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佛教音乐及《苏武牧羊》

2014/9/7    热度：327   

我与佛教音乐及《苏武牧羊》
　　田青
　　前几天，一位在北京认识的美国专栏作家从上海打长途电话到我家，希望证实一下我这个“田青”是否也是为“中国今年最精彩的流行音乐唱片”《苏武牧羊》作词的那个“田青”。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是我。她问我这算不算“下海”，我说，也算是吧。不过，不是"外海”，是“内海”。两年前，她为《华尔街日报》的音乐栏第一次采访我的时候，无论是别人向她介绍的我的身份，还是我自己留给她的印象，我都是一个专心于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学者”，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在一个狭窄的、没有太多人关注的学术领域里钻“牛角尖”的、自得其乐的“知识分子”。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这类“学者”、“知识分子”，总是最反感、最瞧不起“流行歌曲”的一群人。我的专业——佛教音乐的研究，也给一般人一个“清高脱俗”的印象，仿佛研究佛教音乐的人，理应离“流行音乐”十万八千里。
　　其实，无论对中国的佛教音乐，还是对我本人，这恐怕都是一个误解。中国的佛教音乐，从来不但不“脱俗”、“离俗”，反而是一贯以“俗人”为服务对象，以“通俗”、“化俗”为宗旨的。正因为中国的佛教音乐公开以“兴佛化俗”为目的，因此，古代的高僧大德才把佛教音乐称为“弘法之舟楫”。而为了“化俗”，首先便要“通俗”，即“通”其“俗”。一个“通”字，不但包含了对“俗”的全面、彻底的了解，也暗含着“融会贯通”的要求。因此，能“通”是很不容易的事。中国历史上有几部《高僧传》，从被称为《高僧传初集》的梁代僧人慧皎的《梁高僧传》，到唐代律宗大师道宣的《续高僧传》、宋代僧人赞宁的《宋高僧传》，都专门辟有一科，完全以用佛教音乐“兴佛化俗”的水平和造诣作为能否成为“高僧”的资格标准。唐代鼎鼎大名的文淑和尚，便是一个“俗”到家了的伟大的佛教宣传家。当时，不但“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就连宫廷的教坊，也“效其音 调，以为歌曲”，成为当时最出名的“流行音乐大师”。中国的佛教音乐实在不是“象牙塔”里“人间难得几回闻”的“雅乐”，它从来都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中的“俗乐”。我记得，有不止一个老一代音乐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自己民族音乐的“启蒙”，得益于在民间丧事上作法的和尚。
　　我自己，则更是一个大俗人。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说自己一听到收音机里播放“河南坠子”之类的东西便感叹“中国怎么净是这类‘俗不可耐'的东西 ? ”我却在感叹这位“雅士”的胃口为什么竟如此狭窄 ? 在艺术欣赏上，我自己从来是一个“杂食类动物”，洋也好，土也好，从不挑食。对我而言，在伦敦南岸音乐厅里听马勒和在杭州小巷的友人家中听盲艺人唱“滩黄”，同样令我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越来越偏爱简单的、不奢侈的、“土”的东西了。
　　大约是在 1996 年的夏天，在上海音乐学院拿到硕士学位后，便一直在京城音乐圈儿里混的黄荟找到我，说要为李娜搞一盘 CD ，请我写词。黄荟长得黑黑的，又有点儿凸鼻凹眼，素有“阿拉伯王子”之名。他先跟我吹了一通李娜唱得如何如何好，又神侃了一通他和老牌的音乐制作人刘伟仁想搞一个“大制作”的想法，然后，便很真诚，同时又带点儿江湖气地对我说：所以，“非请你出山不可！”
　　我这个人就怕捧，只要谁一说“这个事非你不行”，哪怕是个套儿，我也往里跳，更甭说黄荟跟我也算是老朋友了。 1989 年的夏天，他就在上海音乐学院他当时的宿舍里请我吃过饭。没想到多年之后，会有这次的合作之缘。那么，搞什么呢 ? 我们一致认为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找一个有现实意义而又人所共知的题材。于是，我便想到了苏武牧羊。
　　我有“苏武牧羊情结”。这个故事和这首歌是把我从小带大的外婆在我小时候便刻在我心上的。正像我在歌词中写的那样：“春草年年绿，绿了千年；牧歌年年唱，唱遍草原。有一支歌，也唱了千年——奶奶唱给爸爸，爸爸唱给我，我唱在心间。” 1那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朴素、真挚的曲调，不但始终是我记忆里最深刻、最宝贵、最难忘的内容，而且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每一个和我一样在幼年时便听过这首歌的中国人，都会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在远离亲人的时候，在你的人格和尊严受到威胁的时候，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涌出这首歌来。苏武作为汉使出使匈奴被扣，留胡十九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受尽苦难，终于持节归国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其伟大的人格、不屈的精神、感天地泣鬼神的凛然气节，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一个不朽象征。
　　苏武所处的时代，对我也是一个“情结”。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时代，以至今天我们的民族称为“汉族”、我们的文字称为“汉字”、我们的语言称为“汉语”。其时，不但我国的疆土在历史上最为辽阔，而且，我们民族的“气”，在那个时代也最为磅礴。我曾在《东方》上著文谈文化的“性别”，将汉文化称为“男性文化”的代表。用艺术来表现苏武的感人事迹、再现汉代的辉煌，讴歌中华民族的不朽精神，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艺术界一贯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元代的杂剧大家马致远就曾写过南戏《牧羊记》 2；比近代流行的歌曲《苏武牧羊》更早，在明万历三十七年 ( 公元 1609) 以前杨抡编
　　辑的《太古遗音》中，便有八段唱词的琴歌《苏武思君》。 1988 年，我也曾动手写过一个电影剧本《苏武与李陵》，后来因故中断，但我在只写了一半的剧本中不但着力刻画了苏武的坚贞不屈，而且对苏武“娶胡妇，生胡子”这一被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们出于“为圣人讳”的原因而长期遮掩的历史，也作了新的、人性的解释和阐扬。我以为，苏武在匈奴的这一段因缘，不但无损于苏武的伟大形象，反而是苏武十九年苦难生活中一个极可珍贵的“亮点”，一笔在灰暗、阴冷的大色调中惟一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的暖色。而且，当我们超越了历史和民族主义的狭隘目光再来审视这个故事的时候，恐怕每一个现代的中国人，都会以一种理解，甚至为此感到宽慰、感动的心情来面对这段人性的、再正常也不过的生命过程。所以，我提笔写下的这首组曲的第一段歌词，便是组曲中的第五首《牧羊姑娘》：
　　“在茫茫的草原上，一群羊遇到了另一群羊；在浩荡的春风里，牧羊人遇到了牧羊姑娘。”
　　凡是到过大草原的人，都会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在天地间会发生、该发生什么事情。当“春风吹散了她的长发，春风吹红了她的脸膛，春风吹开了她的衣裳，春风吹亮了她的目光”的时候，怎么能不感到“让人昏眩的是太阳，让人痴迷的是目光，让人软弱的是春风，让人踟蹰的是故乡”呢 ?
　　最令作曲家感动的恐怕也是这段歌词，我记得，当我把全部歌词交给黄荟不久，他便首先谱完了这段音乐。有趣的是，在此之后，不管是在北京的录音棚，还是在上海歌舞团舞剧《苏武牧羊》的排练场，“牧羊姑娘哎——，牧羊姑——娘”的歌声，总是最得人心，最上人口。
　　应该感谢李娜，她的歌声，是可以和苏武的故事一起流传千古的。听她的演唱，让我常常惊叹世间种种的“不可思议”，常常诧异在她看似小小的身体里，何以竟蕴藏着如此大开大阖、包天裹地的感情和力量，也想不通她怎么能在超过三个八度的音域里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她时而雄浑激越、金戈铁马，时而缠绵悱恻、莺语间关的歌声，的确可以与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歌唱家媲美。遗憾的是，自从与她一起审听过一次录音的样带之后，便再没有见过她。就在这张唱片发行前不久，看到各类小报上有关她的种种互相矛盾的“消息”，一会儿说她出家了，一会儿说她隐居了；一会儿说她在西藏，一会儿说她在山西，云遮雾罩，不知究竟。有朋友问我：这是不是你们为这盘唱片所作的宣传 ? 我只好苦笑着说：“不知道。”这年头，假的太多了，便让人连真的也怀疑，甚至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真的事。前些时候，和一位有一个时期颇有些名气的作家吃饭，他竟然很随便、很自然地宣称李叔同的出家与三毛的自杀，统统都是“炒作”。我当时看着这位面相淳朴的作家用那么憨厚的语气做出对这两位死者如此不公平、如此尖刻的判断来，心中暗自惊诧的同时，也感到一丝悲凉。说“人心险恶”，恐怕也是另外一种不公平，我只好感叹人与人之不容易理解和隔膜的程度我过去真的是估计得太低了 !
　　在商业化的今天，唱片公司的确可以利用李娜“失踪”的消息“炒作”一番，比如“声情并茂”地登个广告“李娜，你在哪里 ?! ”等等。但从李娜的立场想，我去了哪儿，与你何干 ? 我想做什么，有什么必要告诉你 ? 古人每把“儒道兼综，显隐皆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十六字令奉为士人进退人生的最高境界，但多少文人学子，只能说说而已，未料作为歌者的李娜，却似乎做到了。清代的李渔曾说过：“填词之道，文人之末技也。”的确如此。但每听这张唱片时，我却总在想：当年“奉旨填词”而永别功名的柳永，也许未必真如文学史上说的那么失落，戴一顶乌纱帽，怎么会比写几首新词并让一个天才的歌手唱彻月夜来得惬意呢 ?
　　( 原载《音乐爱好者》 1998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