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谜窟这样巨大的石窟建筑工程全系古代人工所建，至于这些石窟源于何时？如何形成？何人开凿？数以百万方石料到底去了何处？如何开采和运输？这些问题至今仍是个谜。

黄山市文化局专家江志伟介绍，目前看法相对比较集中的猜想有20多种，且还在增加，其中占主流的说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说法认为，这里曾作屯兵时的驻地和弹药库之用。《新安志》上记载：“东汉时期，孙权为削平黟、歙等地，派威武中郎将贺齐屯兵于溪水之上，后改新安江上游水域为‘屯溪’。”这既解释了“屯溪”地名的由来，也为石窟群提供了一种答案。这种说法可由窟内遗留的矛、斧、大量未使用过的石块，以及某些岩壁上留有烟熏的痕迹等为佐证。

另一种说法认为，石窟是徽商为储盐而建。古代的徽州地理位置封闭，通往外界的捷径只有新安江。因而这里成为物资集散地，徽州盐商便在此开凿石窟建成盐库。这种说法可以很好地解释石窟群中的石窟规模不同、样式各异的原因，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盐商所有。

还有巢居说、皇陵说、花石冈说、晋代说、临安造殿说、九黎氏部落说、青铜器工具说等。各种猜想，均言之凿凿，皆因花山谜窟毫无史料记载而难成定论。

谜窟文化

与传统石窟文化差异

传统的石窟文化主要是石窟佛文化，是指随着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而产生的融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艺术文化。在众多的石窟艺术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花山谜窟洞内没有壁画、没有佛像，也没有文字，更无史料。

徽文化专家郑刚介绍，从古印度佛教从丝绸之路传入起始，以讲读佛经方式传播而逐渐传入的印度凿窟造像技术，以艺术文化形式，由西向东弘扬。石窟艺术文化同佛教文化思想传播一样，融进诸种民族文化影响。这种专为佛界神灵开窟造像的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同中国秦汉以来已达到很高水平的雕刻艺术相融合，最后形成以北魏时期雕像为代表的中国化的佛教雕刻艺术。这种艺术以石窟为载体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丽堂皇、璀璨悠久的石窟艺术文化。

然而，花山谜窟不以佛文化为内容，而是以石窟整体造型和雕凿艺术痕迹为表现形式。郑刚认为，花山谜窟文化的特质表现在：一是表现形式的抽象性。即不是以明确的语言文字和图案符号来传播和表意，而是以雕凿的遗迹和依存再现其文化特征及语意内涵；二是文化周期的隔代性。即从徽州远古的土著人山越文化、新安文化直至徽州文化，从而使多代的文化特征复杂、语意混合而呈现复合文化特点；三是以石窟群体系统造型展示石窟文化体系特征，在众多文化表象相互衬托中传播。

花山谜窟与徽州文化

清华大学教授单德启认为，花山谜窟和徽州聚落文化和徽派建筑密切相关。花山谜窟大量石材的功能，主要用于工程建设。徽派建筑虽是木构，但房屋建筑上的石材石料也是大量的。渔梁坝、徽州古城、碑坊群、宏村水圳月沼、老街石板路，无一不是石头垒起的徽州建筑文化。

其次是花山谜窟和徽州山水文化。花山谜窟巨大的采掘工程，没有影响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包括绿化植被、水景水体、空间尺度、自然景观，令人惊叹，也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观，值得今人思考、借鉴。
第三是花山谜窟和徽州经世济民文化。人们讨论许多建设工程时，往往注意其形成的硬件条件，而容易忽视支持、决定它的软件条件。保证物流畅通与大量花山谜窟中石材的搬运，既可能是前因，更可能是后果，因为做此浩大工程决不能“摸着石头过河”。

此外，徽文化在数学、医学、书画和雕刻、饮食等方面有独特成就，直接或间接与花山谜窟开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地狭人稠”的徽州地区特征也能为组织大量劳动力提供条件。

在第二届花山谜窟国际论坛上，中外专家就花山谜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花山谜窟以古、奇、神、大、谜而鲜见。”福建社科院研究员林世渊说，花山谜窟多元价值的发掘，可向世人展示祖先遗留的灿烂文化。（信息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