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古刹开元寺
2014/9/8 热度：226
京郊古刹开元寺
作者：李建林
史载，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下诏，令天下各州均置开元寺一座。查阅各种北京地方史志，北京地区仅有的一座开元寺位于京郊顺义城内，明清间改称龙兴寺，民间则俗称东大寺。它曾有着非常显赫的历史，开元年间，这里是每年举办千秋节盛会，庆祝唐玄宗生日的地方，元明清以来，从王恽、顾亭林到朱彝尊，或是亲自来此寻访，或是将其沿革写入有关著述，给这座庙宇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自明万历中期，这座建筑还列为顺州八景之一，名“龙泉烟寺”。总之，这是近年来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一处北京地区难得的盛唐遗迹。但是，自民国以来，它的显赫历史与文化内涵却几近无人知晓，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今天对它文物价值的认识和保护工作的开展。为此，笔者根据近几年搜集到的有关史料，对开元寺的创建年代、社会功能以及文化内涵作一初步考证，再现这座古刹的历史风采。
开元寺的设置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背景。“开元二十六年，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唐会要》卷五十)。由此可知：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下了这样一道诏令，要求天下每个州要从州城内现有的庙宇中选择一处位置好、规模大的，改名为开元寺或开元观。通过查阅各地有关开元寺的史料以及网上有关介绍文字，我们发现，从南方的泉州开元寺(目前国内现存最大的开元寺)，到福州开元寺、潮州开元寺、南昌开元寺、荆州开元观、苏州开元寺，以及北方的邢台开元寺、正定开元寺、大同开元寺，其历史沿革，始建年代的记载，都和上面诏令的内容相符。这些情况说明，唐玄宗的诏令在当时的确得到了普遍的执行。而目前各地现存的开元寺，显然都应是盛唐开元年间的产物。另一方面，根据诏令的内容和发布时间，可以进而推论：开元寺出现的具体时间，应在唐开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以上分析结果，对于解决各地开元寺始建年代记载混乱的情况，无疑是一重要线索。
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唐玄宗为什么要在各州设置一座开元寺呢？或者说开元寺在当时有什么特殊功能呢?我们可以从开元寺当年的一些活动中去找寻答案。在《旧唐书》中有这样两条记载：一、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八月，“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燕乐休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二、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闰月辛卯，“礼部奏请千秋节休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座饮。从之”。据史书记载，八月五日就是唐玄宗的生日。由此对上面两条史料可通俗的解释，千秋节就是为唐玄宗祝寿的节日。这个庆祝活动曾长达3天，在此期间，上至都城，下至乡间村闾，都要举行各种活动，官员们要聚会行礼祝寿，而民间则举行赛白帝、报田祖，大致相当于今天举办的民间花会一类的文艺演出，每天还要集餐饮酒。可以想见，这个节日在当时是多么隆重，而活动场面又是多么热闹了。今天看来，这个千秋节虽然有着官员们对玄宗的阿谀奉承，但也透露出玄宗想借此神化自己的一种愿望。总之，应当说这个“千秋节”是盛唐社会风貌的一道独特风景。然而这一切又与开元寺有什么关系呢？《唐会要》卷五十中的有关内容回答了这个问题。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五月二十八日，就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事，唐玄宗“敕旨，京兆、河南府，宜依旧观寺为定，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宜就开元观寺，余依”。下面又有这样一条记载：“开元二十九年九月七日，敕诸道真容，近令每州于开元观安置，其当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诸府有观处，亦各令州府写貌分送安置。”三元，即一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俗称上中下三元；行道散斋，寺庙中的宗教仪式；真容，这里应当是指唐玄宗的画像。综合以上内容可知，每年一度热闹而隆重的千秋节，是由官府出面组织，在各地的开元寺、观中举行，届时寺庙中悬挂唐玄宗的画像，官员们在此行礼朝拜，行香、散斋，而僧道们则在寺中焚香诵经，大作佛事。所谓散斋，即向前来寺中的僧尼道士提供一顿斋饭。这无疑会使参加活动的人数大增。上面有着帝王支持的显赫背景，下边是官府的重要活动场所，可以想见当时的开元寺、观，按其规模应当是州城中最大的一座庙宇了。
在这一片热闹的景象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开元寺观中的一切活动，虽然有官员们的奏请之因，但实际上都是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是唐玄宗在亲自推动着这些事情的发展。可见，当时开元寺、观已成了唐玄宗神化自己，巩固皇权，稳定社会的一件工具，这是唐玄宗设置开元寺的一个合理答案，同时也为后人了解大唐兴衰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窗口。
顺州开元寺，除了记载着上面这一段重要的盛唐历史外，在以后的年代中，又发生了一件守城官员以身殉国的壮烈故事。据《金史·列传》记载，金朝贞祐初，劝农使王晦受命守顺州，该城为元兵攻破，“晦被执，不肯降，遂就死”。事后，金朝在顺州开元寺中为其立碑祭祀。成仁取义，为国捐躯，这种精神历来为人们所尊崇。这段历史不但为开元寺增加了一段更有价值的文化内涵，并因此受到后世文人学者对开元寺的关注。
第一位为访王晦之事而来到开元寺的，是元初著名文人王恽。王恽，河南汲县人，史称其好学属文。元初，以文学被世祖忽必烈召至大都，授翰林修撰，兼国史编修官。至元七年(1270年)十月二十日，王恽与友人梁御史来顺州，“话金节侯刚忠王公子明死节事，马上为赋以吊，州旧治唐归顺州，见大历五年(770年)试太子洗马郑宣力所撰开元寺碑”(［元］王恽《秋涧集》)。由王恽所抄录的这段开元寺碑文可知，王恽来到了开元寺，而王晦之碑就在开元寺中，另一方面，这段开元寺碑文又为确定这座庙宇建于唐代，提供了一条难得的证据，而目前这座唐代的开元寺，已成为顺义城始置于唐的惟一一座现存实物的见证了。可见，王恽的这段文字，对开元寺以及顺义的历史沿革，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
第二位在开元寺留下足迹的文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他在《昌平山水记》记述了顺州开元寺，尤其提到“开元寺碑今亡”，而金朝所立王晦碑“今亦无人知之者矣”。这些记载说明，他也是为寻访王晦的事迹而来，而且还就前面提到的这两块碑向当地村民进行了调查。所以才会发出“今亦无人知之者矣”的感慨。其后，继续把顺州开元寺载于史志的学者是清初康熙年间编撰《日下旧闻》的朱彝尊以及后来编修《日下旧闻考》的乾隆朝诸臣。他们对开元寺的历史沿革都做了有价值的记载，朱彝尊考证了王恽这段文字的出处在《秋涧集》。而乾隆朝诸臣则指出开元寺位于顺州东门内，俗称东大寺，为后人确认开元寺提供了重要依据。
综观顺州开元寺的历史，既有依唐玄宗诏令而建的历史背景，又有明清间众多文人学者的足迹。几经历史沧桑，其年代之悠久，文化内涵之丰富，京郊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历史留给北京地区的一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了。今天顺义城中其它数十座庙宇均已毁坏，而惟独它默然仅存，更称得上是顺义的镇城之宝，目前欣闻北京市文物部门准备将其修复，予以原址保护，特写此文以志纪念。
(作者为顺义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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