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龙门石窟唐代净土堂的图像

2014/9/8    热度：330   

[杭州]新美术，1996年第4期
　　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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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门石窟的北市彩帛行净土堂(以下简称净土堂)位于龙门西山南端，为较重要的唐代中型洞窟。窟分内室与外室，内室造像均已不存。该窟造像的性质和开凿时间十分明确，即延载元年(694年)完工的阿弥陀佛窟。正壁有长篇题记，这是龙门少量几个明确主尊为阿弥陀佛的洞窟之一。今人已有比较详尽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见下文)，然而其图像学的论点却有可商榷之处，这主要是由于窟内造像均已不存，只能由题记来推测造像所引起的。近年的龙门新资料也为我们对净土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所以有必要重新对其进行图像学的讨论。
　　净土堂的开窟题记位于正壁偏北端，即“王宝泰、赵玄绩等造西方净土佛龛记”，漫漶较甚(录文八一一)。[1]
　　此段题记残缺虽重，但重要之处已经比较明确，即该窟为西方净土窟，造像为阿弥陀佛像三铺并侍卫总计十一尊。那么具体是如何布置的呢？造像虽已不存，但坛上遗有八角形造像座槽十一个(有大小两种)，这便成为我们推测造像的依据。显然，造像是可移动的，造好后移入洞内安放。题记之十一尊与座槽之十一坑是相对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阿弥陀佛像三铺并侍卫”？本文挑三种主要观点逐一评述。
　　温玉成先生认为龙门石窟“正壁原有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像。南北侧壁各一坐佛二菩萨像……净土堂内造阿弥陀佛像三铺，这是崇信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并举出龙门造有弥勒五百区、观世音一百八十区、业道像五十区的例子，说明民间信仰的特色。[2]照他的解释，窟内为阿弥陀佛三尊、二弟子、六菩萨(每尊佛均有二菩萨胁侍)，共为十一尊。
　　原在龙门石窟工作的常青先生对净土堂有一篇详尽的专论，他认为：“净土堂主室供奉的三尊主像，即净土堂西方三圣阿弥陀、观世音和大势至”。“原三主像两侧均胁侍二菩萨，而最外侧两身可能为天王”。[3]即，阿弥陀佛一尊、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各一尊、胁侍菩萨六尊、天王二尊，共为十一尊。
　　曾布川宽认为：“其配置方式大致推定为后壁中央设阿弥陀佛，两旁为二比丘、二菩萨；左右壁从后面向前各设一菩萨、阿弥陀佛与力士”。即，阿弥陀佛三尊、二比丘、四菩萨、二力士，共为十一尊。
　　以上三种推测都不相同。从题记字面上看，有两点确定无疑，即十一尊像中有阿弥陀佛和侍卫。温玉成先生的方案忽略了侍卫，仅提出佛、弟子和菩萨，而弟子和菩萨都不可能属于侍卫。侍卫即是侍从护卫，非佛教用语而为世俗之词，后为皇帝禁军。[4]此处借用在佛教造像中，应指力士或天王一类以武力护法的角色。曾布川宽和常青的方案都考虑到了这一层意思。曾布川宽认为天王不应属阿弥陀佛的侍卫，应属释迦佛系列，即以“曾氏原则”来看，只可能是力士。从众多的造像实例来分析，力士出现的概率多于天王，如果侍卫数量较少的话，最有可能的当然是力士，其次才有天王的可能(这一问题尚待讨论，见后文)。在龙门的阿弥陀佛小龛造像中，多有一铺七尊组合(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而常青方案中的天王没有找到有力的理由，因此，曾布川宽方案在侍卫这一点上暂时优于常青方案，温玉成方案无效。
　　其次讨论“阿弥陀佛像三铺”的问题。丁明夷先生认为，此处的“铺”即是尊，他提出：“净土堂……题记中说：‘造阿弥陀像三铺’……这里的‘铺’字，应作尊理解”。这显然是误解，尊指个体，即一区、一身、一事，铺指群体，即一组、一个系统。这是一大一小两个概念，在几乎所有的造像题记中都是十分明确的，不能混淆。三铺即指三组、三个造像系统。从净土堂遗迹看，十一个座槽中，有三个略大，其余均小一些，这三个大座槽分别位于三壁的中间，当为三尊大像，其余八像则小，围绕三尊大像而形成三组，分列三壁。右壁壁面已残，正壁和左壁大像座对应的壁面中部，离地面约120cm高的地方，刻有莲花纹头光，即应是大像的头光，两壁头光高度和大小相等，可以推测，此为两尊规格相等的坐像，进而可推测右壁第三尊坐像亦如此。
　　常青先生推测这三尊大像为西方三圣，即正壁为阿弥陀佛、左壁观世音、右壁大势至。他忽略了题记所称“三铺”，照他的方案，题记应更为：“一铺十一事”才合适。因为西方三圣即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同一组造像。近处之例，可举龙门“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碑文为高力士等百余人造阿弥陀像记，文云：“敬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一十九事”。远处之例，可举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2窟开窟题记：“窟龛内塑阿弥陀佛像一铺七事……又于南壁上画西方阿弥陀□变相一铺，又画弥勒佛变相一铺……”。[6]还有莫高窟第335窟垂拱二年(686年)优婆夷题记：“敬造阿弥陀、二菩萨、兼阿难迦叶像一铺”。可见以阿弥陀佛像为中心的一组造像，不论其中个体数量多少，都称一铺，包括石像、泥像，也包括壁画经变图。因此，常青先生“西方三圣”的方案不能称为三铺，与题记不符。再者，左壁中尊头光高度与正壁中尊相等，三像规格应相同，解释为一佛二菩萨也有困难，不如视为三佛更合理。
　　曾布川宽和温玉成先生均认为三大像应为三佛，这与题记所称三铺是一致的，也与实物吻合，没有问题。但他们同时认为三佛即是三尊阿弥陀佛，其理由不言而喻：题记所称“阿弥陀佛像三铺”。这一点我认为值得商榷。
　　三壁造三佛，是中国石窟中一个十分普遍而且重要的问题，已有很多文章进行了专题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三世佛和三身佛的问题而展开。具体是哪三世佛和三身佛，情况则十分复杂。一般来说，北朝时期多为三世佛造像，即过去迦叶佛、现在释迦佛、未来弥勒佛。北朝末期至唐代，则多有释迦、弥勒和阿弥陀佛的三世佛组合，这种新组合由中原西传至敦煌，敦煌研究院贺世哲先生列举了七例以证实这个观点。[8]实际造像当然还不止这几例。据贺先生的研究，唐代以后的莫高窟，那种由过去某佛、现在释迦牟尼佛和未来弥勒佛组成的三世佛造像，大大减少，而由释迦、弥勒和阿弥陀组成的三佛造像，急剧增加，如初、盛唐时期莫高窟第57窟、322窟、338窟、387窟、121窟、125窟、320窟。[9]我们不妨把这种有阿弥陀佛的三世佛称为“新三世佛”。伯希和曾在莫高窟的唐窟中发现过一则确实记载有这种新三世佛的题记，[10]题记称该窟为“净龛”，虽不能凭此确认即西方净土龛，但与净土信仰的联系却是明确的。唐代对三世佛的这种新认识和普遍的造像新趋势，是我们在解释唐代石窟时不得不注意的一个重要背景资料。
　　从龙门净土堂的题记“阿弥陀佛像三铺”来看，当然不能断然排除在一个窟内三壁重复造阿弥陀佛的可能性，然而，我们把它放到唐代造像的大环境中看，这种推测就会受到怀疑。在三世佛系统中，可能只有少量的“弥勒三会”题材属同一佛重复的例子。而其它佛如释迦的重复，则应为三身的表现。诚然，阿弥陀佛也有三身，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分别三身品》云：“一切如来有三种身”。[11]阿弥陀佛当然不例外。隋慧远在《观无量寿经义疏》卷下论述三品九生往生西方净土世界时，明确提出上、中、下三品之人“去时见佛不同。佛具三身，一者真身，谓法与报；二者应身，八相现成；三者化身，随机现起。依如大经，上品之人见佛应身而来迎接，中品见化，下品梦睹，不辨化应。真身常寂，无迎接相。”[12]众所周知，净土堂外室的北壁，刻有三品九生的内容并有榜题(南壁已残)，鉴于此，窟内造阿弥陀佛像三身是有可能的。然而，龙门其它阿弥陀三身不是这样的三坐像配胁侍的组合方式(管见所限，未知它处有无类同之例)，此乃其一。其二，如果窟内有阿弥陀三身佛，或者还有其它阿弥陀像，题记是否该称“三铺”，却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先来看龙门大唐内侍省造西方净土龛的例子。
　　“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位于奉先寺北壁东端，据碑文，为高力士、杨思勖等高官一百零六人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窟开于开元十八年(730年)。[13]关于碑文内容与造像，今人有过不同意见。温玉成先生认为，碑文文字为“西方无量寿佛一铺四十八事”，此四十八事即指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内穿插在各大像之间的四十八尊立佛，这些立佛是高力士等人所造阿弥陀佛像。对于此说，曾布川宽对照旧照片(Chavannes恰凡纳斯，1909，pl?225)认为实有四十九尊立像，不是四十八。而且以“曾氏原则”来衡量，这些立佛均因有七佛头光而不可能是阿弥陀佛。颜娟英先生再检视拓本，认为并非“四十八事”，而仍为“一十九事”才对。[15]笔者经过实地考察，亦认为温说不妥。其理由有三：1.从碑文实刻文字看，应为“一十九”，无论如何也说不成“四十八”，这从照片上也看得出来。2.大像龛内的立佛数量，实际为五十一尊，计北壁有二十八尊，西壁十四尊、南壁九尊。按温先生的算法，南壁应为六尊才能合“四十八”之数，但他忽略了东端上方的一龛，此龛现已破损，但大小规格与其下的三尊像龛相等，恰凡纳斯的旧照片上曾有一尊较完整的立佛，即曾布川宽所称之第四十九尊，但此龛为三尊像龛，另有两尊同大的立佛已凿出大形但未完工。南北两壁的造像，在两个力士的东端(外侧)规划是相同的，即各开两龛。北壁已完成，南壁未完成(可能是石质的原因，从现存石质状况看，确不宜造像)，但这一龛三尊像却已显示了最初的计划。若把这二尊未完工的立佛也计算在内，三壁立佛总共有五十一尊，而非四十八尊。3.在“唐内侍省功德之碑”与五十一尊立佛的位置关系方面，显然过于勉强。北壁最外端为功德之碑，中间隔着十几个洞窟才是北壁的立佛处。如果高力士等人确实造了这“四十八尊阿弥陀立佛”，应该把功德之碑刻在立佛的旁边或中间，不应间隔如此大的距离。因此，从碑文实物，造像实物和碑与像的位置关系看，温玉成的推测都不能成立。
　　高力士等人造的“西方无量寿佛一铺一十九事”在哪里呢？曾布川宽教授比较谨慎地提出“恐即碑之右侧一龛，门口左右有二力士，上方则刻二飞天于云际飞舞”。[16]即右壁下方的较大窟。这个推测有道理，功德之碑与该窟高度一样且位置紧靠，应为同时设计凿作，并且碑文周围再无可对应之窟。该窟现编号为第1250窟，按贯例，不妨称作高力士洞。洞内有高约50cm的佛坛，坛上造有立佛三尊，佛高140cm(不连座)，无头光，各立于束腰仰覆莲花座。窟内再无大像，左右壁各有三尊小龛一个，应为后造，与开窟无关。功德之碑称“敬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一十九事”，那么，除去三佛、二力士、二飞天共七像外，其它十二像或为活动石像，其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全部推测为胁侍菩萨和弟子恐怕也不妥。按一般情况推测，其中还应有阿弥陀佛坐像(件数不详)。坛上三尊立佛，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解释为阿弥陀佛三身像，即前述隋慧远所称之真身、应身和化身。显然，高力士洞的造像阵容比净土堂的造像阵容要大(净土堂为十一尊)，阿弥陀佛像的数量也不少(至少三尊)，但碑文仍称为“一铺”。如果净土堂内的造像全部为阿弥陀佛如同高力士洞一样，为何净士堂却称“三铺”呢？我们可以尝试另一种解释途径。
　　龙门魏牧谦洞的资料给了我们十分重要的启发。该洞位于石中溪附近的悬崖最高处，开元五年(717年)造，部分文字资料已发表于《龙门石窟》第二卷。平面为方形，三面环坛，坛上造像三铺，其形制和净土堂相同。“魏牧谦家像铭”云：“尝读佛经，云过去、未来、现在为三世佛，欲求而不归依者未之有也。先世尚焉，崇信极矣……乃于龙门奉先寺北，敬为亡妣造阿弥陀像、释迦牟尼像、弥勒像，合为三铺，同在一龛。”[17]这段题记显示：1.三世佛的内容已经改变，构成有阿弥陀佛参与的“新三世佛”。2.阿弥陀佛的重要性已经超过释迦牟尼佛，位居三佛之首。与莫高窟唯一的新三世佛文字证据即伯希和编号第75g洞窟题记相比，“魏牧谦家像铭”不仅更加具体明确，而且实物尚存。在唐代三佛造像题记今日已少见的情况下，这两个证据是我们的重要线索。
　　我们如果把净土堂的题记“阿弥陀佛像三铺”理解为“阿弥陀等佛像三铺”，即前者为后者的省称，省掉或漏掉了一个“等”字，那么，净土堂的三铺像就可能与魏牧谦洞的三铺像相同了。只要把阿弥陀佛置于首位(造像中置于正壁)，即使左右壁配上释迦牟尼和弥勒佛，也不会改变西方净土信仰的性质。伯希和记载的那则莫高窟唐代新三世佛窟，不是也称“净龛”吗？
　　净土堂的王宝泰等人题记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即篇首之“佛国混同，讵有东(西之)异？”(“讵”意为岂，温玉成解大意为“岂有东西之异”是能够讲得通的)。一方面强调佛国和佛界的特殊性，体现佛教的严谨和体系特征；另一方面，“佛国混同”，强调一致性和普遍性，体现了佛教的宽容、通融与可变。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论“通”和“别”的关系。这两者相辅相成，才使得佛教图像呈现复杂、丰富和多变的情境。在解释佛像时当不可偏执于一方。具体就净土堂的造像而言，为何王宝泰等人开宗明义就提出佛无东西之异的观点？这恐怕是有所针对的。题记是对开窟和造像的说明，针对者应该是造像，即西方净土堂中容许其它佛像的合理性，是对造像的解释。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净土堂的造像主像为阿弥陀佛像一铺，同时还有两铺其它佛像——很可能如魏牧谦洞的释迦佛和弥勒佛(也不排除东方药师琉璃光佛的可能性)。这样，我们才能在题记文字、造像实物、相近参照石窟和宗教背景诸方面协调一致。我的思路是，与其把净土堂造像设想得十分特别和与众不同，不如把它设想得与同期同类洞窟一致。
　　此外，常青先生关于净土堂的专论中还有一点可能弄错了，即十二光佛的问题。该洞门楣上方刻有坐佛十二尊，一字横排。常青先生有所保留地认为“似代表无障碍王如来、相王如来、东方佛、南方佛、西方佛、北方佛、东南佛、西南方佛、西北方佛、东北方佛、下方佛、上方佛等十二佛”。[18]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在门楣的左侧，即前室左壁中部，刻有跪状僧一区，方向朝窟门，旁刻有“僧礼十二佛”六字。常青认为它所针对的是跪状僧前方的六尊从佛，并推测与此相对的南壁相应位置还应有六尊坐佛，南北相加共为十二佛。我认为这个解释有些勉强，况且南壁相应处已毁，是否有六佛已不可能知道。我认为更可能的是针对门楣上的十二佛，亦即门楣十二佛应为此处所称十二光佛。十二光是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的十二个称号，《无量寿经》卷上云：
　　“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诸佛光明所不能及……号无量光佛、无旁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19]
　　据此，十二光佛都是阿弥陀佛。此像刻于净土堂门楣，与洞窟性质十分贴切。而常青先生的解释(出自阇那崛多译《十二佛名神咒校量功德除障灭罪经》)，忽略了跪僧题记与门楣的对应关系，也忽略了十二光佛之“光”字，其解释也与洞窟性质不甚贴切。
　　注释：
　　[1]此段题记，温玉成在《龙门石窟》第二卷第198～199页中，择要记有大意。台北颜娟英在翻译曾布川宽大作时，将此作为题记原文加以引用，故文字有误。详见曾布川宽《唐代龙门石窟造像的研究》，中译文见《艺术学》第八期，第104页，台北，1992年9月。本文所称“录文”，即指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之研究》中的附录二《龙门石刻录》，1941年，东京。
　　[2]温玉成《唐代龙门十寺考察》，见《龙门石窟》第二卷，第198～199页。
　　[3]常青《龙门石窟“北市彩帛行净土堂”》，收入《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第272、26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4]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二十五史》第二册，1177页。侍卫在宋为官名，宋有侍卫司，为皇帝禁军，分马步二军。见脱脱等修《宋史?职官志》，《二十五史》第七册，第5677～5678页。
　　[5]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第541页。
　　[6]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8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该则题记记于唐咸通八年(867年)，见贺世哲文《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同书第211页。
　　[7]同上书，第137页。
　　[8]贺世哲《关于敦煌莫高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见《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第79～80页。
　　[9]同上文，第81～85页。
　　[10]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1981～1992年。中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第75g号洞题识：“……敬造净龛一所，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弥勒佛、七佛(？)诸普(？)□及诸千佛……”伯希和称该洞属古老风格，即七世纪之作。该题记今已不存，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一书，该洞为今编号第214窟(见该书97页)，另据贺世哲推测，为今编号第211窟(见上引贺文，第86页)。
　　[11]《大正藏》第16卷，第408页。
　　[12]隋慧远撰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义疏》卷下，第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3]阎文儒《龙门奉先寺三造像碑铭考释》，《中原文物》特刊，第157页，1985年。
　　[14]温玉成前引文，第202页。另见《唐高宗卢舍那像龛》，《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156页。
　　[15]曾布川宽前引文，《艺术学》第8期，第126～128页。
　　[16]同上，第128页。
　　[17]温玉成前引文，《龙门石窟》第二卷，第205页。
　　[18]常青前引文，第274页。
　　[19]唐僧铠译《无量寿经》卷上，第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