形态被中华文明接受，并转化成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之后而被广泛地传播，并使佛教能从以宗教为幌子的文化实质上去陶冶中华民族的心性与抚慰他们的人生。五代的50余年中，南北分裂，北方战乱不断，寺院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割据政权为了与寺院争夺人力、财物，也对佛教采取压制政策，毁像铸钱的事件时有发生；然而，由于南方政权相对稳定，尤其是南唐对佛教的提倡有增无减，因而以南方为根据地的禅宗和净土宗均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尊崇佛教，曾采取放宽度僧名额、允许寺院从事商业活动等措施，支持寺院经济的发展，同时，还派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北宋徽宗时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佛教的发展又一次受挫，只有到了宋、金时期，南北方的佛教才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但此时的佛教，虽然在宗教哲学思想方面的发展已成了强弩之末、难以有新的建树，但却在广大的民众百姓队伍中，掀起了世俗化的波澜。佛教文化通过评话小说、唱词讲本等俗文艺的形式，出现在勾栏瓦肆间和市井乡村。佛教无限度的大众化、通俗化，丧失了佛教文化的本源价值品格，与古代汉民族传统的民俗信仰、民间崇拜合为一体，与迷信、巫术等同。
　　瓷器铭文是指运用刻划、模印、釉下书写等工艺手段在器物上题写文字或者文字性质的符号。书体以篆、楷、行、草均现，是中国古代文字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文、简文、陶文、漆器文字一样，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受同时期的文学、艺术、宗教、丧葬礼俗诸方面对制瓷业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瓷器铭文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和资料性，其内容直接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以及审美趋向结合，与器物的功用相联系，表达某些美好愿望。瓷器铭文揉合了制作者的艺术构思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深刻记录了人类走过的历史脚步，为我们探究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留下了言之凿凿的线索。瓷器的铭文内容繁杂多样，可细分为姓名款、吉祥款、纪年款、地名款、用途款、职官款、窑名款、容量款，又有记事、题诗、书词、风俗款等等。其中，有关佛教内容的瓷器铭文，目前所知的最早出现在宋代，越窑、磁州窑、萧窑、潮州窑、景德镇窑均有烧制。这一现象，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它是唐代以降，佛教从神圣的殿堂走近民间，从烦琐的佛经章句解释、学究式的钻研中解脱出来，从地位身份显赫的佛教徒向普通民众不断沿伸的结果。宋代佛教世俗化、大众化的倾向，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古代制瓷业鼎盛的宋代，这种影响必然无疑地会波及到瓷器的造型和装饰领域。宋代瓷器的主要生产者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手工业工匠，他们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这可以从瓷器铭文中出现的较多错别字得到论证。他们对佛教的理解，也决不会是基于理论上的，而是朴实的、实用的、切合生活的，从而在产品上打上了佛教世俗化的烙印。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宋代瓷器铭文内容分析，少见佛经，最多的是题刻供养人舍瓷入寺、祈福降灾的内容。
　　1964年5月，浙江省温州市西郊大桥大石桥东侧第一号桥墩右柱底下出土了一件刻划佛经铭文的瓷碑(注：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温州西郊出土北宋瓷质碑铭》，《考古》1965年第3期。)，残长15、残宽14、厚1.1厘米，釉色淡青，正面刻：“开宝三年太岁庚午……口僧道徒……”，背面刻“南无……苏噜跋罗……卢遮那心乳海真言……那谟三曼哆……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水得清净唵咈咶……微吉微么那栖呜……”，从瓷碑正面所刻的残存铭文内容分析，叙述的是某位佛教僧人为立此碑所做的准备工作，所刻的确切时间是北宋开宝三年(970年)，“开宝”即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年号；瓷碑背面所刻的铭文，残存字数较多，内容较为连贯，“南无……”是佛教净土宗经义中常见的句首用语。净土信仰可以上溯到北魏时期的昙鸾(477～543年)，在他所撰写的《往生论注》等著作中，宣扬要依靠佛的力量来解脱困难，只有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临终时才能往生西方净土；唐代的道绰(562～645年)及其弟子善导(613～681年)，发扬了昙鸾的净土观念，创立了唐代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净土宗，从此念佛之声不绝于耳；“卢遮那”是佛教中的报身佛，即以法身为因，经过修持而获得佛果之身，意思是光明普照、行为功德圆满，便能显现出智慧的佛身；“真言”是佛的说法；“金刚”是侍卫佛、守护佛法的夜叉神，神通广大，力大无穷，他手持的金刚杵，是古印度最坚固的兵器；“水得清净”是一个现实的目的。碑文中出现“南无”、“卢遮那”、“真言”、“金刚”、“神通大”、“水得清静”等文字，使人联想到碑文要表述的内容，很可能是依据某一部佛经中卢遮那佛的教诲，借助大力金刚的神勇，去完成让河堤、桥梁坚固，让河水干净、畅通无阻的使命。佛经是佛的宏论或行为的记录，佛教徒把在自己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佛经铭刻于瓷碑，置于桥基，说明佛经已逐渐丧失神圣和庄严，被剥去隐秘的面纱，成为佛徒的功利之物。佛教的民俗化、世俗化倾向暴露无遗。从它深埋桥柱底座这一现象不难看出，此碑在当时是作为确保石桥永固、辟邪驱恶的镇慑物，其迷信色彩不言而喻，实际上，真正对鬼神有威慑作用的并非碑体，却是碑文，虽然已不甚连费，但刻划的是佛经内容不容置疑。
　　宋代净土宗信仰盛行。净土宗由唐代善导创立，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而得名，也称莲宗，其教义以修行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呼应，往生极乐净土。弥陀的愿力，指阿弥陀佛成佛以前曾经发下的48个大誓愿，其中之一是，如果有人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待他临终之时，阿弥陀佛必将迎接他往生于西方极乐世界。据净土宗佛典描述，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雕栏树木，有用金银玛瑙等七种宝物砌成的水池，金沙铺底，池水澄洁、甘美、清凉，……国内众生，寿命无量无边。念佛的方法有四种：持名念佛(专念佛的名号)、观像念佛(观佛的塑像及画像)、观想念佛(观想佛的妙相)和实相念佛(观佛的法身)，其中以持名念佛最为流行。由于净土宗的修行方法简便，不必了解深奥繁琐的经籍典章，只需口诵“阿弥陀佛”，人人都能做到，唐、宋以降，很快遍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时人撰写的拂教史籍中常有“念佛之声洋洋乎盈耳”、“念佛之声盈满道路”的记载，所谓“家家弥陀佛”之说绝非夸张之辞。宋代磁州窑白釉罐(注：古文化研究社编：《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香港博艺社1995年。)，腹部墨书“阿弥陀佛天禧二年三月李吉泰叩敬造”铭文便是一个明证。净土宗的教义，改变了佛教体系中深奥的宗教哲学理论，以极其粗俗的形式向人们宣传宗教的存在，并指导他们如何请求佛、菩萨帮助摆脱现实中的苦难，从而达到往生极乐世界的目的。自宋代以后，净土宗与禅宗结合而成为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主流。
　　宋代瓷器铭文中关于佛教内容数量最多的是供养款，即延请制瓷工匠把某种目的性的供养文字刻划或书写于器物上。按照佛教的说法，供养佛祖的人可以得到诸多好处，《法苑珠林》卷四十一记载：“自作供养者，得大果报，他作供养者，得大大果报。自作、他作供养者，得最大大果报”。出于这样的动机，佛教徒们纷纷依据本人的财力、物力，或出资建庙、造窟、塑佛，或施舍寺院以财物。烧香念佛、顶礼膜拜、钱物施舍、寺庙供养，仅仅是为了满足对福、禄、寿、财等各种利益欲望的渴求，达到家庭平安、身体健康、婚姻美满、发财致富、升官扬名的目的。1922年广东省潮州羊皮岗北宋墓出土了四尊带座瓷质佛像(注：陈万里：《从几件瓷造像谈到广东潮州窑》，《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其中仅一尊完好无损，塑佛祖释迦牟尼像，着通肩宽衣，头盘高肉髻，双耳垂肩，相貌端庄，作结跏趺坐状，其冠发、眉眼、须鬓施绘釉下黑褐彩，形象栩栩如生。佛像方座四侧刻“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列扶同妻陈氏十五娘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永充散施供养，为父刘用及阖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宁元年戊申岁五月廿四日题，匠人周明”，其余三尊佛像的基座四周也刻有意思基本雷同的题记，时间均为北宋治平、熙宁年间。熙宁二年(1069年)的佛像座题记中，还有超度亡灵、保家平安的内容：“潮州水东，甲窑甲弟子陈十五娘同男刘育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教施永充供养，奉为亡夫刘第七郎早超生界愿阖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宁二年乙酉当正月十八日题，匠人周明”。这四件瓷塑释迦牟尼佛像与刻划在像座上佛教内容的铭文交相辉映，其主题思想十分突出。佛像是佛教偶像崇拜的产物，东汉时期中国便铸造金铜佛造像，南北朝时期的开窟造像之风和佛教开始的中国化进程，促使各种质地的佛像在中华大地上，或矗立于山崖沟谷傲视芸芸众生、或被安置在寺庙供佛教徒朝拜、或进入平常百姓家中，食起人间烟火，成为居士信徒的偶像。将佛像置于墓中，把佛祖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中经常随葬的模型明器、镇墓兽、谷仓罐等同起来，从中寄托生者对平安幸福美好生活的祈求和对死者早日羽化升天的祝愿，佛像开始成为葬俗的组成部分，其世俗化的特征照然若揭。
　　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安徽省萧县白土镇征集到一件瓷瓶(注：宋伯胤：《萧窑瓶》，《南京博物院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腹部刻划“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壹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圈足底部刻楷书“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金皇统元年(1141年)当是南宋绍兴十一年。1953年四川省彭县开凿人民渠，在堋口乡金山寺遗址出土了一件宋代六瓣形白釉碗，(注：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外壁刻划一周铭文：“彭州金城乡窑户年土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敬)盏，供献售(受)用，祈愿神明卫护，盒(阖)家安泰”。浙江省绍兴市官山宋代瓷窑遗址发现的执壶(注：周燕儿：《赵窑青瓷款识初析》，《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腹部流下阴刻“弟子魏仁皓舍入观音院常住使用”。1969年河北省定县净众院舍利塔塔基出土的定窑白瓷盖罐(注：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是佛弟子定烧供奉给高僧义演的随葬物，刻有“至道元年四月日弟子亏岩记……”等铭文。从以上瓷器铭文的内容可知，这些精美的瓷器是佛教徒特意从产地有目的地定制，而离瓷器产地较远的信徒，却只能买来瓷器用笔墨在上面书写，如1987年浙江省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北宋越窑青釉熏炉(注：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炉内有两行墨书题记：“咸平元年茂(戊)戌十一月二十四日当寺僧绍光括入塔买舍供养童行奉询弟子姜彦从同舍利永光”。1969年河北省定县静志寺宋代塔基出土的两件北宋定窑白釉刻花对蝶纹花口洗(注：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外底无釉，分别墨书：“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供养舍利”，以及“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施主男弟子吴成训更施钱叁拾文足陌供养舍利”。这样做的目的和意图是相同的，刻划或书写的内容也并无二致，他们都是向佛教的寺院塔庙提供各类瓷器，刻上信徒的姓名和愿望后，送到供奉的寺院里，以表示自己对佛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同时祈求得到佛祖的各种关照。宋代瓷器中佛教供养题材铭文的流行，一方面说明了佛教供养观念的深入人心，时人为求得现实生活中生者的平安幸福、幽冥世界中死者的早脱苦难，以超生投胎、再世为人，把心中美好的祝愿，借助实物，向佛祖贡献；另一方面，作为供奉物的宋代瓷器，品种多样，制作精美，表明时人对瓷器的推崇，毕竟怀着那颗虔诚的心向佛祖祈求降福的心意，是需要用供养的器物是否珍贵来体现的。世俗的人们把实物奉献给至高无上的佛祖，佛祖用无边的法力造福世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佛与现实中的人们走得如此之近，就如同当时社会关系中官民之间行贿受贿的翻版。
　　佛教在中国的通俗化、大众化，宋代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佛教慢慢地褪去了神秘的袈裟外衣，被深深地融入俗世。烧香设供、许愿还愿，成为佛教徒不求成佛，只求却魔消灾、多子多寿、保家庭日常生活平安幸福的现实性、功利性的表现形式。宋瓷铭文中的佛教内容是佛教大众化、民俗化的产物，其内容虽然有限，无法与佛教石窟的壁画、造像等丰富多彩的题材相比，其艺术成就更是不能相提并论，但它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和观念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只在规模和艺术性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供奉这些器物给寺庙的佛教徒均是名不见经传的下层平民百姓，他们所祈求的也仅仅是让死者灵魂安息、生者平安幸福，反映的是宋代平民阶层最普遍、最基本的愿望，与六朝时期供养人绝大多数是皇室、贵族阶层的佛教徒这一现象相比，宋代佛教徒的成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瓷器铭文中的佛教内容，肇始于宋代，伴随着佛教世俗化倾向的日益加剧和中国古代制瓷业水平的提高，到明清时期大量出现，内容则更加细致、现实。瓷器铭文的佛教内容大为拓展，佛祖犹如有求必应的万能的神灵，福禄寿喜、婚丧嫁娶、出门远行、生意兴隆都要求得佛的照应。瓷器铭文中的佛教内容，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佛教在中国由一个外来宗教，逐步演变为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世俗化、大众化了的中国式的宗教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宋时期，佛教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民俗化、大众化、实用化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