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汉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等十三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

文中记载了佛经的传入、佛寺的兴建、城门和帝陵上雕刻佛像及佛的辅国yòu@①民的作用。 此说《四十二章经序》亦有大体相同的记载。
历史典籍的记载与此有所不同，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书·西戎传》云：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间、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2〕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一般认为这一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但上文所记的所谓“老子化胡”之说则纯属虚妄。

无论从汉明帝还是从汉哀帝算起，到曹魏时期，这段时间已有二百余年。一粒佛的种子飞来，二百年的时间，它完全有可能长成一片葱郁的菩提树。

(二)

汉魏时期，佛教在中国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佛教的传播虽也有过曲折(如楚王刘英案)，但在曹魏以前
基本上是顺利的。这是因为东汉末年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已失去了固有的统治地位，而汉末动荡的社会环境更
为佛教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另外，曹魏时期是玄学酝酿和萌芽时期，人们开始奉《周易》、《老子》、《庄子
》为所谓“三玄”，并以出身门弟、容貌仪止和立意玄远的“清谈”相标榜，这正好和佛教(当时主要是般若
学)的“诸法性空”思想相契合，加之佛教学者介绍佛经时“格义”方法的运用，使佛教在这个时期得以较快
发展。
据《佛教史》记载，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二百余年中，佛教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
心，旁及颖川、南阳、临淮、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此向南发展的形势。而从汉桓帝至汉献帝的40
年中，译成汉文的佛经就有192部395卷，著名译者有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等。〔3〕另据《三国志》记载，丹阳
笮融督广陵、下邳、 彭城运槽，起大浮屠寺，可以容纳三千人课读佛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
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兴建佛寺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建筑活动
，而早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洛阳就建成了白马寺。〔4〕另外，汉魏时期， 佛门中开始出现戒律。
《高僧传》记：“于是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亦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仟，事法
祠记。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
用，乃译出《僧qí@②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昙柯迦罗对戒
律的翻译，说明当时的僧侣已有较大数量，只有依靠戒律才能整顿和规范其行为。
汉魏时期佛教的广泛的多方位的传播，势必对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的曹操产生影响。
(三)
曹操是一个性格和思想都极为复杂的人。他有智谋、懂兵法、善用诈，但为文非常通脱随便。他在《述志
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又说：“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不可谓不
坦诚。他提倡节俭，反对厚葬，却又惊人财物不厌其多。他好杀人而至于屠城，却又能放走投敌的关羽。他多
疑善忌，好用权术，阴狠毒辣却又和文人武士交友相知。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和巫师道士交往颇密。《后汉书·甘始传》载：“甘始、东郊、延年、封君达，三人
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为曹所
录，问其术而行之”。曹植说：“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甘始能
行气导引，左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5〕饮便倒悬、行气导引、 乃致御妇人术，都是道
士的保留节目。他们“悉号三百岁”，显然是一群骗子。而曹操以相国之尊，对这些妄言惑众的道士能“悉所
招致”，并“问其术而行之”，这反映出思想上广泛的包容性和性格上强烈的好奇心。从这点看，对于此时广
泛传播的佛教，他大约不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他在思想上毕竟不是一个浅薄荒唐的人，而作为一种哲
学，佛教要比道教深刻得多。
作为政治家和诗人的曹操对佛教的传播表示关注并受其影响是极为可能的。据陆澄《法论》序记载：“魏
祖(曹操)答孔(融)是知英人开尊道之情”。“尊道”即是“尊佛”。僧史记曹植读佛经能“转读士声升降
曲折之响”，游于鱼山，“闻空中梵天之赞，乃摹而传于后”，是为佛教音乐之始，曹植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佛
教音乐的创始人。由此至少可以推断出曹氏集团和佛教关系密切。
从佛教较早地传入汉地、佛教在汉魏时期的广泛传播、曹操的复杂性格和富有包容的思想及曹氏父子与佛
教的密切关系看，佛教对曹操及其诗文创作产生影响是不难理解的。
(四)
曹操诗歌现存20余首，均为乐府旧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创作受佛教影响的痕迹。
第一：曹操诗中较多地表现出嗟岁叹老的悲观情调。
佛教的基本教义包括四圣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等。其中四圣谛中的“苦谛”是全部佛教思想的基础。苦
谛即把一切社会人生(包括生老病死、忧悲恼、怨憎会、恩爱别离、所欲不得)均视为苦。由苦谛而生出的悲
观厌世的思想在曹操诗中时有反映。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未可断绝”。诗人把人生比做见日
即干的朝露，以此喻人生短促。忧思之际，只有借酒浇愁，而忧思依然不绝如缕，有着无尽的悲观情调。陈祚
明云：“(短歌行)嗟岁月之如流，感忧思而不已”，“此是孟德言志之作。禅夺之意已盟而沉吟未决，畏为
人嫌”。〔8 〕《金刚经》中有偈语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中把世
俗世界的一切现象(有为法)也比作露珠，竟和曹操的《短歌行》不谋而合。再如《龟虽寿》云：“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亦是对人生苦短的感叹。《秋胡行》之一、二、《精列》等诗作均
不乏叹老之念、嗟岁之思。
钟嵘《诗品》中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些“悲凉之句”是对人生的感叹，是基于“人生本
苦”而生的一种宗教情绪。这是一种受佛教影响的情绪，因为佛教把人引向虚无悲观，而道教则把人引向适意
淡泊。
当然，曹操作为一个上升阶级的代表，逐鹿中原，奉辞伐罪，削平群雄，先后剿灭陶谦、张济、吕布、袁
术、袁绍、刘表等集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十分成功的。因而他诗中的悲凉是有限度的，并且和没落阶级的
伤感毫不相同。
第二，曹操诗中表现出对下层人民和士卒深切的关心和同情。
佛教认为人生本苦而诸行无常。因无常，故生宗教心；因无常，故生慈悲心。曹操诗中“慈悲心”表现颇
多。例如《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表现出对连年征战的将士和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的深切同情。《薤露行》：“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
洛阳郭，微子为哀伤”。曹操以微子自比，他望洛阳而慨叹，犹微子见殷墟而哀伤。还有《苦寒行》，写士兵
行军之苦，《却东门西行》写征夫怀乡之苦。两诗都表明作者对士卒的关心和同情。另外，《冬十月》、《河
朔寒》写北方寒冬时的民风，表现出诗人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因无常，生出慈悲心，因无常，舍弃骄傲心，这
使诗人心中充盈着对他人的同情和关切。
第三，佛教思想间接影响到曹操的诗文风格。
曹操的诗文古直悲凉而又清峻通脱。古直悲凉显然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清峻通脱则是受汉末的黄老刑名
思想的影响，而这时的黄老刑名思想又是与佛教思想杂糅为一体的。黄老和浮屠并列成为祀祠对象，佛教和道
教尚无十分清楚的分野，佛祖并不想成为诗人，而诗人却不能不受到佛的影响。在受影响的诗人中，曹操是第
一个。
曹魏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潮互相冲撞、激荡、融合。“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
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而此时正是社会对各种思想的选择时期。在这个时期，经学思想作为原来的正
统思想渐趋衰微，佛教思想传入并在广泛的范围内传播而又杂以道教的方术，道教和佛教牵强比附，互相发挥
，交合生长。而此时，玄学如同一个孕育中的婴儿马上就要降生。如果说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那么此时就是一个“百家共鸣”的时代。可以推断，身处此时的作家不会仅听到一种声音，而对我们来说，
确定一种艰深抽象的唯心主义哲学对一位经历和性格都非常复杂的诗人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本文仅是持而未
周的“一个偏见。” (责任编辑 李靖)*
注：
〔1〕《文心雕龙·时序》
〔2〕《三国志》卷三0
〔3〕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102页
〔4〕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年版87页
〔5〕《弘明集》
〔6〕《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斐注引
〔7〕《曹集诠评》卷十， 转引自《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版
〔8〕《采菽堂诗集》卷五，转引同〔7〕第32页
〔9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0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左边“礻”右边“右”
@②原字为左边“礻”右边“氏”



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