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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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2期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提起历史上的南京佛寺，相信每个人都会吟诵起杜牧的这首千古名篇《江南春》。的确，佛教自东汉末年传人南京，南朝时各朝先后建都于此，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南京佛教盛极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寺多达700余所，“南朝四百八十寺”为当时南京佛教、佛寺繁盛的形象说法。南朝以后，南京政治地位下降，佛教时有兴盛，断续发展，但已远不及南朝，佛寺数量大减。到了明代，南京先后作为首都和留都，政治地位提高，再次成为全国的重要佛教中心，佛寺大量修建，为南朝以后又一高峰。
　　登载明代南京佛寺最多、最详细者为明人葛寅亮所编著《金陵梵刹志》。葛寅亮，字水鉴，号屺瞻，明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先后任福建提学参议、湖广提学副使，寻授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明朝制度，礼部“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祠祭司“分掌诸祀典及天文、国恤、庙讳之事”，“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师巫、音乐、僧道人，并籍领之”(《明史·职官志》)。可以说，南京佛教、佛寺之事正是葛寅亮主管诸务中的一项。其时，南京佛寺中制度涣散，寺田流失，佛寺萧条，颇不利于佛教的维持和发展，也影响了封建制度的巩固。葛寅亮到任后，将具备规模的佛寺按照“就近”原则，分为大、次大、中、小几种类型，以大寺统次大寺、中寺，次大寺、中寺统小寺，实行严格统属管理。他清田定租，“先朝之赐田以赡缁流而久夺于豪右者，皆悉力复之”(《苍霞余草》卷1《宪使屺瞻葛公颂德碑》)，并拘集佃户确定寺田租额。他主持订立佛寺各项制度，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等。为了巩固和记录改革成果，他编集《金陵梵刹志》，详载各佛寺类型、位置、沿革、殿堂、公产、艺文、制度等。因此，《金陵梵刹志》是登载明代南京佛寺最多、最详细者，其权威性、可信度相当高。
　　那么，《金陵梵刹志》究竟登载了多少佛寺呢?其凡例称共登载大寺3所、次大寺5所、中寺32所、小寺120所，计160所。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该书实际上登载大寺3所、次大寺5所、中寺38所(上、下瓦官寺，原文作一所，实为二所)、小寺130所，计176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金陵梵刹志》于万历后期编集，当时登载160寺；不久，葛寅亮“适请告去”，未能刊行；天启年间，他任南京尚宝司卿，为《金陵梵刹志》作序刊行，又对登载佛寺稍作增补，但凡例中的相关内容未遑修改，以致矛盾。《金陵梵刹志》登载的佛寺及其在书中的卷数，请看附表：
　　另外，该书卷53在介绍各寺公产时，又补充了有寺田的4所佛寺，即窑墩庵、西坟庵、清溪庵、万松庵。这样，《金陵梵刹志》登载佛寺应为180所。
　　《金陵梵刹志》作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左右，其所登载180所佛寺大体反映了当时南京存在的佛寺情况。另外，该书卷2《钦录集》洪武二十一年条记载，明初在凤台门附近有罗汉寺；洪武二十一年条记载，明初在南关外有百福寺；卷33罗洪先《冬游记节文》记载，明中期在凤台门外祝禧寺附近有万岁寺。
　　总计，《金陵梵刹志》中有名称的明代南京佛寺共183所。
　　在其它一些史籍，包括南京的各种方志、野史笔记、明人文集、高僧传等，以及最近考古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明代南京佛寺的名称，共计24所。明代南京佛寺的总数，由于资料缺乏，回答这一问题相当困难。但是，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它作一估计。其一，《金陵梵刹志》中记载有万历后期南京大、次大、中、小佛寺约180所，另有“最小不入志者百余”(《金陵梵刹志》凡例)，加上其后所建，则至明末南京佛寺起码应有300所。
　　《金陵梵刹志》所载及其所谓的“最小不入志”的佛寺中不知是否包括那些私创佛寺。众所周知，明代一直不允许私创佛寺。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明神宗先是“诏毁天下私创庵、院”，数日后又令停止执行，“仍禁以后不得私创，犯者重拟”(《明神宗实录》卷157)。这样，就默许了那些私创佛寺的存在，也为私创佛寺的进一步出现提供了条件。如果所谓的“最小不入志”佛寺即是这些私创佛寺，则明代南京佛寺总数也就是上面所估计的300所左右。
　　所谓的“最小不入志”佛寺也可能不包括那些私创佛寺，因为毕竟它们没有明确的合法身份。作为南京礼部官员的葛寅亮，在《金陵梵刹志》中也不会提及它们。如果这样，那么明代南京佛寺数目还应更多，问题也更复杂。对明代南京的私创尼寺，时人有一些模糊的记载。如，嘉靖年间，南京礼部尚书霍韬拆毁南京尼寺及变相尼寺近140所后，迨其离任，人称“尼复集，庵复兴，更倍往日矣”(《万历野获编》卷27《毁黄姑寺》)。这能给我们一些提示。明代后朗的私创尼寺即使是以同于霍韬所拆毁者计算，也应有150所。私创尼寺有150所，则即使按保守估计，整个的私创佛寺起码应有300听。这样，明代后期南京佛寺总数应在600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