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维诺　王珑
　　隋唐时代，佛教雕塑艺术有很大发展，从事佛教雕塑的艺术家与工匠形成了庞大的队伍。其中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优秀人材，创造了一些划时代的作品，为后代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隋文帝杨坚建立政权以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就下诏复兴佛法，修营北周的废寺，出钱户建立经像。四年（584）又诏将周武灭法遣除而仍然遣存的佛像，都加以妥善地安置、修复，供养起来。以后，在开皇十三年（593）、二十年（600）先后下诏各地检修佛像和禁毁佛道像。从开皇初到仁寿末年（581－604），约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杨坚“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像等，大小一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辩正论》卷三）。此后，炀帝杨广仍续有修建。修治旧像也达到十万一千尊，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尊（《法苑珠林［一二○］兴福部》）在皇室的倡导下，贵族、僧尼也大量制作佛像。如开皇三年（583）独孤皇后为父独孤信修造的赵景公寺，就有“小银像六百余躯、金佛一躯，长数尺。大银像高六尺余。”其寺“华严院中鍮石卢舍立像高六尺，古样精巧。”（《寺塔记》）长安城东安邑坊玄法寺，是隋代礼部尚书张颖舍宅所建，铸有金铜像十万尊。而智者大师智顗一生造大寺三十六所，造金铜、檀木、塑画诸像十万尊[附注1]。从这些数字可以知道当时崇信佛教，大量修造经像的情况。
　　这财，在上层统治阶级的影响下，各地佛教造像活动也重新活跃起来。在北朝诸造像石窟，例如:敦煌莫高窟、麦积山、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处石窟，多继续有所兴建。而山东济南玉函山（济南城东三十余里，修建年代大约为开皇四年到二十年。造像约九十尊）、山东青州驼山（青州城东南二十里，有大小六个佛龛）、青州云门山（青州城南十里，主要只有二龛）等处石窟也有典型的隋代造像。隋代单独的佛教造像也很多，常常具有更高的水平。
　　唐代继续南北朝以来的风气，进行大规模的石窟造像和寺庙的修建。出现了内容更丰富的佛教形象，其中有一些具有重大的纪念碑的意义。
　　从隋唐时期佛教雕塑的制作规模，也可以看到雕塑艺人队伍的浩大。但是，大量制作佛教造像，却很少遗留下来这些制作者的名字和事迹。我们只能就零星的史籍记载与散见的题记，简略的得知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动情况。
　　继承前代的传统，这一时期佛教僧徒中善于雕刻的还是代有其人。如诜律师根据天竺僧昙摩掘义所画十二神像，在成都大石寺刻过木雕。婆罗门僧真达开皇九年（589）在荆州也摹刻过大明寺的栴檀像。雕塑制作也不限于固定轨范的佛教形象，塑造现实人物的作品也广泛流行。特别是僧徒捏塑高僧的纪念性作品极为盛行，并且写实、传神的能力有相当水平。例如有关千岁宝掌和尚的记载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问其徒慧云曰:‘此肖谁?’云曰:‘与和尚无异。’”（《五灯会元》卷二）这是一个自塑像的故事。它记述了制作时间，也谈到了技艺水平。同样是僧侣而善塑的还有释方辩。他被认为只善于表现一般人的性格，不善于表现佛教高僧的气质，而遭到慧能大师的责难，被拒绝参加塑造工作。但是，他所捏塑的高达七尺的慧能像，被称为“曲尽其妙”，显然有极为熟练的技能。
　　善佛画而又长于佛像雕塑，也是南北朝以来一些杰出艺术家的特色。张僧繇、曹仲达在佛教艺术方面（不论是绘画或雕塑）形成具有影响的张家样、曹家样，也说明着这一事实。在隋、初唐时期，继承张家样，而被认为几可与张僧繇相比的画家李雅，就也同时擅长雕塑。据登封少林寺的《敕还少林寺神王师子记》石刻所载:“普光堂内一佛二菩萨、迦叶、阿难，及门外二金刚、二神王、二师子。域内少有。传闻博士姓李名雅，永平年造此尊像，奇妙少双。菩萨容仪，卒不可有。阿难、迦叶，貌相肃然，合掌虔恭，实难希有。门外二金刚，鸟鹊不□，□承称说，异相屡现。其师子者，乍著仪容，或嗔或喜，画工巧匠不可图容。二师子郎，常相□□，□一铺功德，不可思议:”文中所称“永平年”实为传闻之误。整个图像的配列，实际是初唐的制度。而且《历代名画记》称李雅是隋代画家，入唐曾为滕王元婴之“库直”。
　　李雅在隋朝就开始了创作活动。曾在上都开业寺、延兴寺画壁画。永寿寺大殿和西廊也有他画的圣僧像。僧彦悰在《后画录》中称赞他“神气抑扬，独越伦伍。圣僧形制，是所尤工。”唐代艺术理论家窦蒙也认为他擅长佛像鬼神，其艺几可与张僧繇、郑法士相比，而为当时的画家杨契丹、陈善见所不及。从《敕还少林寺神王师子记》也可见李雅在制作佛像方面的才能。
　　普光堂的一铺佛像原来都是彩装泥塑，在如意七年（692），受到武则天的敬重，把神王师子迁入宫内，并改为金装夹纻像。久视元年（700）重还普光佛堂。以后在开元二十年（732）又经僧徒重装。

　　图一　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佛

　　活跃在初唐时期的雕塑艺术家，还有相匠韩伯通、宋法智、吴智敏、安生、窦弘果、毛婆罗、孙仁贵，以及张寿、张智藏兄弟，陈永承、刘爽、赵云质等人。他们都是当时的塑造妙手，经常参加皇室所主持的营造活动。其中又以韩伯通、宋法智、吴智敏、窦弘果为最著名。
　　韩伯通的活动年代约在隋末至唐高宗干封年间（617－667）。张彦远称:“隋韩伯通善塑像”。《长安志》卷十称:“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内有浮图东西相值。东浮图之北佛塔名三绝塔。隋文帝所立。内有郑法轮、田僧亮、杨契丹画迹，及巧工韩伯通塑作佛像。故以三绝为名。”如韩伯通在隋代开始制作雕塑，这时还非常年青。因此到唐代干封年间（666－667）还继续着创作活动。《宋高僧传》（卷十四）记干封二年（667）十月道宣坐化时，“高宗下诏令崇饰图写宣之真，相匠韩伯通塑缋之。”
　　吴智敏和李雅一样，也是著名画家。他曾学画于梁宽。对于他的绘画成就，有不同估价。僧彦悰云:“智敏师于宽，神襟更为俊逸。”而张彦远则认为“宽胜智敏”。但是，他最长于“传神”的塑造才能，显然是为当时所推崇的。《长安志》称:“宋法智、吴智敏、安生等塑造三妙手，特名之为相匠，最长于传神。”[附注2]显庆元年（656）二月玄奘和大德九人，在宫中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时，吴智敏接受皇帝的旨命制作了玄奘等十师的肖像。这一记载也说明吴智敏的技艺在当时所受到的重视。
　　和吴智敏齐名的“相匠”宋法智，贞观十七年曾随李义表、王玄策出使天竺，在国外参观和摹写了一些造像。
　　他们在摩揭陀国停留了很久，从贞观十七年（643）十二月到十九年（645）三月间，他们和那里的菩提寺主达磨、大德僧赊那去线陀等有密切的交往。并且在当地僧俗的帮助下，图绘了“摩诃菩提树像”样本。王玄策在《西国行传》上详细记述了摹绘经过:“其像自弥勒造成已来，一切道俗规模图写，圣变难定，未有写得。王使至彼，请诸僧众及此诸使人，至诚殷请，累日行道忏悔，兼申来意，方得图绘，仿佛周尽……其匠宋法智等，巧穷圣容。图写圣容来到京都，道俗竞模。”根据玄奘和王玄策的记载，这一佛像作释迦降魔成道像:“像坐。跏趺右足，跏上左手敛，右手垂。”“像身东西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阔六尺二寸，两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刚座高四尺三寸，阔一丈二尺五寸。”这一佛教造像粉本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流传。

　　图二　龙门奉先寺菩萨头部

　　宋法智回国以后，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具有规模的佛像制作。特别是按照摩揭陀菩提寺佛像制作的活动，似都请宋法智参加。三藏法师玄奘在晚年大规模录经造像。在麟德元年（664）正月二十三日，就曾请宋法智在嘉寿殿以香木树“竖菩提像骨”。另外东都敬爱寺的佛像制作与宋法智也有密切关系。《历代名画记》称:“敬爱寺佛殿内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665），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这一图像样本就是宋法智等所描绘。塑造是由王玄策指挥的，塑造的巧匠宋朝也可能就是法智。
　　窦弘果在武则天时为“尚方丞”，也善画。张彦远说:“迹皆精妙，格不甚高。”但是，他的塑造艺术却有较高的成就，被认为“巧绝过人”。张彦远称赞敬爱寺所谓“此一殿功德并妙，选巧工各聘奇思，庄严华丽，天下共推”的艺术品，一部分就是窦弘果的作品。窦弘果在敬爱寺所塑造的塑像，除正殿西间的弥陀佛像、门西圣神，还有西禅院殿内佛事并山、东禅院般若台内佛事、中门两神、大门内外四金刚、并师子昆仑各二，并迎送金刚神王，及四大狮子，食堂、讲堂两圣僧。从这些名目，可以知道窦弘果的塑造才能是多方面的。所创造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几乎包括了这一时期出现的所有佛教雕塑形象。
　　窦弘果、宋法智等人的这些知名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从如今散见的初唐佛教塑像，仍然可以窥见这一时期他们所达到的成就。而且，从遗物题名中，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些艺人的名字，如麟德、仪凤（664－676）年间的姚謦、赵德，武周时期的张珂、张和、廖元立等。其中还有制作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那样伟大作品的艺术家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
　　李君瓒等领导工匠，自咸亨三年（672）四月一日至上元二年（675）十二月三十日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纵广各十二丈、上下高百四十尺的佛龛。而“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大卢舍那像龛记》）规模之大，制作之精，实具有划时代的水平（见插图）。调露二年（680）李君瓒还在龙门石窟修造了另外的造像。
　　在初唐雕塑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盛唐时期出现了更有深远影响的一些雕塑家。以画闻名的吴道子也善塑，并且在雕塑方面也和绘画一样有他独特的风格，即所谓吴家样（或称吴装）。据称汴州相国寺排云阁的文殊、维摩就是他装塑的。吴道子弟子中也有以擅长雕塑出名的。如塑长安菩提寺圣神的王耐儿，造千福寺塔的张爱儿，他们的作品也著称一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上说:“时有张爱儿，学吴画不成，便为捏塑。玄宗御笔改名仙乔。杂画虫豸，亦妙。”岑勋在《千福寺多宝塔碑》文中，描述张爱儿和李伏模修建的多宝佛塔称:“……其为状也，则岳耸莲披，云垂盖偃。下欻崛以涌地，上亭盈而媚空，中晻晻其静深，旁赫赫以弘敞。礝磩承陛，琅玕綷槛，玉瑱居楹，银黄拂户。重檐叠于画拱，反宇环其壁珰。坤灵赑屃以负砌，天只俨雅而翊户。或复肩拿挚鸟，肘擐修蛇，冠盘巨龙，帽抱猛兽，勃如战色，有奭其容，穷绘事之笔精，选朝英之偈赞。若乃开扃鐍窥奥秘，二尊分座，疑对鹫山，千帙发题，若观龙藏，金碧晃晃，环佩葳蕤……”
　　唐代雕塑家中，最为知名的是杨惠之。
　　杨惠之是开元、天宝年间人。原来曾和吴道子一样师法张僧繇的绘画，并在长安千福寺画有涅槃变等壁画。但后来吴道子成了众所周知的画家，他便放弃了绘画，专攻雕塑，获得很高成就。因此当时人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五代名画补遗》称:“惠之尝于京兆府长乐乡北太华观塑玉皇尊像，及汴州安业寺净土院大殿内佛像（睿宗延和元年［710］七月二十七日改为大相国寺）、及枝条千佛、东经藏院殿后三门二神、当殿维摩居士像，又于河南府广爱寺，三门上五百罗汉及山亭院楞伽山，皆惠之塑也。”另外《长安志》等也记载杨惠之在临潼福岩寺佛殿等处制作过塑像。被传说为他的作品，各地都有。例如江苏吴县角直保寿寺的罗汉群像，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属于惠之传派的宋代作品。而千手千眼菩萨形象的创造，也被认为是他开始的（《太平清话》）。
　　他所塑造的形象，非常生动，为一般艺人所不及。据《中吴纪闻》卷一称:“慧聚寺有毗沙门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扬惠之所作。惠之初学画，见吴道子艺甚高，遂更为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尝纪其事。谓其旁二侍女尤佳。且戒后人不可妄加涂饰。近为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他塑像据说合于相法。能把握人物的特征。有关他创作的有名传说是:有一次他塑造了当时著名演员留杯亭的像。在市会时，他把这个像在街道上，面墙放置着。观众看到塑像背影，就能辨认出来是留杯亭。
　　和他同时代的雕塑家，还有善石雕的员明、程进。其他如李岫、元伽儿、王温、张宏度、刘九郎也都是捏塑名手。散见于石刻题名的，还有先天、天宝年间的赵守忠、檀如洛等人。
　　中唐以后，除了德宗朝（780一804）的将军金忠义善塑。见于西蜀石刻的还有大历年间（766一779）的雍慈敏兄弟、会昌年间（841－846）的刘师简、中和年间（881－884）的王简，以及光启年间（885－887）从事雕塑藻绘的张方余等人。

　　附注:
　　①按《续高僧传［卷第十七］智顗传》称:“顗东西垂范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众四千余人。写经一十五藏。金、檀、画像十万许躯。”而《景德传灯录》卷第二七称:“建造大道场一十二所。国清最居其后。及荆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万五千人。写经一十五藏。造金铜塑画像八十万尊。”二处所记造像数字相去甚远，一为“十万许躯”，一为“八十万尊”。此处依《续高僧传》所记。
　　②关于安生的传说颇久。《广清凉传》中记安生塑真容菩萨事称:“大孚灵鹫寺之北，有小峰，顶平无林木，岿然高显，类西域之鹫峰焉。其上祥云屡兴，圣容频现，古谓之化文殊台也。唐景云中，有僧法云者，未详姓氏。住大华严寺，每惟大圣示化，方无尊像，俾四方游者，何所瞻仰，乃缮治堂宇，募工仪形。有处士安生者，不知从何而至，一日应召，为云塑像。云将厚酬其直，欲速疾工。生谓云，曰:‘若不回睹真像，终不能无疑。’乃焚香恳启，移时，大圣忽现于庭，生乃欣踊蹙地祝曰:‘愿留食顷，得尽模相好。’因即塑之。厥后，心有所疑，每一回顾，未尚不见文殊在旁也。再期功毕，经七十二现，真仪方备。自是灵应胖蚃，遐迩归依，故以真容目院焉。”《山西通志》及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所记大文殊寺真容院安生塑，皆本于此。按文中所称法云，当为唐释万回。《宋高僧传》卷十八称:“释万回，俗姓张氏。虢州闵乡人也。……中宗孝和皇帝诏见崇重。神龙二年敕别度。回一人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时，常诏入内道场，赐锦绣衣裳，宫人供事。……敕赐号为法云公。外人莫可得见。”另外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六九也没有安生传说:“太子寺在平遥县东敬义坊，初名宝昌，隋开皇间建；后改名修念。中有净梵王太子像，气韵如生，世传安生所塑，唐武宗大毁佛寺，颖上人匿像南河坝次崖，元至大中修寺，移像寺中，改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