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上的教难
2014/9/8 热度：284
佛教东传中国后，虽有南北朝时代的各派争鸣，也有隋唐的百花齐放，逐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彼此血脉不分；然而由于儒、道思想深入民间，有心者对佛教予以压抑、扭曲，加上君主专制当权者的政策压迫，使佛教倍受摧残迫害。
虽然如此，历史上仍有许多佛弟子不畏强权压迫，奋勇卫道，抗拒法难，如：北周武帝灭佛时，曾欲钦赐官位予道安大师，大师不愿就任，不惜以死相拒；鸠摩罗什为大法能传震旦，不惜个人含垢忍辱，暂住逍遥园；智实法师舍身上奏唐太宗，只为让后世知道唐朝还有佛教。这种为法的坚毅精神，朗如日照，足为后世模范。而在每次法难中主导毁佛者，均不得好下场，如北魏太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之言，下令废寺、焚经、毁像、杀害僧尼，未及五、六年，终于被臣下所弑；北周武帝听信谶言，恐惧黑衣当王，决心排佛，北齐四万余寺皆充王公第宅，三百万僧侣皆令还俗，未及三年，身感恶疾，遍体糜烂而死。唐武宗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官，亟力排佛，寺材造廨驿，金银交度支官，铁像造农具，铜像、铜器铸钱，不及一年，因服道士金丹，疽发背死；周世宗毁佛，废寺三万余，在位不满六年而死；近代冯玉祥毁佛，自己竟被俄人毒死，在在印证了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
明清以来，佛教为外力逼往山林，许多僧侣也以为出家即是“入山清修”、“了生脱死”，如惟政禅师所说：“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这种消极、避世，自私自利的心态，使得中国佛教在遇到法难的时候，往往无法团结有力的人士护教。
我们不希望教难发生，便要有金刚护法的卫教勇气；我们不希望佛法衰微，就要有韦陀菩萨的降魔精神。只要有人肯把生命奉献给佛陀，只要有人肯为大法殉难，佛教必能光大于世界，佛法必定流传于千古。
中国佛教史上的法难
一、三武一宗法难
北魏太武帝
北魏太武帝(西元四二四——四五二年在位)即位，继承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信仰佛教，常礼聘高僧入宫谈法；浴佛节行像时，也亲至门楼，对经过的佛陀圣像散花礼敬。当时宰相崔浩信奉道教，结识道士寇谦之，常常在皇帝面前诽谤佛教，皇帝由于他的善辩，于是采信道教的说法。适逢卢水的胡盖吴聚众谋反于杏城，帝进兵长安，入一佛寺中，发现寺中藏有弓矢兵器，认为沙门所行非法，大为震怒。
于太平真君六年(西元四四五年)，下令诛杀长安僧侣，焚毁佛像，全国废佛。翌年，再度下令各地官员焚毁佛像、经籍，坑杀寺僧。幸有太子晃暗中相告，各地僧侣得以隐匿，免去劫难。然而北魏境内一切的佛像、经典，全遭破坏。《梁传》描述废佛情况：“以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这次事件在中国佛教史上，划下第一道伤痕。
魏太武帝废佛的第二年(西元四四七年)，有一天，宫中突起雷电，瞬间内殿倾倒，太武帝受重伤，疠疾复发，群臣归罪于崔浩的毁佛。同时，崔浩自撰国史数卷，书中蔑视胡族，触太武帝之讳，于是下令将他处斩。崔浩受腰斩时，连累了亲族一百二十人，口中还被灌以尿水，据说他曾焚毁其妻郭氏的佛经，并将灰烬丢入茅坑。正平二年(西元四五二年)，太武帝被宦臣宗爱谋弑而亡。
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西元五六○——五七八年在位)的废佛，主要起因于迷信“黑衣膺王”的谶记，据《广弘明集》第八卷记载，道士张宾对武帝奏言：“沙门身缠黑衣，于国不祥。”一语道出为政者心中大忌，加上还俗沙门卫元嵩附和：“沙门怠惰，多贪财食，不足为尚。”张宾也一再谗言，历经七次的释、儒、道三教论争，建德二年(西元五七三年)，武帝决定下令：沙门、道士还俗；禁绝儒家以外的祭祀；官立或私立寺院一概撤去，还给王公作舍地；寺院财物尽充官府，废去四万寺院；三百万僧众还俗为军民，充作攻伐北齐的军容。
当时，所有经像都遭焚毁，静霭法师以毁教报应力谏武帝，却不被采信，后来遁入终南山，切腹自杀，为教殉难。西元五七七年，北周灭掉北齐，境内仍推行灭佛诏令，使“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史上称为第二武之厄。
第二年，北周武帝突患剧疮而殂亡，众人莫不感其报应之速。
唐武宗
唐武宗会昌年间(西元八四一——八四六年)的法难，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三次法难，其伤害几乎令佛教在中土绝迹。武宗本好道术，即位后，宠信道士赵归真等人，令修金籙道场，亲受法籙。翌年，命衡山道士刘元静为银青光录大夫、崇玄馆学士。由于武宗一心求作神仙，对赵归真极为崇敬，认为佛教“非中国之教，蠹害生灵”。会昌五年(西元八四五年)，毅然下诏废佛。《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加上改铸钟磬铜像为通钱、农具，此一空前浩劫，史称“会昌法难”，是我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翌年，武宗因服道士金丹，中毒而亡，享年三十三岁，在位仅六年。宣宗即位后，赵归真一行十二人即被下令诛杀，唐朝佛教才渐渐恢复生机。
后周世宗
佛教历经会昌法难及晚唐至五代乱世的摧残，已经相当衰弱，到后周世宗，又下诏废佛，佛教法脉已如游丝。世宗即位后，认为佛教僧尼寺院是构成国家财政负荷的原因，在显德二年(西元九五五年)断然实行废佛政策，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废止未受敕额寺院，民间佛像、铜器皆交由官司铸钱。总计被毁寺院有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佛像、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
当时北周武帝不敬菩萨圣像，以斧破镇州观音铜像面胸。显德六年(西元九五九年)，在北征途中，胸发疮疽而亡。
二、明清法难
中国佛教到了明清，已经逐渐衰微。明太祖出身沙弥，知道宗教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令僧侣移居山林，严格禁止社会大众擅入寺院，也禁止僧众接触信众，以防止僧俗混淆之名，行压抑佛教之实。
清朝，由于皇室多崇拜喇嘛教，对佛、道亦行打压。清大律更禁止妇女至寺院烧香供佛，僧众不可以在街市中诵经托钵，这些政策都使得佛教一转成为山林佛教，远离了群众，对佛教发展造成莫大的伤害。
明清时期的白莲教，打着“弥勒当兴，释迦退位”的口号，在北方各省大举兴兵，四处杀害官吏、抢劫府库、焚毁寺院、销毁经像，行径几同流匪，使得北方正统佛教几乎灭绝。
咸丰年间(西元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洪秀全以“上帝是天父，耶稣是天兄”，被推为上帝会教主，组织太平军，将家中佛像、百家经书、《论语》等，全部焚毁。所到之处，“无庙不焚，无像不毁”，十五年间遍布全国十八省，将素有佛教花园的江南一带，几乎摧残殆尽，与三武一宗的法难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使得佛教奄奄一息。
三、清末民国以来法难
庙产兴学
民初时，有些知识份子及政府官员误解佛教，加上野心份子对庙产的觊觎，于是有假兴学之名，行并吞寺产之实的情况发生，许多寺院财产被侵占，僧尼被迫还俗。如：
西元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张之洞主张用全国寺院财产作为兴学办教育用，引起各地土豪劣绅藉办学名义，公然并吞寺田，影响所及，军队、警察、各种团体亦一并侵占寺庙，而当时教界竟无力维护自身权益。后来幸有学者对此重视，如章太炎发表<告佛子书>，呼吁教徒应自办学校，以迎头赶上时代趋势，并且忠告世人对佛教应加以保护发扬。
西元一九一二年，袁世凯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企图将全国佛教寺产纳入社会公益事业。幸赖当时天童山寄禅法师等教内外人士发起设立“中华佛教总会”，共拟保护庙产对策。
西元一九三○年，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再度提出庙产兴学案，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组织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消息传来，教界哗然，形成全国佛教徒的大团结。翌年，太虚大师撰“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陈国民会议，同年，政府公布保护寺产规定，庙产兴学风波方告平息。
冯玉祥
北伐时期，军阀冯玉祥是位耶稣徒，对佛教不甚友善。西元一九二七年，为扩充武力，对势力所在的大小寺院苛捐杂税，以“打倒迷信”为由，包围相国寺，没收寺院财产，捣毁佛像，改为市场，于是千年佛寺毁于一旦。当地学阀地痞趁火打劫，没收寺产作为升官发财之路，如中土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及达磨祖师面壁九年的少林寺，无一幸免。三十万僧尼，勒令还俗，寺院改为救济院，乃至成为娱乐场所。北伐后，时任内政部部长的薛笃弼更建议将寺庙改为学校，欲以行政命令压迫佛教。这种种的伤害，对清末民初以来的佛教而言，无异是雪上加霜。
据言，冯玉祥毁佛后，政治声望一落千丈。二次大战时，企图利用第三国际关系东山再起，不料，竟被俄人毒死。曾有的风发意气，终致烟消云散。
文革时期的毁佛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历经三武一宗等法难，却远不及文革时期马列主义对佛教的严重迫害，全国各地大寺，百年古刹丛林，乃至乡间淳朴寺院，或拆或焚，被破坏者，不知凡几。所拆除的法物，或当燃料，或盖厕所，唐宋写经、木刻经卷、唐彩佛像，无一逃过劫难。僧侣或被迫还俗、劳改、斗争，乃至枪杀等，从东北各省到西藏，草木皆兵，风云变色，有如置身地狱之中。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渡海来台，政治军事上仍风声鹤唳，不但有省籍疑忌，也有保安工作的反应过当，连出家人都不免遭池鱼之殃，或被捕入狱，或日夜派人跟监；寺院菴堂政府不但不予以保护，反而任意糟踏。例如旧有的寺院住满了军队、军眷、机关，鱼肉荤腥充天，失去清净庄严的价值；新寺院则限制修建。可以说，佛教处处受到打击。四十年来在佛教僧信的努力弘法下，伴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改变，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佛教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目前社会乱象丛生，需要有更多具足正知正见的宗教徒发挥护教的精神，不以一己安乐为满足，为人间佛教的理想，为佛教的前途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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