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导寺的钟声 陈慧剑（作者为弘一大师纪念学会创办人；佛学研究者）

　　在台湾，古老的佛寺群里，善岛寺，是年轻的一代；在台北，一群新兴佛寺行列里，它是风云壮年。善岛寺，不是台湾最大的寺院，但它是台北市的首刹，因为它位于台北都会的中心地带，因此可以说它代表著台湾佛教﹝自一九五○年后﹞中国佛教的盛衰指标。到一九八○年以后，更展现出一番庄严璀璨的面貌！

　　台湾佛寺史上的断层浮屠

　　在台北，善岛寺不是佛教界的“名胜古刹”，也不是唯一典范式的寺院，但是由于它地理、政治、经济地位的行势，所以比其他古老的多的圆山临济寺、林森南路的东和寺、西宁南路的法华寺、万华龙山寺、南昌街十普寺等，都显得突出。

　　一九四九年，坐落在台北市区中正路，今忠孝东路旧名上，“台湾省警务处”东侧二百公尺处的一座寺院，原是日据时代一九二五年，通过“日本净土宗布教资团”一群侨居在台北的日籍佛教信众及本地信徒，共同发心捐献经费，经过数年时间所兴建的，光复后始改名为善导寺。“善导”是中国唐代的一位净土宗大师，这位大师的净土思想，是以“信”为中心展开的佛教导向，有别于今天的印光大师净土思想持名念佛。善导大师，无疑地，是将净土宗传送到日本的第一代宗师。

　　善导寺，焕然一新伫立在一九二五年先期台北的心脏地带要道之侧。这一片青砖紫铜绿瓦的宫殿式建筑，占地二千坪、六千多平方公尺。它正殿大雄宝殿，在面对山门偏右侧的正后中心点，殿基提高约两公尺，分地上、地下两层；地上层正中供奉阿弥陀佛立像一尊，两侧则有弘法、善导二大师像，平时早晚课诵、法会、超渡均在这里。地下是专供接受信众放置家属骨灰，类似“海会塔”功能的“灵骨藏所”。寺院内左侧是大讲堂，大殿供奉玉佛时，将主像阿弥陀佛迁供这里，改名“弥陀殿”，台湾光复后被台北市政府兵役科等单位占用。右侧是交通大队的宿舍，一九五五年后，改为“太虚图书馆”，图书馆迁走后，改为“观音殿”，兼作超渡亡魂另一场地。

　　入门左右两侧横列，是各有三、四十坪共三间的“前寮”，后为新兵招待所违建使用；方丈寮、大众寮、寺务处，则在大殿左侧平行，低于大殿地基二公尺，这栋日式连间建筑有二百坪，寮内前厅，是会客及办公之用，后面是榻榻米式日本建筑，是方丈、监院、僧众的寮房；焚化炉，在大殿右后角落；大殿西侧十公尺外是院墙，与外界相隔，这一段空间，南北约二十多公尺长度的长栏，作为寺众信徒活动的场地；大殿之前，东西殿之间这一块广场，是约占五百坪面积的院落，山门面对车水马龙的中正路，这就是一九五○年前后“善导寺”的风貌。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二年之间，因为当时社会误解寺庙为公共场所，故军方、政府单位均藉此占用寺院。善导寺为了争取宗教自主权，动员所有佛教徒的立、监委员及国大代表等帮忙，将台北市占用单位﹝民政局兵役科、交通队﹞迁出寺外。同时由于台北市日益繁荣、人口增多，道路数度拓宽，到一九七二年二月底，山门两侧的违建被拆除，寺界由于道路拓宽而后退五公尺以上，因此封院的面积，缩为一千七百余坪。同年，兵役科、交通警察、物资局、兵役协会等单位，在方丈悟一法师及李子宽老居士力争而从弥陀殿搬走。善导寺的自主权也因此树立起来。

　　善导寺的法脉传承

　　推演“善导寺”的历史，承先启后的人物，不是某一为日本大师，而是一位宅心仁厚、老实修行的台籍比丘尼俗姓洪达超法师。之后由湖北籍佛教徒，曾任国民大会代表的李子宽，经政府同意从达超比丘尼手中接下善导寺，而达超法师则回到南投的出家道场竹山镇德山寺任住持。李子宽以居士身分接管善导寺，并在一九四八年底，聘请从大陆来台，太虚大师门下当时四十六岁的大醒法师，出任第一任比丘导师。次年，中国佛教会由南京转移到台北，会长是内蒙古盟旗首长出身的章嘉呼图克图，大醒法师也在这一年离职去新竹香山养病，于是再聘章嘉活佛为善导寺导师，而中国佛教会会址也在此时迁进善导寺。再过两年“善导寺护法会”改为“财团法人制”，章嘉辞去兼职，由大陆来台前泰州光孝寺住持南亭法师与驻锡新竹福严精舍印顺法师，先后出任导师。“导师”，基本上只是一般教徒信仰的征象，不负任何寺务职责，只是说法讲经，领导修行，以树立道场威信。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日，善导寺召开“董监事联席会议”，通过决议聘请印顺法师出任善导寺“新制”第一任住持。印顺法师一年后辞职，随后由其弟子演培法师出任第二任住持，大约三年又因法务繁忙而引退。当时的监院，是由香港辗转来台，出身栖霞山法脉的悟一法师。

　　演培法师之后，常熟宝严寺的默如法师继任住持，在职一年三个月辞退，继默如法师的，

　　是湖南祁阳籍衡山祝圣寺的道安法师，他本是台北松山寺住持。两任住持六年的时光，道安法师以清净无为、唾手而治，带领善导寺中的僧众。

　　栖霞山法脉的悟一法师，在道安法师之后接任住持，到一九七九年退职。此后是善导寺的监院云霞法师，度过善导寺史上最长住持任期，从一九七七年三月到一九八七年三月，整整十年。

　　泰州光孝佛学院出身的妙然法师，以善导寺第七任董事长身分兼摄住持七个月，完成整理寺规，分定权职，恢复共修后，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交卸，聘请中国佛教会秘书长曾留学日本的了中法师接任善导寺住持一职。

　　善导寺管理上的转变
　　在李子宽居士接收善导寺时，曾提供一笔养金给当时寺内住众比丘尼，奠定了居士们运作善导寺三十年的基础。他为了争取善导寺的产权及使用权，在一九五五年，特别请黄伯度副秘书长陪同，晋见蒋中正总统，要求政府发还善导寺，让宗教的归宗教，国家的归国家，获得蒋总统首肯，善导寺产权从此有了“法”的依据，并向国有财产局申请将善导寺完全交给“董事会”，由寺方加以整修，作为“佛教对外文化活动与接待外宾之用”。台湾光复之后，善导寺第一任管理人是与“日本净土宗布教资团”有信仰渊源的台湾比丘尼达超法师，因善导寺虽属于日本财产，但又因它是宗教寺院，不能以一般不动产处理，同时寺中原有住众多人，于是便从中选出达超法师来接掌管理人职位。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便由李子宽居士接管，同时组织“善导寺护法会”。

　　护法会的职权，在掌管财务、法务及住持人选的任聘，在这一阶段，善导寺没有住持。但到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由“护法会”聘请自大陆来台的大醒：太虚大师学人、章嘉：中国佛教会会长、南亭：前泰州光孝寺方丈、印顺：太虚大师学人等法师先后出任导师。这四位大德比丘，虽名为“导师”，实际上只有定期来寺讲经说法，其他时间，多半在自己的住处用功办道。依照台湾固有的佛寺传统习俗，每个寺院都设有“管理委员会”，但管理人并不一定是出家人或在家居士。李子宽接手善导寺后改“管理会”为“护法会”，再以“护法会”集资台币四万二千元，向政府申请将善导寺改为“财团法人”，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核准。这年五月间依财团法人规章选举董监事，由赵恒惕当选为第一届“财团法人”董事长。

　　一九五六年元月，经过董监事会决定，再度礼聘印顺法师为“光复后第一任正式住持”。不久，赵恒惕逝世。由李子宽连任第四、五届董事长，直到一九七三年病逝。这期间已经过“演培、默如、道安、悟一”四位法师，转换五位住持。因为李子宽之逝世，继任人选，经同一年十月六日“董事会”选举张晶英：清扬为第六任董事长。到一九七八年，董事会改选，董事妙然法师当选第七届董事长，继连任八、九两届董事长至今。董事会与“方丈”之间的职权，到一九七八年三月，云霞法师受聘住持后，已完全分立，董事会督导财务运作，方丈室则掌理寺中一切法务、事务。之后善导寺在配合都市发展上，全力推动现代化、科学化、人文化的弘法事业，走向国际佛教交流。

　　善导寺推展弘法事业回顾
　　光复初期的善导寺，除每周一次共修会上提供信众念佛外，平常也举办有丧亡超渡与一般法会。至于文化、慈善事业，则还在蛮荒阶段。等到法人成立，有力扩大弘法之时，才聘请教内高僧大德讲经说法。起初所有法务活动都在大雄宝殿，等到弥陀殿收回，共修会才改在弥陀殿。四十年来有大醒法师、南亭法师、印顺法师、钱穆、高明等高僧学者数十位在此同沾法益。除共修会外，在一九五○年代以后，善导寺鉴于形势，在文化与慈善事业上，都有长足的推展。首先在一九五八年演培法师住持任内，设立“太虚大师图书馆”于“观音殿”内；一九七四年妙然法师提供“北投温泉路灵泉寺”为场地，创办了“善导寺快乐儿童苑”，专门收容贫苦孤儿，负责衣、食、住、行，以及由小学到高中的教育资源，直到他们成人就业；一九七六年，由太虚大师创办的“海潮音”杂志，由乐观法师手上转移到善导寺，妙然法师担任社长，并执行编务；更在一九七七年云霞法师任内，设立了“大专清寒子女奖学金”每年十万元，自一九九一年增至二十万元，由台北市城中区公所按年发放。善导寺“慈恩大楼”的兴建，不仅为一九八六年的台北忠孝东路，增添一项宫殿式高楼景观，让善导寺的形象凸显在台北天空之中，也是台北市佛教徒的发心与善导寺负责人智慧的结晶成果。此一大楼以“慈恩”为名，是为纪念“玄奘三藏法师”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

　　如今，由于当初为台北市政府捷运的兴建，征收寺内东侧一片土地，反而促成寺内“弥陀殿”与西侧“观音殿”，为配合“慈恩大楼”组成“佛殿建筑群”飞檐、绿瓦式建筑，一并的拆建为高楼。虽然目前善导寺仍在施工，不过可以期待的是在这一切设施完成后，不仅藉新式科学化、电子化管理，使世界各地佛教徒及台北信众扩大参与，也让善导寺成为具有现代功能、行持方便的“新式丛林”，成为国际佛教交流、参礼之地。

　　【转载自《人间福报》9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