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残卷看，由于太子夜里做了五个不同的大梦，这些梦可以看作他将来能够成佛得道的预兆。但文献对这些大梦的描述既不详尽，也不统一连贯。在佛教典籍中，有不少文献都提到此梦，如汉文本《方广大庄严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梵文本《大事（Mahāvastu）》和巴利文本《增一阿含经（Anġuttara-Nikāya）》中也都有关于此梦的记载，但回鹘文本与汉文本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说明该回鹘文《佛陀传》并非某一佛典的译本，应为一部在参考众多文献之基础上而形成的改编本。这一现象表明，回鹘人在接受印度佛传故事时，常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兴趣对佛典进行取舍与改编，甚至还有创作的情事。

【关键词】佛教文学 回鹘 文献 吐鲁番

一、回鹘文佛传故事写本概述

佛传故事讲述的是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不过，佛经里的佛传，已不是释迦牟尼真实的生平事迹，而是经过修饰加工后含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宗教传说。释迦牟尼灭寂后，信徒们经过长期的结集、加工，把纪元前后流传于印度及南亚其它地区的神话故事、民间故事编纂、附会到释迦牟尼身上，可信的史料已经很少了。在记载释迦牟尼一生事迹的佛典中，最早者为东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和同一时代竺大力与康孟详合译的《修行本起经》，其后有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北凉昙无谶译《佛本行经》、东晋迦留陀伽译《佛说十二游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刘宋宝云译《佛本行经》，再后有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和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北宋法贤译《众许摩诃帝经》。这些经典记述的虽然都是佛传故事，但内容各有千秋，方式也不尽相同，如有的从释迦族的悉达太子降生叙起，有的从释迦族的祖先谈起，还有的从释迦牟尼的前生开始讲，更有的从天地开辟为起始。[1]其中，《中本起经》、《佛本行经》、《佛说十二游经》都译自2世纪初印度著名佛教诗人马鸣菩萨所造《佛所行赞》。

《佛所行赞》，梵文作Buddacaritakāvyasūtra，是一部非常优美的长诗，赞颂了释迦牟尼的一生，极富文学色彩，以其“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颂者心悦忘倦，又复纂持圣教，能生福利”，[2]在印度境内外曾广泛流传。《佛所行赞》不仅有汉文本、藏文本流传，而且有梵文原典留存。有意思的是，汉、藏文本均为二十八品，但梵文原典却仅有前半的十四品。据考，后半内容当系后人所补，并非出自马鸣之手。[3]有幸的是，在上述诸本之外，我们在吐鲁番一带也发现了《佛所行赞》的回鹘文译本。

回鹘文《佛所行赞》译本残片在吐鲁番多有出土，今分别庋藏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前者1件，编号为O. 2，存残片2叶，文字27行。[4]柏林所藏数量较多，但多为很小的残片，均为印本，经过拼合可得19件，计有文字245行。依其内容次第排列如下：U 4347，第1～14行；U 4464 + U 4557，第15～28行；U 4202（T II T 604），第29～46行；U 4382，第47～68行；U 4198（T II, T 600），第69～82行；U 4199（T II, T 601），第83～102行；U 4484，第103～114行；U 4353，第115～123行；U 4210（T II T 614），第124～135行；U 4501，第136～145行；U 4193（T II, T 547），第146～159行；U 4035b，第160～163行；U 4417，第164～175行；U 4522，第176～181行；U 4204（T II T 608），第182～195行；U 4242（T II T 653），第196～207行；U 4336，第208～219行；U 4339 + U 4516，第220～235行；Ch/U 7528，第236～245行。[5]遗憾的是，残片数量虽不少，但由于残破过甚，完整句子都很少见，加上绝大多数回鹘文本描述的都是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静默禅定时战胜魔王波旬袭扰而得道的故事，故很难断定译本依据的是哪个汉文本子。

今天所知的回鹘文佛传故事为数不多，除《佛所行赞》外，现知者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T II Y 21、T II Y 32的回鹘文写本残片二件。二者均出土于吐鲁番交河故城，前者现存18行，后者存16行，内容很可能出自《方广大庄严经（Lalitavistara Sūtra）》。[6]《方广大庄严经》，亦名《神通游戏经》，由地婆诃罗（Divākara）于垂拱元年（683）译出，十二卷二十七品，记述了佛陀的生平事迹，尤其是阐明了与佛教组织有关的教义。[7]

2. 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U 2 (T II D 173e)的回鹘文写本1叶，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面积28×12.5厘米，存文字34行，内容为《摩尼传》，但文献反映的却是释迦牟尼佛为王子时第一次出王宫游四门遇生老病死的情景。[8]正是这次外出，使他悟出了人生皆苦的道理，遂生出家之念，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太子出家”故事，在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9]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等许多佛经中都有叙述。回鹘文《摩尼传》中的这一内容，无疑来自佛教，体现了“佛教在摩尼教多元信仰体系中（至少是在这一地区）所占有的极其重要的位置”。[10]据研究，该文献应译自粟特语。[11]

_{3．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编号为MIK III 201 I（[T II] D 176 I）的回鹘文写本，出土于吐鲁番高昌故城，现存残片1叶，面积10. 2×20. 6cm，有文字42行，系用摩尼文写成的回鹘语摩尼教布道文献，但内容叙述的却为佛传故事，系摩尼教对佛教故事的借用。[12]}

4．在吐鲁番、哈密等地都有出土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写本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及与佛传故事相关的内容。

《弥勒会见记》主要讲述了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故事以毗沙门天王手下三员大将之间的谈话开始。言称天中天释迦牟尼佛得道后，在摩竭陀国孤绝山说法。当时年仅八岁，聪颖过人的弥勒正受业于跋多利婆罗门，受天神启示去那里学法，成为佛弟子。此后，佛陀到波罗奈国说法，在此之前，佛姨母憍昙弥专为佛织就金色袈裟一领，但佛不愿接受，让她施于其他僧众。接着，弥勒从佛受记（预言），将继承释迦佛位为未来佛。这是前四幕的内容，以下各幕则讲述弥勒菩萨普渡众生的事迹。从第五至十九幕之内容如下：弥勒在兜率天宫因怜恤世上受苦众生而降生在翅头末国大臣善净家中。后来，弥勒因见宝幢毁坏而悟人生无常之理，遂出家寻道，并在龙华菩提树下成正觉，然后转法轮，翅头末国君臣随之出家成道。最后八幕则讲述弥勒入大小地狱，解救受苦众生之事迹。[13]这是一部长达27幕的原始佛教剧本，也可称作回鹘佛教讲唱文学作品。

在这一文献中，释迦牟尼佛传故事虽有出现，但非故事的主要成分。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弥勒佛之生平事迹时，却又不难从中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影子。如第十一品《菩萨降生》对弥勒菩萨降生过程的描述——从筑摩波提夫人做梦受胎到菩萨降生，再到诞生过程中的种种瑞象，以至其幼年时代的超凡能力——与释迦牟尼佛的降生非常相似，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几无二致。[14]再如第十三品描写的弥勒菩萨离家寻道过程[15]以及第十四品所叙述的弥勒佛在菩提树下成道过程，[16]均与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等佛典对释迦牟尼佛之离家、成道过程非常接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故而，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弥勒会见记》中之弥勒佛事迹亦可归入佛传故事之列，至少可以看作是佛传故事的一个别种。

5．即下文将予以详细研究的《佛陀传》。

上述6种文献的诸多写本尽管多已残破，但内容仍然是相当丰富的。对这些写本进行全面的研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故本文仅选取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进行译释，并以之为例，从中窥探回鹘佛传文学特色之一斑。

二、回鹘文《佛陀传》译释

1．解题

回鹘文《佛陀传》，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现藏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Mainz 131（T II Y 37），存残片1件，1叶，面积25×17.2厘米，计有文字24行（图1-2）。文献背面第一行文字的顶端有用很细的羽毛笔书写的小数字，标明其页码为iki k[ïr]k，即“三十二[叶]”。这一数字显示，该残片原本属于一部规模较大的佛教著作，其内容应为佛教传说故事，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原本应为册子本，该残卷自然应为其中的一叶。残卷纸质呈浅棕色，质地较为粗糙。残卷损坏严重，尤其在残卷边缘可见到火烧、虫咬及由于潮湿损坏的痕迹。虽然字迹已有些不清和残损，但仍可辨认，并无明显褪色。仍可辨认出其边线呈暗红色。文献由德国年轻的回鹘文专家劳特先生刊布。[17]

2．原文转写

正面

1. ////////////b[od]i///////änätkäk//////////////////

2. ………………………………………

3. t(ä)ngri-lär agïr uu ïddï ol kamag süü üzä šakimuni

4. bodisit(i)v beš törlügin tül kördi angsïz uluγ…äng

5. ilki uluγ tül kördi yagïz yer-ig töšäkčä töšän-

6. ür bolur…ikinti uluγ tül kördi…sumer taγïγ yas-

7. tukča yast(a)nur bolur…üčünč uγurluγ tül kördi…

8. üstünki kök t(ä)ngrig äšükčääšünür bolur…törtünč

9. uluγ tül kördi…ongdun sïngar arasïnta kün t(ä)ng[ri]

10. tutar…bešinč uluγ tül kördi…soltïn sïngar aya-

11. sïnta ay t(ä)ngri tutar…bo beš törlüg aγïr tüllärig

12. bügürü kördi bodisit(i)v bilgä biligin…otguratï m(ä)n

13. [bu]lgay m(ä)n v(ä)črazan örgün üzä bodi ï altïn bur[ha]n

背面

iki k[ïr]k

第三十二页

14. kutïn…tegin ötrü turupanïn k(ä)ntü atïn tutuntï üz-

15. ä münti…mäning kangïm küzädigli ol kapïg-ča

16. üngäy m(ä)n öngdün sïngar tört m(ä)harač t(ä)ngri-lär

17. TWK’N kapïgïn ünsüzin ača berdi-lär…tegin ötrü

18. [ün]üpänin kangïnïng akakïnta yinčürü töpün yükünti

19. körünglär amtï qutl[u]γ-lar aγïr ayag-ka tägimlig

20. šudodan ha[n]ïmïz…alpagut ur(u)ngut ärän-lärin balïq

21. kapïg[ïn] //rgurup oglïn küzädür…yarïk yošïk

22. agïrïnga süngülärin yerkä tayanïp süčig udïyur…

3．疏证

疏证内容限于专门术语、借词及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前面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数，后面的数字表示字次。

1. 2 änätkäk 印度。蒙古语作änädkäk，粟特语作yntkwt，藏语作endäkäg。该词在《华夷译语》中有载。[18]

4. 6-7 angsïz uluγ uluγ（又见于第5、6、9、10行），意为大，与angsïz连用，以表示梦的特征，即大梦，这一点与梵文和巴利文中的mahā“伟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词相当。

6. 7 sumer 来自梵语sumeru，印度神话中的须弥山，又译苏迷庐山，意为“妙高”、“妙光”、“善积”等，亦即古代印度人所泛称的大雪山，实指喜马拉雅山。[19]相传山高八万四千由旬（一由旬约等于三十里），上顶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天王天，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第七金山外有铁围山所围绕的咸海，咸海四周有四大部洲。后为佛教所借用，以其作为南瞻部洲的中心。[20]

12. 1-2 bügürü kör- bügü，意为“神圣”，音译“仆固”、“牟羽”等。以bügü-与词缀-rü合用，其意应为“以超自然的方式做某事”。kör-，意为“评价、诠释、说明”。bügürü与kör-连用，其意则为：“以超自然的方式表示某事之意”。[21]换言之，也就是说只有菩萨精神之力量才能用上述方式来解释这些怪诞的梦魇。[22]类似的用法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妙法莲华经》写本之207～208行也可见到：kuanši im pusar bügü biligin alkunï körür bügülänür“观世音菩萨解释道：一切都得通过他那超凡的智慧[来解决？]。”[23]

13. 3 v(ä)črazan 来自梵语vajrāsana，意为“金刚宝座、金刚座”。[24]相传为释迦牟尼佛成道时所坐之处，地当古摩揭陀国，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之菩提伽耶（Bodhi Gaya）。[25]

16. 6-7 tört m(ä)harač t(ä)ngri 四大天神，其中mäharač，借自梵语māha（大）+ rāja（王）。

19. 1 körünglär 其意不甚清楚，有可能在于表示是菩萨本人说了这些话语。

19. 3 qutl[u]γ-lar 意为“尊贵的人，受尊敬的人”，所指不甚清楚，既可指四大天王，也可指一般信众，更可能是俗家弟子或僧侣。[26]

20. 1 šudodan 来自梵语Śuddhodana，音译“首图陀那”，意为“净饭”、“白净”等，此处指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为释迦牟尼之父。

23. 7-24. 1 sarvatasidïg 来自梵语Sarvārthasiddha，指乔达摩·悉达多王子，这种用法出现于时代较晚的梵文文献中。在巴利语中，一般写作Siddhatta。[27]值得注意的是，在焉耆和龟兹语中，也出现有形式近似的sarvārthasiddhe一词。劳特先生认为：“虽然我们文书中的证据只是表现在从属格上，但我们仍认为，其基本词sarvatasid，而不是sarvataside，原因是我们认为它的前身应是粟特文本。粟特文书中书写时经常从梵文中的结尾字母-a。”[28]

4．汉译文

……菩提（？）……印度的……（1行）……（2行）众神已陷入酣畅的睡眠之中。（3行）释迦牟尼菩萨于夜间做了五个不同的大梦。（3～4行）他先看到了[如下]第一大梦：他将大地如同他的毡毯一样铺开。（4～6行）之后他看到第二大梦：他将须弥山如同他的枕头一样放好。（6～7行）之后，他看到了预示幸福的梦幻：他将高高在上的天空如棉被一样盖住自己。（7～8行）接着，他又看到第四个大梦：他右手托住太阳。（8～10行）继而他又看到第五个大梦：左手托住月亮。（10～11行）这五个不同的且富有深意的大梦昭示着菩萨以超自然的方式通过他的智慧：（11～12行）我定将到达菩提树下坐于金刚宝座之上的佛祖面前。（12～13行）

这时，王子站了起来，牵过马并跨上马背：（14～15行）“通过这道我父亲把守的大门，我将启程奔向东方！”（15～16行）四大天神悄无声息地为他开启了大门。（16～17行）之后，王子便[启程]了，并向他[熟睡的]父亲深深鞠躬，（17～18行）[说道：]“你们看，尊贵的人们！令人无比崇敬的净饭王，我们的国王，和众多的勇士们、将军们以及强壮的男人们一起看守着城门，而且还监视[自己]的儿子。（19～21行）由于他的盔甲和头盔过于沉重，他用长矛支撑于地上，而且睡得很香。（21～22行）当他从沉睡中醒来时，他将永远失去他心爱的儿子悉达多。”（23～24行）在那天中午，就在众神拯救你们众生的那天中午……”（24行）

三、回鹘文佛传故事的特色

通观上述回鹘文写本，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段内容讲述的是释迦牟尼为太子时逾城出家的故事。

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公元前486），原名乔达摩·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太子，父亲为净饭王。《释迦氏谱》曰：“净饭王有二子，长曰悉达（即释迦牟尼），次名难陀。”[29]即此谓也。其母为摩耶夫人。相传在一个美妙的月圆之夜，王后梦见自己腾云驾雾，直上天宫。在天湖沐浴后，一头白象轻触其身，一股云气直入体内，王后由此怀孕，并于蓝毗尼花园生下王子。

王太子自幼聪颖，才思敏捷，父亲爱如掌上明珠，一心期待太子长大继承王位，但太子对国事兴趣索然，沉湎于钻研学问与探求人生哲学。净饭王为收其心，在十七岁时为他完婚，娶邻国善觉王的公主耶输陀罗为妻。一年后，生子罗睺罗。在几次出游时，因目睹了人生的痛苦之状后，感到人生的虚幻，决定出家修行，做一个追求人生真谛的苦行僧。本文译释的这一回鹘文佛传故事片段反映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出家为僧的情节。这是佛教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内容之一。

从残卷看，由于太子夜里做了五个不同的大梦，这些梦可以看作他将来能够成佛得道的预兆。但文献对这些大梦的描述既不详尽，也不统一连贯。在佛教典籍中，有不少文献都提到此梦，如汉文本《方广大庄严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梵文本《大事（Mahāvastu）》和巴利文本《增一阿含经（Anġuttara-Nikāya）》中也都有关于此梦的记载。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卷五称：

其夜菩萨自得五梦。一者梦见身席大地，头枕须弥，手擎大海，足践渤澥；二者梦见有草名曰建立，从脐而出，其杪上至阿迦腻咤天；三者梦见四鸟从四方来，毛羽斑驳，承菩萨足，化为白色；四者梦见白兽头皆黑色，咸来屈膝，舐太子身；五者梦见有一粪山，状势高大，菩萨身在其上，周匝游践，不为所污。[30]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四亦曰：

菩萨于夜中见五种梦。一者见其身卧大地，头枕须弥山，左手入东海，右手入西海，双足入南海；二者见其心上生吉祥草，高出空际；三者见诸白鸟头皆黑色，顶礼菩萨，所欲腾空，不过菩萨膝下；四者见于四方杂色诸鸟，至菩萨前，皆同一色；五者见杂秽山，菩萨在上，经行来去。[31]

可以看出，回鹘文本文与上述二种汉译本所述五梦互有同异。现列表如下：

可以看出，回鹘文本与汉文本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而两个汉文本之间则比较接近。

在梵文本《大事（Mahāvastu）》和巴利文本《增一阿含经（Anġuttara-Nikāya）》中，太子之托梦并非发生在他出家之前，而是在出家之后。按《大事》的说法，在菩萨出家后于菩提伽耶苦修并得道成佛之前，他做了这“五大托梦”。这些梦境，虽然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但反映出的却同样佛法无边、惟我独尊的思想，天降大任于悉达多太子，故其大梦不同凡响，百瑞呈祥，预示着太子的出家将解救众生于倒悬，使之摆脱六道轮回之苦。显而易见，“五大托梦”对释迦牟尼佛的思想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32]按照前者的说法，正是这些大梦，促成了悉达多太子的出家；后者同样重视这些大梦，因为它们促成了佛的觉悟。

至于太子夜半逾城出家的过程，在汉文佛教典籍中都是津津乐道的，被描绘得充满神奇而又绘声绘色，但在回鹘文写本中，却被一笔带过了。马夫车匿销声匿迹，骏马犍陟的名字也付之阙如，车匿与犍陟悲痛欲绝的场面也就更是见不到了，能看到的仅有这么一句平淡无奇的素描：

这时王子站了起来，牵过马并跨上马背。（第14～15行）

相反，回鹘文写本却不惜浓墨地渲染了太子出城之前与沉睡中的父亲依依惜别的场景。反观汗牛充栋的汉文佛典，这一生动而有趣的场面是完全见不到的，现仅知藏文佛典有这一内容。[33]

这就是说，该回鹘文《佛陀传》并非某一佛典的译本，应为一部在参考众多文献之基础上而形成的改编本。其文献依据虽主要来自汉文本，但同时亦不排除其参考了藏文佛典或其它文本的可能性。由于梵文本《大事》和巴利文本《增一阿含经》所述托梦事发生于太子出家之前，与回鹘文本正好相反，似乎可排除在回鹘文译本之参考本之外。

类似的情况又见于回鹘文写本T II Y 32中的佛传故事。该文献现存文字16行，其中后半部内容与《方广大庄严经（Lalitavistara Sūtra）》第五卷《感梦品第十四》中的内容颇类，[34]论述的是生老病死等人生问题，但前半部的内容却无法找到出处。[35]

这些现象表明，回鹘人在接受印度佛传故事时，常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兴趣对佛典进行取舍与改编，甚至还有创作的情事。经过回鹘人之擅加增益，另附枝节，使新成品既不失佛教文学的特色，又适应了本民族的欣赏习惯，平添了许多文学情趣，使人不免感叹印度文化对回鹘民间文学影响之深远及回鹘人对印度文化吸纳改造之微妙。

_{A Study in the Uighur Versions of Stories of Buddha’s Life}

——Centred in Turpan Manuscript Mainz 131 (T II Y 37)

_by

YANG Fuxue

Few Uighur fragments discovered at Yarkhoto, Qočo, Hami that recount the Buddha’s life, and in particular explicate the teaching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were identified by F. W. K. Müller, W. Radloff, J. P. Laut and Peter Zieme etc. as Uighur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Lalivistara Sūtra, Aśvaghosa’s Buddacarita and Tocharian Maitrisimit and so on respectively. The paper gives the delaited study in the Turpan fragment Mainz 131 (T II Y 37) “Buddha Biography” which is kept in the Turfansammlung of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This fragment describes the life of the Buddha, especifically concerning the Buddha’s “five great dreams” on the night of his enlightenment. Comparing it with a number of Chinese version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order of events and characters of the Uighur version do not correspond to any of them.

Key words: Buddhist Literature; Uighur; Texts; Turpan

[1] 参见周一良《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与译者》，《周一良集》第3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2～249页。

[2] [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184页。

[3] E. H. Johnston, Aśvaghosa’s Buddhacarita or Acts of the Buddha, Delhi 1998, pp. xvii-xix.

[4]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 S. 198-199.

[5]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 Berliner Turfantexte XIII), Berlin 1985, S. 51-62.

[6] F. W. K. Müller, Uigurica 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in 1910, S. 4-7.

[7] [唐]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目录部》，No. 2153，页379c。

[8] A. von Le Coq, Ein christliches und ein manichäisches Manuskriptfragment in türkischer Sprache aus Turfan (Chinsisch-Turkista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1909, S. 1208-1211; W. Radloff, Alttürkischen Studen III/2,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и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 1910, S. 1030-1036; W. Bang, Manichäische Erzähler, Le Muséon 44, 1931, S. 7-9.

[9] 《大正藏》第三卷《本缘部上》，No. 189，页632c-633a。

[10] A. von Le Coq, Ein christliches und ein manichäisches Manuskriptfragment in türkischer Sprache aus Turfan (Chinsisch-Turkista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1909, S. 1204.

[11] A. von Le Coq, Ein christliches und ein manichäisches Manuskriptfragment in türkischer Sprache aus Turfan (Chinsisch-Turkista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1909, S. 1205, anm. 1.

[12] 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äica aus Chotscho, III, APAW, 1922, Nr. 2, S. 15；W. Radloff, Alttürkischen Studen VI,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и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 1912, S. 766-770; W. Bang, Manichäeische Hymnen, Le Muséon 38, 1925, S. 8

[13]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8～179页。

[14] Geng Shimin - H. J. Klimkeit - J. P. Laut, Das Erscheinen des Bodhisattva. Das 11.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5, 1988, S. 315-386; 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0～160页。

[15] Geng Shimin - H. J. Klimkeit - J. P. Laut, Die Weltflucht des Bodhisattva. Das 13.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der Maitrisimit,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8, 1991, S. 264-296；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192页。

[16] Geng Shimin - H. J. Klimkeit - J. P. Laut, ‘Der Gang zum Bodhi-Baum.’ Das 14.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Mélanges offers à Louis Bazin par ses disciples, collègues et amis. Jean-Louis Bacqué-Grammont and Rémy Dor, Eds. Varia Turcica XIX. Paris 1992, S. 25-36 ; Geng Shimin - H. J. Klimkeit - J. P. Laut, ‘Der Gang zum Bodhi-Baum.’ Das 14.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Materialia Turcica 16, 1992, S. 48-49; 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3～201页。

[17] J. P. Laut, Ein Bruchstück einer Alttürkischen Buddhabiographie,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N. F. 3, 1983, S. 88-101.

[18] A. von Gabain,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 I: Bruchstucke des 5. Kapitels,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7, Berlin1935, S. 169, anm. 40.

[19] [唐]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37页。

[20] [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大正藏》第五十四卷《事汇部下》，No. 2128，页314c。

[21] 参见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äica aus Chotscho, I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22, Nr. 2, S. 9, 30.

[22] J. P. Laut, Ein Bruchstück einer Alttürkischen Buddhabiographie,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N. F. 3, 1983, S. 96-97.

[23] W. Radloff, Kuan-ši-im Pusar. Ein Türkische Übersetzung des XXV. Kapitels de Chinesischen Ausgada des Saddharmapundarīka (Bibliotheca Buddhica XIV), St. Petersburg 1911, S. 16.

[24]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Словарь, Ленинград 1969, стр. 631.

[25] [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139页。

[26] A. Bombaci, Qutluγ Bolzu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mong the Turks,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38, 1966, p. 24.

[27] F.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2: Dictionary, New Haven 1953, p. 586a.

[28] J. P. Laut, Ein Bruchstück einer Alttürkischen Buddhabiographie,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N.F. 3, 1983, S. 92. anm. 24.

[29] [唐]道宣《释迦氏谱》，《大正藏》第五十卷《史传部二》，No. 2041，页87a。

[30]《大正藏》第三卷《本缘部上》，No. 187，页572a。

[31]《大正藏》第二十四卷《律部三》，No. 1450，页115b-c。

[32] Émile Senart, Le Mahāvastu. Texte sanscrit publié par la premiere fois et accompagné d’introduction et d’un commentaire. T. II, Paris 1890, pp. 136-139.

[33] W. W. Rock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his Order. Derived from Tibetan Works in the bkah-hgyur and bstan-hgyur, San Francisco 1976, p. 25.

[34]《大正藏》第三卷《本缘部上》，No. 187，页569c-570a。

[35] F. W. K. Müller, Uigurica 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in 1910, S.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