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吐蕃时期的河西佛教的社会影响

　　吐蕃统治河西佛教加然只有六、七十年，但其所产生的影响欲是巨大的，这一事件是河西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的一次辉煌。同时，这中事件也正好发生在吐蕃社会的繁荣发及藏传佛教的“前弘期”时期。因此，吐蕃对河西的占领，无论是对中原社会以及吐蕃社会都产生了非常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就佛教而言，河西在吐蕃占领之前，就已是佛教东传的必以孔道，近水楼台，佛教非常兴盛；而吐蕃社会，正处于所谓佛教的“前宏期”在这种背景下，两者之间佛教思想上的交融就成为必然，而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也就愈为显著。下面，就对吐蕃占领河西时期的佛教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做一概述。
一、促进了汉文化与吐蕃文化之间的交流
在吐蕃占领河西初期，的确对汉文化采取了压制与摧残的政策，这一点，是由于汉文化与吐蕃本民族文件的巨大差异性造成的。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汉文化与吐蕃文化在这一时期就没有交流，只有对立，两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时期所运用的途径，就是佛教。
吐蕃统治者排斥汉文化，对佛教欲极为热衷，在这种情况下，汉言文就被披上了佛教的外衣，在旨意的庇护下被保留了下来，寺院也就成了主要的文化场所，在许多敦煌遗书中我们看到，当时敦煌“寺学”非常繁荣，藏经洞中发现的许多文书都是学生在上课时所做的笔记。所学的内容，有佛经，如大量的《喻咖师地论》听讲笔记，也有传统的儒学经典，如《太公家教》就有三十余个写本，题记注明为学生学习所记，（1）。这些写本，不一定都是寺学所出，但它们都能来到寺学，也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求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对佛教的崇拜，佛教因此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反过来，佛教的空前功尽发展，使寺院做为汉文化最后堡垒的地位也就越牢固。
这时的吐蕃社会，正处于佛教的形成时期，很自然，对敦煌的佛教有一种亲切感，吐蕃围攻敦煌十一年后才以“不徙他境”达成协议占领敦煌，很可能是为了保护敦煌的佛教，对这一佛教胜地有所希冀。于是汉地与吐蕃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首先就从佛教开始了。
在敦煌文献中有许多敦煌与吐蕃佛教相互靠拢的记载。有关内容，在前文中已有论述。正是吐蕃佛教与汉地佛教之间的这种相互靠拢，才为吐蕃与汉地之前的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
首先，在佛教方面，吐蕃赞普曾把敦煌有名的僧人徵召到赞普身边去，授以殊勋，加以拢络，如敦煌高们摩诃衍、法成、昙旷以及洪辩、悟真等都受到吐蕃赞普的徵召。如前文所提到的，昙旷在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应赞成普徵召，就献上了《大乘二十二问本》；摩诃衍的入藏，虽然在与印度僧的决战中失败了，但他对吐蕃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欲是巨大的；而法成，更是汉地佛教与吐蕃佛教相互融合的代表人物。
　　其次，在传统文化方面，在这里我重点引登一篇敦煌文献。Ｐ·３２０１文书为《王锡上吐蕃赞普书》，王锡原为唐朝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敦煌陷落后，衩囚于吐蕃，后在摩诃衍与莲花戒的大辩论中，王锡为摩诃衍作了汊文《大乘顿悟正决序》。在Ｐ·３２０１号文书中，王锡力劝赞普息兵宁人，两国修好，在恳切的陈述中，王锡向赞普引用了《老子》、《礼》、《易经》等汉族传统文化典籍，“知足不辱，知止不殆”（2），“物不可以终通，故授之以否”（3），同时亦用儒家传统的王道理论来劝导赞普：“圣神兴兵战伐，开闭王宇，岂不是欲成勋绩，功垂万代。若如此者，是霸业之迹，非王道之术。夫王道者，锁剑战，放牛马，纳谏中朝，不閉外户。今圣神修道，是有为修，是著相修，是名闻修。理国是者，是虐百姓，是危社稷，是反王道。何者？年年用兵，是危社稷之资，虐百姓之本。二事既尔，何有于王道哉。夫修道者，修之于内，不扬于外，慈悲于苍生，是内修也。”这是一篇王锡呈给赞普的奏书，可以想像，赞普对王道、霸道这样的儒家思想中的概念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另外，根据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吐蕃占领敦煌后，在寺院里设立了“译场”和“经场”，如敦煌文书S·5824，就是《经场供菜分配牒》，把大批佛经、儒经、诗歌等译为藏文，并且在寺院里设立了学校，既讲授佛经，也讲授儒学。当时在敦煌，有许多人像法成一样精通藏汉两种语言。据有人统计，敦煌藏经同所出藏文卷共三一七卷，有写者和校勘者的署名地三七人（4）。从出土的吐蕃简牍看，有许多公文和民间诉状、契约也用藏文书写，各级蕃汉官司吏、部落头人、望族子北和民间缙绅都通晓藏文。同时有许多吐蕃人也学习汉语。此外，敦煌文献中还发现大量汉文、藏文对照的写卷，
（1）S·479“学生占康诵读记”：S·1163“学仕郎好顺进自手书记”：P·2825“学士宋文显读，发文德写”：P·2937“郡学士郎兼高行军除解□太学博士宋英达”，P·3569：“学士索威达记”，P·3764“学仕郎张乞平时写记之”，P·4588“学仕郎□盈信记文”。
（2）语出《老子》第四十四章。
（3）语出《易经，序封传》。
（4）黄文焕<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论>，载《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如p.2046和p.3310两个卷子是汉藏对照的辞汇集，为《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的汉藏对译（１）；又如前文提到的《拉露目录》中藏文八二三八号文书与汉文P·4646号文书为同一内容。在敦煌文书P·3419号中，正面为汉文《千字文》，在其后附有藏音。这些情况都说明，语言上的互通，对于吐蕃和汉地文化的互相交往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对当文化的压制与摧残虽存在过，但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要看是以何种途径来实现这种交流关系。吐蕃对河正西的占领，毕竟也是一次历史契击，给汉蕃两种文化创造了相互交流的机会，而这种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在佛教的庇护下完成的。
二、促进了吐蕃佛教的发展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有所谓“前宏期”与“后宏期”之分，前宏期的结束，以约在西元八三八年赞普达磨（朗达玛）的灭佛为标志。但从敦煌文献中所看，这次吐蕃内地的灭佛对敦煌佛教并没有产生很大冲击，这主要因为敦煌偏远及当时吐蕃社会也已内部门争激烈，江河日下。这一问题不属本这节的内容，此不赘。
就吐蕃社会内部而言，只所以有朗达玛的灭佛，就是因为佛教在当时吐蕃社会繁荣过头了。朗达的这次灭佛与灭与唐武宗灭佛的背景几乎相同，那就是僧人势力与世俗势力相抗衡，僧侣完全成了社会上新起的特权阶层，引起了社会的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引起了世俗贵族的反对。在墀松德赞赞普时，吐蕃势力扩张，占领了河西地区。同时他又大力抚植佛教，印僧莲花戒、莲花生、寂护、汉僧摩诃衍等就是在这时入藏的。这一时期，印度佛教虽然确立了它对吐蕃佛教影响的主导地位，但汉地佛教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在河西沦陷吐蕃之后，更多的汉僧进入吐蕃，如摩诃衍等，自墀松德占领河西后，长期以来都为佛教胜地的河西诸州，不可能不对吐蕃的佛教起到推动作用。从墀松德赞一直到朗达玛之前历任赞普对佛教都非常热衷，这其中河西佛教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昙旷、法成、摩诃衍等高僧在吐蕃的活动无疑推动了当时吐蕃的佛教事业，比如，收入藏文《大藏经》的法成藏文译本《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罗宝经》、《入楞伽经》中，都有“奉吉祥天赞普这诏命”字样；P·2287昙旷《大乘二十二问本》中也有“伏枕边外，驰恋圣颜，深（宸）问忽临，心神惊骇”的记载。这足可以说明，河西这些高僧们的活动，对于吐蕃赞普们的佛教热情有着直接的作用。当时敦煌寺院里的许多佛事文书，也都有“神圣赞普”的字样。此外还有许许多的普通敦煌僧人，为吐蕃佛教的发展兴盛都起了推动作用，如色摩和尚、法宝等，他们的许我佛教经典的藏译都收集在一些藏文经典中（2）。这些翻译家的辛苦劳动、促进了佛教在吐蕃地区的传播。
在这种背景下墀松赞之后的几任赞普，莫不用王权来扩大佛教神权，又借佛教权来维护吐蕃王权的统治。墀松德宝这子牟尼赞普命长子藏玛带头出家，任命僧侣贵族参与王
（１）王堯<吐蕃佛教述略>，载《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２）《吐蕃僧诤记》，第三六页。
政，令属民向寺院布施金银财物（1）。牟尼赞普之子热巴巾，即墀祖德赞，崇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组织译师重新以梵文校正所译的佛经。写成规范本，改革了往昔翻译佛经时音意不确的紊乱现象。此外，又增建了一些寺庙，并规定七户平民供养一名僧侣。每当僧侣举行斋会时，他就用头巾敷地，等僧侣在头上走过后，再重新顶戴。把僧侣贵族的地位抬到伦（指王族出身的贵族），尚（指非王族出身的贵族）之上，最高的僧官称“钵阐布”，位在大相之上，可代赞普主持各种政务会议，甚至和唐朝的会盟也委托钵阐布主持（2）。在唐 宪宗元和元年（西元八0），“吐蕃国政蕃僧钵阐本请以安乐、秦、原三州之地归唐，遣使求和”（3）。他还颁订法律；詈驾僧人者割舌，以恶心指僧侣者断指，怒视僧侣者剜眼（4）。
三、继续保持了河西地区佛教的繁荣
在前文中已多次谈到，在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吐蕃社会本身正处于佛教的“前宏期”阶段，因而对于河西的佛教也大力鼓励，河西地区的佛教界也积极向吐蕃统治者靠拢。这样河西地区的佛教不但没有因地陷吐蕃而衰落，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很大的发展，佛教 的世俗化，社会化更加显著了。
吐蕃占领敦煌之前，敦煌有十三所寺院，计僧寺九所，即：龙兴、莲台、灵圆、金光明、永安、乾恩’大云、开元；尼寺四所，即灵修、普光、大乘、潘原堡。
敦煌占领后，佛教事业益加繁炽，可以从此期敦煌汉方写卷宗中提到反映：
1.P.2250文书中有龙兴、乾元、开元、永安、金光明五寺在录。
2.P.2738文书中有龙兴、大灵、报恩、灵修、圣光、乾元、净土、开元，永安，安国、大乘、普光、金光明、灵圆及周家兰若、官楼闫若、安凉兰若、北欧保兰若等十八所寺院。
3.S.0545文书中有永安寺。
4.S.2729文书中有龙兴、大云、莲台、灵圆、金光明、永安、乾元、开元、灵修、报恩、普光、大乘等。
5.S.542文书中有龙兴、大灵、莲台、开元、乾元、永安、灵圆、金光明、报恩、兴善、灵修、普光、大乘等十三所。
6.S.2614文书中有开元、乾元、龙兴、大云、报恩、净土、莲台、三界、大乘、安国、灵修、圣光等十二寺名（５）。
　　许多世家大族及地主富户地纷纷出家，如敦煌索氏，是一当地著姓，早在五凉时期，索寺任官就不少。至到隋唐，更是名显当时。吐蕃时期，索琪及其前辈相继出任都督之职，其叔索崇恩僧官都教授、都僧录。索义辩僧任敦煌佛教教团都法律；其皇考索定国过著一种居士生活，被称为“顿悟大乘贤者”；索崇恩的本家孙索勋曾代张氏为归义军节度使。据敦煌文书考察，索氏家族修的寺窟有报恩寺、金光明寺、净土寺等。莫高窟第一四四窟东壁门上
（１）丁汉儒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二三页。
（２）《新唐书·吐蕃传》，载西元八二二年刘元鼎入蕃会盟时，吐蕃方面由钵阐布主盟。
（３）《旧唐书·吐蕃传》。
（４）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卷二，转载丁汉儒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二三页。
（５）王堯、陈践<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t.999和pt.1001吐蕃文书译释>，载《藏学研究》中央民院科研处编。
有“亡父前凉州……索留南供养”、“索氏修报恩之龛供养”等题记，据考第一四四、四年五、二四八、二九六、十二窟等皆索氏家窟（注释：郑炳林<“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考释>，载《敦煌研究》一九九三年二期）。
　　此外，敦煌翟氏，翟涓天赋非凡，才华出众，也进了教门；其子翟法荣先为沙州法律僧政，后继续洪辩为沙州都僧统（注释：p.4640《狸家碑》）。以及阴氏，阴嘉政过著隐居生活，其三子法名离缠，被称为“沙州释门三学都法律大德”，有一女称为智慧比丘尼，还有一位表兄也是和尚（注释：p.4638《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地主富户齐周也挟巨资出家，其侄女也于安教督处用驴一头，牛一头买度为尼（注释：《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载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录文》部分。）。p.2421文书，正面为《道德经》，背面<寺观诸护法墓志铭>残文，文中涉及高氏、张氏、索氏、金氏及神圣赞普事。贫苦之人出家的就更多了，一家中数人为僧的情况非常普遍（注释：如s.2729《吐蕃丑年沙州僧尼部落料净辩牒》中，左二将索宪忠户有女娘、男性奴、男再和、女意娘四人出度；汜国珍户的小妇宠宠，妹姓娘出度，女小娘受八戒；梁定国户有女犯娘出度等。）。出家之风的大盛，有些是由于河西陷蕃后，汉人不愿与吐蕃统治者合作，遁入空门，也有一些是由于当时河西地区崇教之风大盛的社会影响所致。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吐蕃占领河西之后，寺户数量猛增。吐蕃统治者为了扶持佛教的发展，将俘户、破落官配为寺户，增加寺院的劳动力，使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注释：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八０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五月出版。）。根据敦煌遗书s.0542号文书背面的《役部》所提供的数字，在西元八一八～八二三年间，见于《役部》的十二寺寺户丁口共一九一人，年代稍后的妻女名簿中，十二寺寺户女眷讲二二０人。总计四一一人（注释：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四一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五月出版。）。另据s.5611背（一）文书，以相应的十二寺作一统计，约的僧尼三八二人，大体同《役部》相同（注释：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载（京都）《东方学报》第三十一册，第二六五——二六六页。）但非丁口男性寺户等未列于这两件登录簿。又在吐蕃占领期间，除上述各寺外，尚有另外一些寺院，因而上述寺户数，当然不能视为一个完全的统计。据有关专家研究，法时敦煌的寺户人数最保守也有一千人，僧尼人数与寺户人数的总合，相当于沙州人口的五分之一（注释：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良制度》，第四四页。）。
　　佛教当时繁荣兴盛的另一方面，就是兰若数量的猛增。兰若是一种小型寺院，一般都很简单，或由某个家庭兴建，或由众人集资兴建，在佛教节日里也举行一些宗教活动。如在吐蕃时期的文书p.2738中，除记录有十四所寺院外，还记录有周家兰若、官楼兰苦、安凉兰若、北欧保兰苦四所兰若。据的关专家考证，现已知敦煌兰若在九～十世纪有十九年（注释：土肥义和《敦煌的兰若》，载《讲座敦煌》第三卷<敦煌的社会>。），满足了不同的阶层的宗教要求，兰若也成了一种兴办各种民间集会庆典的场所，甚至也成了家族集会、祭祀的场所。
　　这诸现象都说明，吐蕃在占领河西期间，河西的佛教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几乎与每个人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呈现出一种更社会化、世俗化的倾向。并且由于吐蕃的占领，河西地区躲过了中原地区佛教所遭受的“武宗灭佛”，这样，河西人民的不幸反而成了河西佛教的大幸。
　　四、相对保持了河西社会的稳定
　　吐番对河西的占领，是在唐王朝衰落的时期进行的，此时的唐王朝已不再有昔日之繁荣昌盛，号令一统天下。此时各地蕃镇割据，相互攻伐，而在河西地区，却如同躲过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一样，却由于吐蕃的占领，保持了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
　　前文已经提到吐番对河西的占领，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军事征服时期，吐蕃军队确实非常野蛮，但在全面占领河西之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即与当地居民寻求合作。佛在在这一时期的兴盛，一方面就是方双合作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推动力，为河西社会的相对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吐蕃统治者统治政策的改变，首先体现在承认和保护了原唐朝统治该地区的土地和财产占状况。如s.5812<丑年令狐大娘诉状>记：吐蕃占领敦初期，汉人因房屋、田产发生纠纷，吐蕃当局均以“见住为住，不许再论者”、“处分百姓田无舍宅，亦不许侵夺论理。”pt.1076号<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记有汉民田地被侵夺，当局经税吏，押衙核实后，将期“祖辈永业与轮休地”判归原主（注释：王堯、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八月版。）。
　　其次，对于抄掠汉人为奴婢的情况，吐蕃当局则明令禁止。如pt.1038<禁上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载：“往昔，吐蕃，孙波与尚论牙牙长官衙署等，每以配婚为藉口，前来抄掠汉地沙州女子。其实，乃拥之为奴。为此，故向上峰陈报，不准如此抢劫已属赞普之臣民，并请按例准许，可如通颊之女子，可以不配予别部，而在部落内部寻择配偶，勿再令无耻之辈持手令前来择配，并允其自择配偶。（注释：王堯、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八月版。）”
　　第三点，就是吐蕃统治者大量任用汉人为官，特别是下级官吏。如p.1089<吐蕃官员呈文>文书中，记载的是关于任命和调任吐蕃官吏及汉族官吏。在此文件文书中，所由敕令而决定的沙州官吏衔位登录为：刺史的谋士和军械官，万户长、万户巡按使、在都督，从来自吐蕃的人中选取择千户长、副刺史、小都督、汉族巡按使，从来处汉地的人中选择的千户长助理，从来自吐蕃的人中选择的小千户长，小刺史和军械官总督，整个沙州地区的战相，从来自汉地的人中选择千户长，从来自汉地的人中选择的战相（注释：拉露<八世纪吐蕃官员呈文解析>，载《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注》，第八二页，中国敦煌吐蕃学会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十年十月版。）。又如p.3410文中“沙州部落使阎英达”，p.2807文书中“故都督索公”，p.3410文书中“侄都督索琪”，及s.5824文书中“应经坊合请菜蕃汉判官等”。
　　因此，正如拉露所说：“无论所何，吐蕃对唐朝领土的占据法时是以合作施政为基础（注释：拉露<八世纪吐蕃官员呈文解析>，载《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注》，第七三页。）。”在这种背景下，佛教势力更是蕃、汉合作的黏合剂，关于吐蕃统治者与河西佛教社会相互靠拢联合，在前文中我已有不少论述。本来在那种背景下，不论是吐蕃统治者还河西汉族人民，倾向于宗教是一种不自觉的本能体现，同时宗教对战后的河西地区所起的安抚作用，也是吐蕃统治者所期望得到的一个值得庆喜的结果。而对于河西的佛教界，甘心于平静地被统治，一方面是由于宗教本身的宽容与忍让的“美德”，而另一方面，就应最功于佛教界人士的“热心维护和平”，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护佛教事业的兴盛，并且他们确实也做到了兴盛。
　　如前文所提到的昙旷、法成和摩诃衍等，作为不同时期汉僧的代表人物，在同吐蕃统治者合作这一问题上，表现得都是那么种极，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为维护“和平”而尽犬马之劳。如s.1438号文书《书仪》中提到沙州的玉关驿户起义，这也是在敦煌文书中所反映出的唯一一次，并且是在吐蕃占领河西的初期（注释：姜伯勤认为这次驿户起义，不得晚于西元七九一年的孟秋，详见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一辑。）。起义最后失败，而前文中所提到的汉僧摩诃衍就是镇压这次起义的帮凶，并且直接审问了起义者。这一事实可以更好地说明佛教在河西社会稳定中所起的作用。
　　又如在p.3726<故前译门都法律京兆杜和尚写真赞>中，题记表明是由“释门大蕃瓜沙境大行军衙知两国密遣判官智照撰”。这位“密遣判官智照”，从其官名上看，显然是以僧侣身分在吐蕃政权中任职的汉人官员（注释：参阅王堯、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研究>，载《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吐蕃统治者利用汉族高僧其特殊的精神权力，在吐蕃统治者与汉族官员之间起著特殊的联络作用，他们对敦煌的佛教及其政治都有著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因此，在汉蕃倍俗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正如记录玉关驿户起义的一份藏文文献所描述的：“从此之后，十年期间一直没有内部纠纷与不和的现象（注释：见戴密微《吐蕃诤记》，第三七七页。）。”
　　汉文文献也记载，长庆年间，刘元鼎去拉藏，“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毁，兰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注释：《新唐书·吐蕃传》。）。“可见河西陇右地区家业生产并不遭受多大破坏。相对的安定使河西得了一个发展的机会，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至于后期张议潮的起义赶走吐蕃统治者，与此处所陈述观点也并不矛盾。有学者已经阐述其性质是一种争权斗争，而并非一次鲜明的民族起义。

附录：吐蕃占领河西时期佛教大事年表

　　附录：吐蕃占领河西时期佛教大事年表（西元七八一～八六一）
　　西元七八一年（唐德宗建中二年）
　　沙州为吐蕃所陷。
　　“入蕃使判官常鲁与吐蕃使论悉诺罗等至蕃中”。（旧·传）
　　吐蕃遣使来求沙门善讲佛理者，德宗命沙门良琇、文素往说法教，岁一更之。（册府元龟·外臣部）　
　　西元七八二年（唐建中三年）
　　唐蕃商定进行清水会盟，并双方归还俘虏，共中吐蕃所归还汉人中，就有不少僧侣。“放先没蕃将士僧尼八００人归还，报归蕃俘也”。（旧·传）
　　崔汉衡以殿中少监，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与吐蕃使区颊赞至蕃中。（旧·传）
　　西元七八三年（唐建中四年）
　　p.2132题《敕随驾讲论沙门道氤集》，末题“建中四年正月二十日僧义琳写勘记”。正月唐蕃清水会盟。七月以礼部尚书李揆加御史大夫，为入蕃会盟使，与尚结赞会盟于京城之西（旧·传）
　　朱泚陷长安，德宗出奔奉天。（鉴·卷二二八）　　
　　西元七八四年（唐兴元元年）
　　吐蕃出兵帮唐朝平定朱泚之乱，二月以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于欣往泾州已来宣慰吐蕃。（旧·传）
　　四月，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沈为入蕃计会及安西、北庭宣慰使。（旧·传）　　　
　　西元七八五年（唐贞元元年）
　　僧怀素卒，撰《四分律开宗记》二十卷，今敦煌尚有写本，北京存结字十三，又字九两卷。　　
　　西元七八六年（唐贞元二年）
　　命仓部郎中，兼侍御史赵聿为入蕃使。（旧·传）　　
　　西元七八七年（唐贞元三年）
　　吐蕃平凉劫盟
　　改崔瀚为鸿胪卿，再入吐蕃。（旧·传）
　　昙旷著《大乘二十二问本》，s.2674题记：“丁卯年三月九日写毕，比丘法灯书。”
　　西元七八八年（唐贞元四年）
　　昙旷在敦煌去世。
　　迎岐州无优王寺佛指骨入禁中供养。（金石萃编·卷一０一）
　　s.3475《净名经关中疏》题记：“巨唐大历七年（七七二）三月二十八日，沙门体清于称州开元寺为僧尼道俗敷演此经，写此疏以传来学，愿秘藏常开，广市真如之理，莲宫永丽弘分般若之源矣。又至辰年（七八八）九月十六日，俗弟子索游严于大蕃管沙州，为普光寺经丘尼普意转写此卷讫。”
　　西元七九０年（唐贞元六年）
　　吐蕃陷北庭都护府。（旧·传）
　　葬传骨于岐阳。（鉴·卷二三三）　
　　西元七九一年（唐贞元七年）
　　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奉佛教为国教。　　
　　西元七九四年（唐贞元十年）
　　p.2732，一面为《入理缘门论》，末为《缘观论》，一面为《道经》。此抄本由甘州大宁寺落蕃僧怀生于贞元十年以硃笔校勘。吐蕃渠帅论乞髯荡没藏悉诺律以其家属来降。　　
　　西元七九七年（唐贞元十三年）
　　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死，其子牟尼赞普继位。
　　吐蕃赞普遣使家桑昔齐表请修和好。（旧·传）
　　西元八００年（唐贞元十六年）
　　沙门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贞元录·卷一）
　　s.2729《辰年三月五日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上有都统石惠捷、都统康智诠之名。
　　西元八０一年（唐贞元十七年）
　　韦皋擒吐蕃大相论莽热。（旧·传）
　　西元八０三年（唐贞元十九年）
　　上海博物馆藏三三二五号文书写经，尾有“贞元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题记。
　　p.2604尾题“贞元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下”，为《劝善经》。
　　p.2608、p.2650、p.2668、p.3463皆题“贞元十九年”，为《劝善经序》。
　　吐蕃使论颊热至。
　　以右龙武大将军薛丕兼御史大夫使于吐蕃。（旧·传）
　　西元八０四年（唐贞元十年）
　　吐蕃牟尼赞普死，他的儿子墀德松赞继位。
　　吐蕃使藏河南、观察使论乞冉及僧南拨特计波等五十四人来朝。（旧·传）
　　西元八０五年（唐顺宗永贞元年）
　　唐德宗死，顺宗继位，六个月后，宪宗继位。
　　赞普使论乞缕勃藏来贡，助德宗山陵金银、衣服、牛马等。唐以卫尉少卿、兼御史中丞侯幼平充入蕃告册立等使。（旧·传）
　　西元八０六年（唐宪宗元和元年）
　　唐放吐蕃生口十七人，放还吐蕃。赞普遣使论勃藏来朝。
　　吐蕃国政蕃僧钵阐布请以安乐、秦、原三州之地归唐，遣使求和。（旧·传）
　　西元八０七年（唐元和二年）
　　召开“鹅湖大会”，宪宗由是益重禅宗。（景德传灯录·卷七）
　　西元八一０年（唐元和五年）
　　吐蕃将秦、原、安乐三州归还唐朝。（旧·传）
　　遣鸿胪少卿、摄御史中丞李恬为入蕃使，丹王府长史、兼侍御史吴晕副之。（旧·传）
　　西元八一二年（唐元和七年）
　　罗振玉录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唐和尚作文，内曰：“和尚俗称香父，以元和七年甲辰卒。”
　　西元八一五年（唐元和十年）
　　北京存师二十，首末皆题曰“新菩萨经”，末有“此经大蕃乙末年正月二日见记”。即元和十年。
　　元和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贡不绝。（旧·传）
　　西元八一六年（唐元和十一年）
　　p.2287《大乘二十二问本》为此年抄写。
　　西元八一七年（唐元和十二年）
　　吐蕃赞普墀德松赞卒，墀祖德赞即位，吐蕃来吿，以右卫将军乌重玘兼御史中丞，充吊祭使，殿中侍御史段钧副之。（旧·传）。
　　西元八一八年（唐元和十三年）
　　s.542（八）<吐蕃戌年六月沙州诸寺丁口东牛役簿>，上有刘教授、蕃教授、翟教授。
　　西元八一九年（唐元和十四年）
　　遣中使迎凤翔法门寺佛指骨，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唐会要·卷四十七）
　　西元八二０年（唐元和二十年）
　　唐宪宗死，穆宗即位，以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田洎入吐蕃告哀。（旧·传）
　　西元八二一年（唐穆宗长庆元年）
　　刘元鼎入蕃就盟。
　　吐蕃使者与唐宰相等盟于长安西郊。（旧·传）
　　西元八二二年（唐长庆二年）
　　唐与吐蕃会盟，立《唐蕃会盟碑》于大召寺前。
　　西元八二三年（唐长庆三年）
　　吐蕃遣使论答热来朝贡。（旧·传）
　　西元八二四年（唐长庆四年）
　　“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此教，故来求之”。（册府元龟·外臣部）　
　　西元八二五年（唐敬宗宝历元年）
　　吐蕃遣史尚绮立热来朝，且请和好。
　　唐遣光禄卿李锐为使为答之。（旧·传）
　　西元八三三年（唐文宗太和七年）
　　法成在沙州永康寺开始从事翻译和注释佛经的工作，p.2794首题“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集”，末署“癸丑年八月下旬九日于沙州永康寺集毕记。”p.2404《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一卷》，记年为此年，地点为沙州永康寺。
　　西元八三四年（唐太和八年）
　　太和五年至八年，（吐蕃）遣使朝贡不绝，唐亦时遗使报之。（旧·传）
　　西元八三五年（唐太和九年）
　　s.2064《八波罗夷》题记：“岁次乙卯四月二十日比丘悟真写记。”
　　西元八三六年（唐开成元年）
　　北京存位七十九《贞观氏族志》残卷，卷天题：“大蕃岁次丙辰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鲁国唐氏比丘悟真记。”
　　吐蕃遣使来朝。（旧·传）
　　西元八三七年（唐开成二年）
　　吐蕃遣使来朝。（旧·传）
　　西元八三八年（唐开成三年）
　　墀祖德赞死，其弟达磨继位。
　　西元八四一年（唐武宗会昌元年）
　　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亲受法箓于归真。（旧·卷十八上）
　　西元八四二年（唐会昌二年）
　　法成在甘州修多寺翻译佛经。
　　北图余字十五号，s.5010号《诸星母陀罗尼经》末题：“壬戌年四月十六日，于甘州修多寺翻译此经。”
　　赞普达磨死，遣论赞等来吿哀。诏以将作少监李景吊祭之，吐蕃奴隶制政权灭亡，佛教在西藏“前弘期”结束。
　　达磨死后，国内大乱。河陇一带，洛门川讨系使论恐热与鄯州节度使尚婢相攻不已，随军出征的吐蕃奴部纷纷起义，吐蕃势力剧衰。
　　西元八四五年（唐会昌五年）
　　八月诏毁天下佛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万余所，僧尼还俗者二十六万，诸寺出除两京各留四所，诸郡各一所外，悉皆毁灭。（唐会要·卷四十九）
　　西元八四六年（唐会昌六年）
　　法成继续在甘州修多寺译经。
　　p.2037《萨婆多宗五事论》前署“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甘州修多寺译”，末题：“《五事论》一卷，丙寅年五月十五日于大蕃甘州张掖县译。”
　　西元八四七年（唐宣宗大中元年）
　　三月诏：“会昌五所年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唐会要·卷四十八）
　　西元八四八年（唐大中二年）
　　沙州土豪张议潮率各族僧俗百姓起义，驱逐吐蕃守将，很快占领沙、瓜二州，然后“遂差押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以献天子。”表示归唐。（张淮深碑）
　　命上都、东都、荆、扬、汴、益诸州建寺，立方等坛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五台山建五寺，各度僧人五十人。（佛祖统纪·卷四十二）
　　西元八四九年（唐大中三年）
　　吐蕃宰相尚恐热杀东道节度使。
　　吐蕃秦、原、高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旧·传）
　　西元八五０年（唐大中四年）
　　尚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籍，下内怨，皆欢图之。（旧·传）
　　西元八五一年（唐大中五年）
　　议潮遣其兄议潭奉沙、瓜、甘、肃、伊、西、鄯、河、兰、岷、廊十一州天宝旧图进献唐朝。表示归附。唐随即在同年十一月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授议潮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鉴·卷二四九）　
　　赐河西都僧统洪辩牒，因于莫高窟立碑记之。所立之地，即后来到之十七号窟藏经洞。
　　吐蕃大将尚延心等率众降唐。（旧·传）
　　p.3720末有墓铭钻文三篇，背有莫高窟记，为大中五年于咸通址年赐洪辩及悟真吿身及长安名僧赠悟真诗。
　　敕授敦煌郡僧正慧菀京城临坛大德。
　　沙州巡礼僧悟真于长安，赐紫衣。（旧·传）
　　北图八十五：一四五号中有“辛酉年二月九日僧法成少有触斗，出便与人抄录，周通顺便麦拾参硕捌斗，至秋还贰拾硕柒斗。”
　　西元八五五年（唐大中九年）
　　唐大中九年开始，法成在沙州开元寺讲《瑜伽师地论》，直到大中十三年末，或大中十四年初去世为止，听讲弟子有智慧山、谈迅、福慧、法镜、法海、一真、洪真、明照、恒安等。
　　桔瑞超《将来目录》中《瑜伽师地论》卷七末暑：“大中九年十月，沙弥的一真书记。”
　　上海图书馆藏一三一《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一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智慧山。
　　西元八五六年（唐大中十年）
　　桔瑞超《将来目录》中《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九署：“大中十年六月十三日沙门智慧山书记。”
　　桔瑞超《将来目录》中《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二，尾署：“大中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比丘恒安随听抄记。”有瓜、沙州大经印。
　　s.4667《瑜伽师地论》卷十三、十五记年为此年，记录人福慧。上海图书馆一三二《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一记年为此年。
　　日本悌二郎藏《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七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智慧山。
　　大谷家二乐庄藏《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九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智慧山。
　　日本三井八郎左卫门藏《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二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恒安。
　　日本大谷家二乐庄藏《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三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恒安。
　　日本宣岡谦藏《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三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智山。
　　西元八五七年（唐大中十一年）
　　s.5310题记：“比丘恒安随听论本，大唐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二月二十二日，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沙州开元寺说毕记。”
　　p.4587《诸星母陀罗尼经》沙门法成于甘州修多寺译，大中十一年阳英书记。
　　s.3927，《瑜伽师地论》卷四十题记：大中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比丘明照写，大唐大中十一年，岁次丁酉，六月二十三日，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沙州修多寺说毕。
　　北京存菜二十五，卷末题：“十一年八月五日明照写。”
　　北图二四六，《四分律戒本疏卷一》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僧常证。
　　日本中村不折藏《昭和法宝目录》中《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五注云：“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六日，此丘明照就龙兴寺随听写此论本记。大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十日三藏和尚于开元寺说毕。”
　　s.735《瑜伽师地论》卷二十八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明照。
　　俄藏一六一０《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四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明照。
　　北图二三二《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一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一真。
　　西元八五八年（唐大中十二年）
　　悟真撰<故沙州释门赐紫梁僧政邈真赞>。
罗振玉《石室秘录》卷末题记云：“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都僧录赐些悟真撰，大唐中十二年，岁次戊寅，二月癸已朔，十四月丙午毕工记。”
北京存菜二十五，《瑜伽师地论》末题：“大中十二年八月五日，比丘明照随听写记。大中十二年六月一日说毕，比丘明照本。”
　　北图一二００《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五题记：“大唐中十二年二月十日，沙州龙兴寺沙门明照于开元寺随听写记。”
　　北图国安九十八，《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一题记为此年。
　　日本悌二郎藏《瑜伽师地论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分门记》记年为此年，记录人为智慧山。
　　桔瑞超《将来目录》中《瑜伽师地论》卷一、卷五十二尾署：“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比丘智慧山。”　
　　西元八五九年（唐大中十三年）
　　日本中村不折藏《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题记：“唐大中十三年龙兴寺僧明照随听写，八月五日于开元寺三藏和尚法成说毕。”
　　西元八六０年（唐咸通元年）
　　张议潮开窟一所，即为第一五六窟。并在洞口外左壁上有《莫高窟记》。敦煌遗书p.3720卷有抄本。
　　p.2222，末题：“岁次庚辰十月六日，比丘归真写，并受持记。”　　
　　西元八六一年（唐咸通二年）
　　张议潮率蕃汉兵七千人，一举攻克凉州。（新·传）
　　p.2657 末题：“咸通二年，岁次辛已，十二月二十王日，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阴阳汜景询二人写记。”背为《新集备急炙经》。书题下有：“京中李家于京市印。”
　　p.2885《达摩和尚绝观论》题记：“辛已年三月六日写记僧法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