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2）

2014/9/8    热度：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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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记及禅者所讲的话之时用白话文，但亦偶据释典而发论，如页○六三七上引《金刚经》，页○六四一上引《维摩经》等是。《概论》介绍这部书，除了因所记是禅门故实而外，更因《四库提要》纪述此书内容之时，行文仅三行而有四误(注136)，故大张挞伐。此外，陈氏对惠洪在其他著作中所吟的诗好作绮语的“浪子和尚”作风有所不满，故借论述《林间录》而趁势加以表出(注137)。至于《罗湖野录》，《概论》指出所记亦禅家故实；而征实过于《林间录》，故“南宋以来，修僧史者鲜不利用其书也”(注138)。仕邦检读其书，知道所记人物事迹的方式跟林间录近似，而开卷处有尼妙总(1095～1170)所撰的跋文，称晓莹书所记为“前哲入道机缘”(页一○○三下)云云。《概论》所以论及这部书，一来它是南宋以降修撰僧史的重要史源之一，应予介绍；二来《四库提要》居然误会妙总尼是一位“僧人”，可以有所发挥(注139)而外，恐怕更有意借此表扬忠义和指斥汉奸。何以言之？晓莹曾追随被流放的师父大慧宗杲(1089～1163)辗转于衡、梅两州十有六年，而宗杲之所以被放，则出于秦桧(1090～1155)的迫害。事缘秦桧于绍兴十一年(1141)议和前罢韩世忠(卒于1155年)兵权并下岳飞(1103～1141)于大理寺狱之后，生怕拥有徒众二千人的宗杲禅师与朝臣们议论他，故将这位高僧流放(注140)。秦桧是众所周知的宋代大汉奸，这次对宗杲的迫害亦缘于害怕僧人妨碍他的卖国活动，于是晓莹追随其师，也成了被汉奸迫害的忠义之士。《概论》借著叙述莹公生平，而带出了秦桧的卖国恶行。此外，《概论》述及妙总尼之时引用她的语录中有“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之句，认为这位除馑女在“慨当时国势之不振也”(注141)。《概论》成于抗日期间，“国势不振”一语同时也应是援庵先生本人的感慨！《概论》称晓莹与妙总是老同学(注142)，而两人关系“至契”(注143)，此事大堪注意。根据佛家戒律，僧与尼的交接固然有种种限制(注144)，而宋代男女之防甚严，如今比丘晓莹与比丘尼妙总的关系“至契”，而两人都是宗杲的弟子，然则这可能是宗杲一反天竺传统的表现，并且下开如今国内和香港那种僧与尼往往同住一家寺院的风气底先河，是值得深入探讨一下的一个佛教史的大题目。第三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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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释戒显(1644～1671时人)《现果随录》 四卷。
　　这部书见于卍字续藏经第一四九册。《概论》称它的内容为“所录皆明末清初因果报应之事，亲自见闻，故曰现果随录”(注145) 。仕邦检读这部书，发现它一百另三条记事之中，涉及明末清初史事者仅有卷一“赵志清挂冠修行先机免祸”(页○四九三下)、“赵时雍施异僧一钱便获贤嗣”(页○四九三下—○四九四上)、卷二“王御史建医祖殿得子免难”(页○五○五上)等条有闯贼等流寇事迹；卷二“蒋素公以续菩萨指获荐贤书”(页○五一五)、卷四“瞽者以害心劫杀己命立殒”(页○五二六上)等条有关兵乱事和卷四“王仆以前世行善竟免鬼录”(页○五二九)条有流寇与清兵事之外，其余都是民间善报恶报的小事，根本不是治佛教史或世俗史需要诵读的书。陈援庵先生介绍本书，一来大抵希望初学者知道佛教有专记因果报应的书，从而注意到《法华经持验记》、《金刚经感应传》等一类的典籍，二来则有意借此表扬民族气节。何以言之？《概论》称释戒显于“崇祯甲申(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国变后，恸哭别文庙,弃诸生为僧”(注146)，当时知识分子剃染为僧，往往缘于不愿剃发而臣服于满清的新统治者。据《清初僧诤记》，戒显“虽入空门，悲愤激烈，曾檄从贼(指投降满清)诸臣云：‘春夜宴梨园、不思凝碧池头之泣；端阳观竞渡，谁吊汨罗江上之魂。’读者俱为扼腕。”(注147)，爱国恨贼如此，陈援庵先生自然借著讨论他的著作来表彰一下。至于借此纠正《四库提要》的小错误(注148)犹为余事。
　　(F)被大正藏编入史传部的“史籍”
　　这类的书有一种，它是：
　　唐释神清(卒于813)的《北山录》十卷。
　　这部书见于大正藏编号二一一三，是属于研究释、道、儒三家思想的“理论体”典籍(注149)，本来史部典中有“史论”一体，如《唐鉴》、《东莱博议》、《读通鉴论》等是，而神清的著作，既非为了研究历史，更非为了批评历史。注释此书的北宋僧人慧宝(注150)于全书十六专题的每一题目之下注明这一题目所论的大意，今依次序列出，并附以该专题所属的页数，以见北山录内容大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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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天地始(注：明儒、释序天地开辟，物象始兴之事[页五七三中～五七七上）)。圣人生(注：此正指释迦牟尼圣主降生之事也[页五七七～五八○上])。卷二法籍兴(注：明如来一代时教，经、律、论兴建之由也[页五八○上～五八三中])。真俗符(注：俗非真而莫兴，真非俗而莫显，互依有无相显（即宗教与俗世互相依存，页五八三中～五八五下])。卷三合霸王(注：明帝主相承，西域、汉地沙门遭遇时君兴废等事[页五八五下～五九○上])。至化(注：明大觉以悲智之心，行至极之化[页五九○下～五九四中])。卷四宗师议(注：议经、律、论、禅各有师承宗祖之道[页五九四下～六○○中])。卷五释宾问(注：假设宾主之问答，以释吾门之疑滞也[页六○○中～六○七下])。卷六丧服问(注：问丧父母与师，五服宜从何等[页六○七下～六一○上])。讥异说(注：谴责所非曰讥，举事乖正曰异[页六一○上～六一四下])。卷七综名理(注151)[页六一五上～六一八中）。报应验(注：明善恶业报之不昧也[页六一八中～六一九下] )。卷八论业理(注：三世行支曰业，征索求理曰论[页六一九下～六二二上])。住持行(注：泥龛塑像，佛宝也；黄卷赤轴，法宝；圆顶方袍，僧宝；此乃住持（即靠著佛法僧维持正法不坠）之道也[页六二二下～六二六中])。卷九：异学(注：异学，外学也。习异宗之解，助本教之指归者也[页六二六中～六三○下])。卷十：外信(注：明佛教于外宗，有信有不信者[页六三○下～六三六上])。
　　由上所举各专题的题目及其内容，知道《北山录》所讨论的有涉及佛教历史与中国制度，因此大正藏将此书编入“史传部四”。《北山录》本来并非研究中国佛教史必读之书，而《概论》所以论及它，大抵因神清不喜欢禅宗，于卷六〈讥异说〉中有讥评禅宗的西天世系，引致禅门反击(注152)，而禅宗在近代已成为群趋研究的显学(注153)，故陈援庵先生将《北山录》置于《宝林传》之后与《传法正宗记》之前(注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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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治禅宗史的人应该知道这部书。附录：《概论》所论及诸书排列之序(一)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三)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四)梁释慧皎：《高僧传》，(五)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六)北宋释赞宁：《宋高僧传》。(七)梁释僧祐：《弘明集》，(八)唐释道宣：《广弘明集》，(九)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十)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十一)唐释慧苑：《新译华严经音义》，(十二)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十三)辽释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十四)唐释湛然：《辅行记》，(十五)北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十六)南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十七)唐释智炬：《宝林传》，(十八)唐释神清：《北山录》，(十九)北宋释契嵩：《传法正宗记》，(二十)南宋释宗鉴：《释门正统》，(廿一)南宋释志磐：《佛祖统记》，(廿二)北宋晁迥：《法藏碎金录》，(廿三)北宋王古：《道院集要》，(廿四)北宋释惠洪：《禅林僧宝传》，(廿五)北宋释惠洪：《林间录》，(廿六)南宋释晓莹：《罗湖野录》，(廿七)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廿八)，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廿九)明成祖：《神僧传》，(三十)明陈实：《大藏一览》，(卅一)明夏树芳：《名公法喜志》，(卅二)明释真可：《长松茹退》，(卅三)明周永年：《吴都法乘》 ，(卅四)清释自融、释性磊：《南宋元明僧宝传》，(卅五)清释戒显：《现果随录》。
　　结语
　　经过上面的探讨，知道陈援庵先生虽然在《概论》的“缘起”中申言要介绍从事研究六朝以来的历史所必需参考的佛教史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因为概论所介绍的三十五种书之中，仅有十二种有助于考史或辑佚(注155)，而其中有五种不算史书(注156)。而其余的书，有些虽属史籍但根本陈氏未有片言述及它们如何有助于考据世俗的历史(注157)，有些更既不属于史籍更无助于考史(注158)。由是，仕邦觉得陈援庵先生的著书动机，仍主要向对佛教史有兴趣的人介绍入门书，使初学者能“得一新园地”。至于声称要介绍有用于考据世俗历史的佛门乙部典籍，大抵有意借此为饵来吸引读者。在陈氏著书当年，佛教史研究颇属冷门(如今也不见得是热潮)，仅有他自己等数位学人能够拿出点有水准的成绩。若不将佛教史籍跟世俗历史扯上关系，恐怕更少人会注意到他这部著作了。既然这部书有助于佛教史研究的入门， 那么我们应否顺著概论目录的排列(即本文附录所示)来阅读原书？仕邦的经验是：先读本文附录(一)至(八)诸书，因为它们是最基本的入门书。读了(一)至(三)，可以知道佛教有些什么翻译过来的经典和华人有些什么有关佛教理论和佛教历史的著作？因为目录学的知识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是最基本的。读了(四)至(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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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知道自汉末到北宋初从印度西域前来的外国沙门和中夏的本土僧人在禹域做过些什么？从而对佛教在华发展最重要的时代有了一个轮廓。读了(七)至(八)，可以从两书所收的拥护佛教和反对佛教的激烈文字，知道佛教在华发展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这宗教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怎样冲突起来？从而明白到两种文化自冲突到彼此调和的不易。接著，可以跳读了。要是有意多知道一些佛教各方面的知识，可以读读(九)，因为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要是暂时放下它，用得著时再翻翻，也可以。要是对禅宗史感到兴趣的话，则(十五)和(十六)是必读的，接著是(廿四)至(廿六)，还有(卅四)，也可以读读。至于(十七)至(十九)，可以押后。要是想从年代先后看佛教在华的发展，自然要读读(廿七)和(廿八)，但(廿一)里面的“法运通塞表”，不可错过。要是想知道天台宗的历史，自然要读读(二十)和(廿一)了。这两书采用撰写二十五史的“纪传体”写成，对有意了解这种中国特有的史书体裁的人，参考价值很高。至于其余的书，大可留待打好基础之后再看。《概论》撰写的另一目的，在于纠正《四库提要》的错误，本文已找出《概论》中很多书其实是基于这一意念而被论及，尤其有些书根本并非史籍，也硬当作乙部之书而加以论述(注159)。此外，本文更找出陈援庵先生在《概论》一书中处处找机会表现自己的爱国思想，甚至有些书是为了表达这一意愿而被论及(注160)。据本文所引有关援老的友生、子弟的悼念文字(注161)，知道《概论》撰于抗日期间，因此有感而发。然而仕邦曾读《旧唐书》卷一九○下〈王维传〉(注 162)，略云:
　　王维 (701 ～ 761)，( 安 ) 禄山 ( 卒于 757) 陷两都，玄宗 (712 ～ 756 在位 ) 出幸，( 王 ) 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 王 ) 维服药取痢，伪称瘯病。禄山素怜之， 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 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 ( 乐 ) 工皆梨园子弟、教坊工人。( 王 ) 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 王 ) 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 肃宗 (756 ～ 762 在位 ) 嘉之，会缙请削已刑部侍郎以赎兄罪， 特宥之，责受太子中允 (页二五二三上 )。
　　则不免想到他老人家亟亟表达爱国精神，也许是从王维“凝碧诗”故事中获得灵感。何以言之？陈援庵先生抗日期间一直在沦陷的北平当辅仁大学的校长(注163)，身为一家大学的最高行政主管，虽然在私生活方面可以“杜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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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注164)，但总不免要在公事方面出席大学中种种公开集会和典礼，那就躲不开跟前来观礼的敌伪要员交接(注165)，万一国土重光之日，或会有小人据此诬告自己附敌，岂不麻烦？若在沦陷期间处处透露爱国思想于字里行间，则这大堆的著作(注166)在将来自能产生近似“凝碧诗”的作用。援庵先生写过有关唐史的文字(注167)，他曾读《旧唐书》而知“凝碧诗”故事，自不为奇。《概论》除了对治中国佛教史的入门有用而外，书中对问题的考据方法，也很值得初学者的借镜(注168)。再者，全书用一般人能接受的文言文写成，在今日中文程度普遍低落的时代，读读这种流畅易懂的古文，对自己的文笔修养有助(注169)。然而《概论》的撰写目的，多少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学养和爱国精神，更为了纠正《四库提要》的错误，因此它并非纯然为了向读者介绍治佛教史必读典籍而写的一部书，一如张舜徽先生《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注170)那样专为介绍“要籍”而写。为了补救这一缺失，仕邦在一九六七年撰写了〈书目答问编次寓义之一例—佛教书目之编次〉(注171)一文，来介绍一下研究佛教史应读些什么书，但这仅是初步尝试而已。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一日行将离港前于荃湾老围村二陂圳寓庐。
　　注解
　　(注 1) 记得购入《概论》，是某次跟友人区君惠本一起逛书店时偶然见到，各自付了港币两元买了一本，当年香港的赛马彩票也是每张两元。后来仕邦凭著这部书的指引阅读佛教史籍；终而写出一些有点份量的研究文字之后，自嘲为“中了马票头奖”。当年买入的那本《概论》(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二版)由于翻阅过甚而有点残破，如今已好好收藏，不再随便开卷。
　　(注 2) 刊于《新亚学报》六卷一期、七卷一期和二期，香港，一九六四 、一九六五、一九六六。
　　(注 3) 参拙作〈谈谈自己的两篇佛教史论文的写作缘起〉一文(刊《南洋佛教》第一六二期，新嘉坡，一九八二)页五—六。仕邦写出有关律学沙门修史传编目录一文之后，一直感到机缘的不可思议。因为陈援庵先生在《概论》中已找出僧祐(《出三藏记集》撰人)、道宣(《续高僧传》撰人)、赞宁(《宋高僧传》撰人)是修习戒律的僧人，但却未能联想到律僧是最先从事史学和目录学工作；替中土建立了西竺佛教本来没有的史学与目录传统的一群开拓者，而必待仕邦在极偶然的机会下悟出其中线索，而替中国史学的一条重要支流找出了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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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4) 指《汉书》〈艺文志〉。
　　(注 5) 指《隋书》〈经籍志〉。
　　(注 6) 说起仕邦跟中华佛教图书馆的结缘，颇值得一述。记得某天从本港《真报》看到一则广告，是这家图书馆为邀请社会人士前往阅书而刊登的。那时仕邦住在九龙太子道，家的后门便在界限街，而且图书馆距离住所只要走十分钟，于是带著一点好奇心前去，希望里面藏有陈氏概论所介绍的佛教史书。果然，这家布置一如佛堂的图书馆底书橱内有原版的卍字续藏、频伽藏、碛砂藏和映印本的大正大藏经，《概论》中论述过的书大部份在这些藏经之中，以后便经常前往看书。由于日久成了常客，也认识了先后驻馆的诚祥、性空、乐渡、宝灯、畅怀诸位法师，更参谒了当时长居馆中的天台宗四十四祖倓虚上人。由于诸师的热心帮忙，后来仕邦可以在“特别因缘”的名义下通融将不许外借的大藏经搬回家中细读，使得在大学图书馆寒暑假期收回学生借书之时可以继续研究而不中断。经过近十年的翻阅，中华佛教图书馆所藏的大藏经史传部和目录部那几册已在一九六九年底仕邦赴星洲执教之前被在下翻破而要作修补了。因此仅借此篇幅；对中华佛教图书馆致歉，并对上述诸位或留香港，或赴北美，或已往生的大法师们致谢多年来的支持。
　　(注 7) 参柴德赓先生〈陈垣先生的学识〉一文页二六、刘乃和女士〈书屋而今号励耘〉一文页一三四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文页一六四。上述三篇文章均见《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之中。
　　(注 8) 艺文影印武英殿本，以下引用二十五史均用同一版本。
　　(注 9) 参《隋书》卷三三〈经籍志〉页五○○下～五○一上。
　　(注 10) 参《概论》页三。
　　(注 11) 参《概论》页六～七，又页十四。
　　(注 12) 参(注 7)。
　　(注 13) 参姚氏所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一九五九年版)页二七五。
　　(注 14) 关于《出三藏记集》的体制与组织，可参拙作〈源出律学沙门〉一文上篇页四四二～四五七，而《开元释教录》则参拙作下篇页八一～一○九。《历代三宝记》由于不属于律学沙门的作品，拙文未有论及。
　　(注 15) 参《概论》页三～四，又页四、页十七～十八。
　　(注 16) 参《概论》页九～十、页十一。
　　(注 17) 参《概论》页十五～十六。
　　(注 18) 参(注 7)引柴德赓先生文页四一，又参李瑚先生〈励耘书屋受业偶记〉一文(亦收在《励耘书屋问学记》之中)页一二○。
　　(注 19) 参前注引李瑚先生文同页。
　　(注 20) 参《概论》页二五～二七。
　　(注 21) 参《概论》页三一～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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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2) 参《概论》页二七～二八。
　　(注 23) 参《概论》页二七。
　　(注 24) 参《概论》页二四及页二九。
　　(注 25) 参拙作〈源出律学沙门〉一文上篇页四八○～四八四；下篇页三一三～三一九。
　　(注 26) 参《概论》页五三。
　　(注 27) 《名僧传》今不存，仅有日本凝然法师(约1311～1323时人)抄下这部书的总目和选录其中若干僧人的传记而成《名僧传抄》一书，今收在卍字续藏第一三四册。
　　(注 28) 参《概论》页四九。
　　(注 29) 参《概论》页五三。
　　(注 30) 参《概论》页四九及页五三。
　　(注 31) 参《概论》页六一。
　　(注 32) 参《概论》页六一～六二。
　　(注 33) 参拙作〈书目答问寓义之一例----佛教书目之编次〉一文(刊于《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九期，香港，一九六七)页一四六和页一五五～一五六的注二二、注二三和注二四。
　　(注 34) 参《概论》页六二。
　　(注 35) 参《概论》页六三～六四。
　　(注 36) 参《概论》页六四～六五。
　　(注 37) 《概论》页六七考出玄应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以前，而在唐太宗贞观之末仍奉诏参加译经，故依此推算其年代而转换为西元。
　　(注 38) 《开元释教录》卷九称慧苑是“华严宗(法)藏法师上首门人(页五七一上)，据陈援庵先生《释氏疑年录》(鼎文书局印行，台北，民六十六年)页107，法藏的生卒年是643～712，故如今假定慧苑在法藏三十岁左右即西元682年披剃于门下。
　　(注 39) 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民二十五年。
　　(注 40) 台北新文丰公司星云大法师藏书影印。
　　(注 41) 参《概论》页七一。
　　(注 42) 参《概论》页七八。
　　(注 43) 参《概论》页七九。
　　(注 44) 参《概论》页八四。
　　(注 45) 参《概论》页八六。
　　(注 46) 参《概论》页六九。
　　(注 47) 《宋高僧传》卷二本传即作“实叉难陀”(页七～八下)。
　　(注 48) 不知出版日期、地点，新亚研究所有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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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49) 参《概论》页九十。
　　(注 50) 湛然是天台宗第九位祖师，见《天台九祖传》(大正藏编号二○六九)页一○二下，及《佛祖统记》卷七〈东土九祖本纪〉页一八八下(参《概论》页八九)。湛然以前的祖师依次倒数为八祖玄朗、七祖慧威、六祖智威、五祖灌顶、四祖智顗、三祖慧思、二祖慧文、初祖龙树。今湛然说“继承四世”，是从四祖智顗算起，因为湛然与智顗之间，隔了四代祖师。
　　(注 51) 《概论》页九十指出《辅行记》共有十卷，但一卷分为二至六不等，故合为四十卷。今湛然称“十卷”是指总数，《概论》称它有四十卷，是指实际卷数。
　　(注 52) 参《概论》页九十。
　　(注 53) 同(注 52)。
　　(注 54) 参《概论》页八九。
　　(注 55) 同(注 52)。
　　(注 56) 参《概论》页一五四。
　　(注 57)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注 58) 《法藏碎金录》在页一○五二?四七二上～一○五二?六○九下，《道院集要》在页一○五二?六一二下～一○五二?六三八上。
　　(注 59) 参《概论》页一三○～一三一。
　　(注 60) 新兴书局印行，台北，民六十三年七月。
　　(注 61) 参《概论》页一五五～一五六。
　　(注 62) 参《概论》页一五五。
　　(注 63) 参《概论》页四十～四四。
　　(注 64) 参《概论》页四一。
　　(注 65) 参拙作〈源出律学沙门〉一文下篇页一三○～一四九。
　　(注 66) 参《概论》页四三。
　　(注 67) 参《概论》页三八及页三九。
　　(注 68) 《高僧传》卷六〈僧□传〉略云：“释僧□(约卒于414～415)，自童寿(鸠摩罗什)入关，远僧复集，僧尼既多，或有衍漏。(姚)兴(394～415在位)曰：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书曰：僧□法师可为国内僧主，给车舆吏力。(僧)略资侍中秩”(页三六三中)，这是中国有僧官之始。侍中是属中央官，见《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页三四四上，换言之，僧□担任了相当于侍中的官职。《大宋僧史略》卷中〈僧统〉条略云：“(后)秦制关中，立僧正为宗首。(北)魏尊北土，改僧统领缁徒。宋沿唐制，废(僧)统立(僧)录”(页二三四上～中)。据此，后秦姚兴所立的僧主又称“僧正”，而北魏改为“僧统”。到了唐代，僧正僧统改称僧录，而为宋代所沿用。据《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载鸿胪寺所辖部门有“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页一八九六上)，则僧录在北宋也是中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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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69) 《景德传灯录》页二二三中。
　　(注 70) 同前注引书页二三五上。
　　(注 71) 同前注引书页三○○下。
　　(注 72) 参《概论》页九八～九九。
　　(注 73) “会元”就是“合一”的意思。
　　(注 74) 参《概论》页九二。
　　(注 75) 新文丰公司出版，台北，民六十七年。
　　(注 76) 《宝林传》页一一九一上～一三四四下。
　　(注 77) 同前注引书页一一三八上～一三四四下。
　　(注 78) 参《概论》页一○七。
　　(注 79) 参《概论》页一○六。
　　(注 80) 参《概论》页一一七。
　　(注 81) 参《概论》页一一七～一一八。
　　(注 82) 参《概论》页一一八～一一九。
　　(注 83) 参《概论》页一三五。
　　(注 84) 参《概论》页一三五～一三七。
　　(注 85) 参《概论》页一三二～一三四。
　　(注 86) 参《概论》页一五三。
　　(注 87) 同前注。
　　(注 88) 出版者及年代地点参(注38)。
　　(注 89) 第一次引用见《释氏疑年录》页一二四，是为了指出《神僧传》对唐代僧人不空卒年的错误。第二次见同书页二○四，是为了指出《神僧传》对宋代僧人谷泉卒年的错误。
　　(注 90) 商务印书馆民五十六年台一版。
　　(注 91) 参《永乐大典考》页七二～七三。
　　(注 92) 参《概论》页一五四。
　　(注 93) 见《法喜志》页○○六四下。
　　(注 94) 参《概论》页一五四～一五五。
　　(注 95) 参《概论》页一五八。
　　(注 96) 参《概论》页一五九。
　　(注 97) 收在《陈垣史学论著选》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而此文实际上发表于《辅仁学志》第七卷第一二合期(北平，一九三八)，见刘乃和女士所编〈陈氏论著目录系年〉(收在《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中)页一九八。
　　(注 98) 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
　　(注 99) 参《清初僧诤记》页二～三的〈清初(临)济宗世系表〉。
　　(注100) 参〈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页四三二，及《清初僧诤记》页七一。
　　294页
　　(注101) 参〈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页四四六、页四四八及页四五○～四五五。
　　(注102) 参《清初僧诤记》页七一。
　　(注103) 据《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所收柴德赓先生的〈陈垣先生的学识〉一文，记载了陈援庵先生在沦陷的北平不理会汉奸头子王克敏打来的电话，又拒绝伪警察局长的约见(页四一～四二)；及反驳汉奸嘲笑有爱国思想的人仍要吃沦陷区的粮，强调粮食是中国土地所出，非日本人带来，吃之用之，毫不惭愧(页五一)。陈先生既然不肯跟汉奸妥协，则他称许对木陈道忞平揖不让的吹万广真，是有点自况意味。
　　(注104) 《清初僧诤记》书末的〈后记〉略云：“一九四一年，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扬扬，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于乡党邻里者，余有感而为是编，非专为木陈诸僧发也”(页九四)，是陈援庵先生视木陈道忞等人为降伏于满清的汉奸，而借著称许跟汉奸抗礼的广真禅师来贬斥现今的汉奸。
　　(注105) 参《概论》页一二二。
　　(注106) 刊于《新亚学报》第九卷第一期，香港，一九六六。
　　(注107) 刊于《新亚学报》第十一卷上册，香港，一九七四。又收在《中国史学论文集》上册，华世出版社，台北，民六十五年。
　　(注108) 参拙作〈论正统〉一文页一六七。
　　(注109) 参拙作〈论统纪〉一文页一二二。按，《释门正统》仅将佛陀与天台宗奉为始祖的龙树菩萨立“本纪”，而中土诸祖一律入“世家”。由于“世家”在俗世纪传体史书中是未能缵统的皇裔底传记的名称，因此作者宗鉴虽然有意力争正统，反而自行暴露了天台宗也不过是佛教的一支。志磐为救其失，于是将西天祖师与中土祖师一律立为“本纪”，强调他们一如帝位的正统相承。至于“世家”，则改为属于中土每一代祖师的师弟们底传记(参拙作〈论正统〉一文页一五二、一五五及一六六)。
　　(注110) 参拙作〈论正统〉一文页一六四～一六五。至于《释门正统》不立“净土宗载记”是缘于宗鉴并未将净土宗视为独立宗派，参〈论正统〉一文页一五八。
　　(注111) 参拙作〈论统纪〉一文页一二九。
　　(注112) 参拙作〈论统纪〉一文页一三三。
　　(注113) 参《概论》页一二二～一二五。
　　(注114) 参《概论》页一二六～一二八。
　　(注115) 最近始知本港尚有人争论释宝静还是释倓虚(均已圆寂)才是天台宗第四十三代祖师谛闲大师的真正传人----亦即真正的第四十四祖的问题。宗门传法祖的争议，非外人所能置喙，不过仕邦其始讶于倓虚大师住世之时何以未见有人敢提出争议？后来得读胡适之先生(1891～1962)〈荷泽大师神会传〉一文(收在《胡适文存》第四集，远东图书公司出版，台北，民七十四年)，文中言及禅家南宗的神会禅师(686～760)于北宗祖师神秀禅师(卒于706)与普济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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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651～739)均已谢世之后，始敢入长安争南宗才是禅门正统(页二五四～二五五，又页二七三～二七九)。大抵如今台宗四十四祖之争，亦跟唐代当年情况近似。
　　(注116) 参《概论》页一四七。
　　(注117) 参《概论》页一四七～一四八。
　　(注118) 参《概论》页一五一。
　　(注119) 参《概论》页一五一～一五二。
　　(注120) 见《概论》页一四六～一四七。
　　(注121) 参拙作〈论统纪〉一文页一二五～一二六。
　　(注122) 参前注引拙文页一二六，页一三五的注二，页一三六的注五及页一四○的注十九。
　　(注123) Vishva-Bharati Press , Santiniketan , 1966。
　　(注124) 参《概论》页一五○～一五一。
　　(注125) 参《概论》页一四九～一五○。
　　(注126) 参《概论》页一五二。
　　(注127) 新亚研究所有这部书。
　　(注128) 参《概论》页一五六。
　　(注129) 《概论》页一五七指出“信佛篇”是因这部书编印时因校对疏忽而多出来的篇目，书中根本没有这一篇。
　　(注130) 参《概论》页一五七。
　　(注131) 参《概论》页一五六。
　　(注132) 参《概论》页一五七。
　　(注133) 参Gilbert J.Garraghan著A Guide to HistoricalMethod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Four Pr-inting , New York 1957)页三二七～三三○。
　　(注134) 即《禅林僧宝传》的同一作者。
　　(注135) 参《概论》页一三九。
　　(注136) 参《概论》页一四一～一四二。
　　(注137) 参《概论》页一三九～一四○。
　　(注138) 参《概论》页一四三。
　　(注139) 参《概论》页一四四～一四五。
　　(注140) 参《概论》页一四三。
　　(注141) 参《概论》页一四四。
　　(注142) 参《概论》页一四五。
　　(注143) 参《概论》页一四四。
　　(注144) 参拙作〈僧史所载中国沙门坚守YIN戒的一些实例〉一文(刊于《华冈佛学学报》第五期，台北，民七十一年)页二八○～二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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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45) 参《概论》页一五九～一六○。
　　(注146) 参《概论》页一六○。
　　(注147) 参《清初僧诤记》页十八。
　　(注148) 同(注145)。
　　(注149) 参《概论》页一一○。
　　(注150) 参《概论》页一一一。
　　(注151) “综名理”三字是据大正藏史传部四开头的总目中的〈北山录目录〉(在页九) 补入。《北山录》本书中卷七属于“综名理”专题的部份底题目与开头一段文字已佚，无从知道题目之下慧宝注了些什么话？仕邦读这专题的内容，知道神清大抵在讨论佛门中人执笔为文时往既滥用佛家名相；又乱引儒家辞汇，而根本未弄清楚这些释、儒名词的真正含义为何？
　　(注152) 参《概论》页一一二。
　　(注153) 据道安法师与张曼涛教授(俱已故)所编的《中华民国六十年来佛教论文目录》(中国佛教会文献委员会印行，台北，民六十四年)，里面所收有关禅宗的论文有五百二十篇(编号04021～04545)，共占二十二页(页一七六～一九七)。光是这个数字已显出近人如何一窝蜂地群趋于禅学的研究(参拙评页八七下，刊于《食货》第十五卷第一、二合期，台北，民七十四年)。何况，这部目录尚未收中、外学者以外国文字撰写的有关禅学的专书与论文，而这些外文的禅学研究的篇章底数量也是相当巨大的。
　　(注154) 这样的编排，除了顺著著书时代的先后而外，更有一层意义，就是《北山录》所讥评的宝林传所载的禅宗西天二十八祖，而《传法正宗记》则维护《宝林传》而反驳神清之说(参概论页一一二及页一一七～一一八)，故这三部书放在一起。
　　(注155) 它们是《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高僧传》、《续高僧传》、《弘明集》、《广弘明集》、《法苑珠林》、(玄应)《一切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和(希麟)《续一切经音义》。
　　(注156) 前注所列诸书中自《广弘明集》以后，都不属史籍。
　　(注157) 它们是《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宝林传》、《北山录》、《传法正宗记》、《释门正统》、《佛祖统记》、《禅林僧宝传》、《林间录》、《罗湖野录》、《佛祖通载》、《释氏稽古略》、《神僧传》、《法喜志》、《吴都法乘》、《南宋元明僧宝传》和《现果随录》，共十八种。
　　(注158) 它们是《辅行记》、《法藏碎金录》、《道院集要》、《大藏一览》和《长松茹退》，共五种。
　　(注159) 它们是《法藏碎金录》、《道院集要》、《大藏一览》和《长松茹退》.
　　(注160) 《罗湖野录》之被论及，已考知是有意借叙述这部书撰人释晓莹追随被流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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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宗杲一事，从而带出大汉奸秦桧迫害忠良的故事；《现果随录》之被论及，则在于表扬撰人释戒显是个宁可剃染也不降清的爱国者，至于纠正《四库提要》论述两书时的错误，则非《概论》此处的主要目的。至于《南宋元明僧宝传》之被论及，则主要在表彰吹万广真禅师敢于跟向满清统治者献媚而获宠的木陈道忞禅师对抗。
　　(注161) 参(注7)、(注18)和(注103)。
　　(注162) 参《新唐书》卷二○二〈王维传〉页二三○上，及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学林书店出版，香港，一九八三)中卷页七四。
　　(注163) 参以“存萃学社”名义撰写的〈历史学家陈援庵先生〉一文页一五一，刊于《陈垣先生近廿年史学论集》，存萃学社编集、崇文书店印行，香港，一九七一。
　　(注164) 参(注 18)，所谓“杜门不出”，是指不对外界作私人的外出应酬。
　　(注165) 参已故方豪神父撰〈对日抗战时期之陈援庵先生〉一文页一四六～一四七所述民国三十一年在沦陷的北平底日本和伪政府官贵们到辅仁大学参观全校运动会一事，可见一斑(方神父原文刊于一九七一年的《传记文学》十九卷四期，后来被《陈垣先生近廿年史学论集》一书（参(注163)）收录，如今所引页数据后者。本文执笔于离境之际，诸事骢倥，无暇覆案《传记文学》 所载原文，识者谅焉)。仕邦读陈援庵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其中述及见月读体律师(1601～1679)之时有如下一段话：“师虽明之遗民，而宝华(指南京附近宝华山上的隆昌寺)斯时，已陷于敌，师(指见月律师)处其间，卒能镇定从容，使(宝)华山不至于封闭，非具至诚无畏之精神，曷克臻此！”(页二二)。这番话，分明以隆昌寺比拟辅仁大学，以此寺的住持见月律师比喻身为辅大校长的自己。又其中“师处其间，卒能镇定从容，使华山不至于封闭”等语，也透露了当年在敌伪统治下身为校长的他之应付与维持的不易。
　　(注166) 据前注引方豪神父文、知道陈氏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书和〈明末殉国陈于阶传〉、〈书全谢山侍郎府君生辰后记〉等文都充满此类指桑骂槐地贬斥敌伪；同时又在字里行间歌颂守节不降的人以透露爱国精神的文字(方神父文页一三一～一四六)。
　　(注167) 例如一九二四年撰〈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一文，曾考玄奘非因霜俭出关，西突厥叶护可汗被杀之年，奘公所见叶护“肆叶护”而非“统叶护”，贞观四年俟毗可汗向唐请婚之事为不确等(页一九五～二○○)，又如一九三○年撰(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一文，其中有考辩机法师与唐太宗女儿高阳公主私恋的故事(页二七三～二七八)，都是非通习唐史写不出来的。上述两文可以在《陈垣史学论著》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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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68) 例如《概论》页二三考《隋书》〈经籍志〉误题释慧皎《高僧传》为“释僧祐”所撰的一节文字及页五一～五二考〈牟子理惑论〉的一节文字，都属于行文简单却有力地把握要点的表达。其他未暇细举。
　　(注169) 仕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字〈论两汉及南北朝河西之开发与儒学释教之进展〉(《新亚学报》五卷一期，香港，一九六○[实际发表于一九六二])以文言文写成，以后的研究论文也有些用古文撰写，它们是：〈论中国佛教译场之译经方式与程序〉(《新亚学报》五卷二期，香港，一九六三)、〈中国佛教史传与目录源出律学沙门之探讨〉(刊出年代、地点参(注 3))、〈传说与史实关系一例证～庐山归宗寺中诸传说所透露之中国律宗消长史〉(《南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六期，新嘉坡，一九七二[实际发表于一九七三])、〈晋书立僧传之历史意义〉(《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香港，一九七四)、〈旧唐书立僧传之暗示作用〉(《中国学人》第六期，香港，一九七九)和〈浅论唐代伽梵达摩译出密宗佛经中之药物知识〉(《唐君毅先生纪念论文集》，学生书店，台北，民七十二年)，合起来约近四十万言。仕邦第一篇学术论文所以用古文来写，其始缘于它是就读新亚研究所时的毕业论文，当时所长是热爱传统中国文化的钱师宾四，职是之故，我们研究生都尽量避免以语体文撰写要缴交的作业。而自从读了陈援庵先生的《概论》，书中晓畅的文字也刺激了仕邦将文言文写得畅顺的尝试，于是一写便写了十万言。既有了畅所欲言地以古文表达的能力，写起语体文之时也通达流利得多，是以在如今语体文日盛；连中学生的作文也不必学写文言文的时代，仕邦仍不时写写古文。自从一九六九年岁末到星洲执教；离开在港时那坐井观天的研究环境之后，眼界渐宽，越来越疏离于那所谓“新亚精神”，写文言文并非受到什么“振兴传统”的感召！
　　(注170) 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注171) 参(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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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F CH'EN YUAN'S CHUNG-KUOFO-CHIAO SHIH-CHI KAI-LUN
　　By Tso Sze-Bong
　　Summary
　　In his work Chung-kuo Fo-chiao Shih-chi Kai-lun(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or 'An Outline of ChineseBuddhist Historical Works'), late Professor Ch'en`Yuan` (陈垣, 1880-1971) outlines detailly each onethe contents of the thirty-five Buddhist historicalworks that he chosen. These works are composed bythe Chinese Buddhist cleric or laymen during a longperiod from the 5th to the 17th centries A.D. As hiswork bibliographically suggests an useful guidefor the self-teaching students of Buddhist historyto find the certain texts they needed for theirresearches, the late Professor had alreadycontributed a great many in promulgating the studyof this field in modern China. Owing to the guidanceof the late Professor, numerous junior students,including the author himself, therefore found theirown way to enter the gate of Chinese Buddhisthistory and then they are enable to publish theirown research works.
　　After having read through the entire 35 Buddhist'historical works'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thelate Professor, the author has a different view ofhis work. As the late Professor stresses in hispreface that he outlines these 'historical works' inorder to "guide the students to enter a new fieldfor the research of Buddhist history", therefore,the works that he chosed to outline should have beenthe basic texts a student should have to read themthrough.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observation,except from work 1 to work 8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rial order that arranged in the late Professor'sbook are the basic texts for a student to readthrough, while work 9 is an useful Buddhistencyclopedia; works 15, 16, 24, 26 and 34 are thefoundamental texts for the history of Ch'an ( 禅 )Buddhism with works 20 and 21 for the history of theT'ien-t'ai ( 天台 ) Buddhism; the others are not thebasic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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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over, among the above-mentioned non-basictexts, some of them are in fact full with errors andinacculate descriptions, some of them are but thesecond hand materials. Furthermore, some of them areeven entirely not historical works and without anyusag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es.
　　Why should late Professor Ch'en `Yuan` have torecommand such works to the self-teaching students?The author found that he would have been under thefollowing purposes:
　　(1) Through the outlining of these works, hedemonstrates his vesatility in different academicfields.
　　(2) Through the outlining of these works, some-times he inserts opinions to comment the past as away of satirizing the present. As he has beentrapped in the Japanese occupied Peking during theSino-Japanese War, he protests his patriotismthrough his work in that period.
　　(3) Through the outlining of these works, hecritises the error that committed by the Ssu-k'u`Ch'uan-shu` Tsung-mu T'i-yao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or 'An Outline to the Classified Books in Four MainFields Edited under the Imperial Decreed of theCh'ing Dynasty' ) as a way of challenging the later.As the above-mentioned 'An Outline to the ClassifiedBooks...' is an authorized and influental academicwork in the bibliographical field, the lateProfessor Challenges its authority by pointing outeach error that it committed when outlining somecertain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is situation, someof the non-historical works, however, are beingoutlined by the late Professor.
　　Even though late Professor Ch'en `Yuan` is asenior scholar whom the author respect, however, hestill reluctantly reveals the real face of the lateProfessor's work in this review article as a way ofassisting the other students to get a more clearpicture of this book. Probably, it would be helpfulfor the students to decide which historical work thelate Professor recommands should be read fi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