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温绘《 梵像卷 》研究的开先之作
2014/9/8 热度：371
张胜温绘《 梵像卷 》研究的开先之作
——李根源《胜温集》述评
段晓林
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绘《梵像卷》既是世界上有名的艺术珍藏，也是“南诏大理国第一件重要史料宝藏”①，尽管20世纪30年代已有海伦·嘉萍等外国人注意，但国内学者直到1944年1月该画卷在重庆西浮支路中央图书馆展览后，才开始对之进行关注。其中李根源先生承刘钟明先生告知消息，在观看展览后，“既录存诸家跋语，爰题小诗三十五章”②（有小序），并应罗香林先生之请略作注释，以《胜温集》为名，收于初印本《曲石诗录》卷十。
李根源先生自19岁即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开始作诗，所作诗“妙在诗中有事，事中有人，亦俗亦雅，亦文亦史，字字皆真，句句皆切”，时人“谓之诗史”③。他论《梵像卷》的诗一经发表，即引起方国瑜、石钟健等学者的注意。他们或呈书④，或寄信，与李先生频繁往来，共同讨论，掀起了一次《梵像卷》的研究高潮。李根源先生遂重编《胜温集》（又名《大理国画卷题咏》），除收录所作诗三十五章外，还收录了有关往还信札和学者们的考订成果，编成一卷，⑤ 最终收入1943年8月（？）于重庆增印的铅印本《曲石诗录》卷十⑥。
楚图南先生称赞李根源先生“曲石遗篇传海内，乡贤典范足千秋”⑦，所指当包括《胜温集》。但《胜温集》成书至今已逾60年，不仅研究李根源先生的人不太重视，甚至研究《梵像卷》的学者也鲜有注意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重读《胜温集》，一方面了解李根源等先生研究《梵像卷》的成果，加深我们对《梵像卷》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李根源先生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胜温集》的内容
由于见于初印本《曲石诗录》卷十的《胜温集》笔者尚未见到，单独复写本又有部分内容未收，故今据增印铅印本《曲石诗录》卷十所收进行介绍。
《胜温集》正文为李根源先生五言绝句三十五章，即《大理国张胜温梵画长卷》⑧， 后有二附录。附录一为“张胜温梵画长卷中诸家原题跋”，收录妙光跋、宋濂跋、宗泐跋、来复赞、曾英跋、天顺己卯跋、清高宗跋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提要诸内容；附录二为“张胜温梵画卷记略及考证函跋”，内容依次为李为衡《大理国张胜温梵画长卷次序略记》、刘钟明函、罗香林函、卢铸函⑨、方国瑜函（附考订）、方国瑜函、丁骕函（附考订）⑩、石钟函（附李根源先生录石钟《大理喜洲访碑记》、《邓川访碑记》目录）、马衡函、马衡录《张胜温画全卷略记》、罗庸《张胜温梵画瞽论》、方国瑜《跋大理国张胜温画卷》和李根源《胜温集印竣尚有余意复书六绝句于卷尾》。
自李霖灿先生《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发表后{11}，“张胜温梵画长卷中诸家原题跋”已为世人所熟悉，故《胜温集》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正文和附录二。前者反映了李根源先生对《梵像卷》的看法，而后者则保存了有关李根源等先生研究《梵像卷》的缘由、过程的大部分原始资料，保存了方国瑜、罗庸等先生最初研究《梵像卷》的成果，极为珍贵。
二、李根源先生对《梵像卷》的认识
李根源先生数十年孜孜于滇中史乘的搜集，“熟于滇中掌故”{12}。但“蒙段八百载，文献不足征”{13}，“张胜温画卷前无人知”{14}，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逾五百六十年始得李先生为表扬”{15}，因此李根源先生的三十五章诗并略注，无疑具有开先的价值。特别是在以下几方面值得称许。
1. 高度评价
在李根源先生看来，《梵像卷》“笔笔工细生动，金碧灿烂，光彩夺目，天南瑰宝也”{16}，不论是艺术性还是文物价值都非常高，所以他称赞说：
似此真神品，我生见不多。
文物比上国，相差复几何？
就云南地方史志来说，李根源先生认为《梵像卷》的价值足可与两爨碑相当，所以他赋诗说：
滇中旧世家，先爨而后段。
爨段本同音，东西各分半。
爨留两丰碑，段遗一卷画。
此为滇瑰宝，真足夸绝代{17}。
对《梵像卷》的价值和珍贵性给予了高度评价。
2. 考证精到
李根源先生赋诗后，一般都对诗文略作注释。其中不乏非常精到的考证。如对“利贞当乾道，史实存简编。盛德庚子岁，受禅方九年”一诗，李根源先生加注说：利贞元年，即乾道八年，历三岁淳熙二年，改盛德元年，故淳熙七年庚子，即盛德五年也。宋濂以为理宗嘉熙四年，误。利贞，范成大{18}《桂海虞衡志》作利正，避宋仁宗讳也。纪利正二年事颇详，且载李观音得等短章，有“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之句。
考证简洁精到。
另外，对“南宗有别传，亦复开五叶。谁求七祖禅，且理洱海檝”一诗，李根源先生加注说：
唐贞元十二年，楷定禅门宗旨，敕立荷泽为七祖，今图中慧能大师下继以神会大师，犹用贞元敕令也。神会大师下，为和尚张惟忠，按《李志》卷十三仙释目大理府下，载唐张惟中得达摩西来之旨，承荷泽之派，为云南五祖之宗，可见荷泽之教，盛于滇中，足补五灯所未备矣。贤者买纯嵯，即《中溪志》之李贤者，名买顺，道高德重，人呼李贤者。西域僧谓其为商那和修之应身。赞陀崛多亦见《中溪志》，南诏神僧也。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国来，为蒙氏崇信。保和，晟丰佑纪年。画卷之摩诃罗嵯，居赞陀前，应在寻阁劝、劝龙晟时，当唐德宗宪宗年也。纯陀、法光无考。七祖禅，见杜甫《秋日咏怀百咏》，钱谦益笺注。
《梵像卷》内包括神会在内的僧人身份，无疑因为李根源先生的这一段考证而广为人知。而且神会一系禅宗及《梵像卷》上的神会图像，也因此逐渐受到后来研究者的关注。{19}
3. 见识允中
事实上，尽管后来包括李霖灿先生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根据所见对《梵像卷》作过卓有成就的研究，但是，相当多的见识都是李根源先生早年就已提出的，由于其执论允中，故迄今仍有较大影响。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诗文如：
画是中国画，字是中国字。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李根源先生又说：
细书十二愿，犹有欧虞法。
妙绘更精严，深心住尘劫。{20}
并加注说：
蝇头小楷十二愿文，欧阳询、虞世南法也。
对《梵像卷》“字是中国字”的特点作了具体说明。
大量事实证明，《梵像卷》的研究离不开对汉地佛教艺术的深入了解和研究。“画是中国画，字是中国字”这10个字，以极为平常的文字，指明了《梵像卷》研究的关键，指明了研究《梵像卷》的正确方向。
与“画是中国画，字是中国字”相对应的，是李根源先生的“罗汉十有六，十八乃后起。中土供奉之，西土则不尔”一诗，进一步对《梵像卷》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中原汉地佛教的关系作了论证。据冯承均译法国人沙畹及列维合著《法住句及所记阿罗汉考》一文考证，“十六阿罗汉在印度并无供养之事，一经中亚传布中国，遂风行全国”{21}。而且中国开始出现十六罗汉，是在唐玄奘译出《法住句》后，并且直到五代以后，才开始出现十八罗汉。若非有独到的见识，显然写不出“罗汉十有六，十八乃后起。中土供奉之，西土则不尔”这样精当允中的诗文。
4. 托画书怀
李根源先生1944年1月看到《梵像卷》，时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的头一年，云南滇西一带的抗战由相持转入了收复故土时期。睹物思情，李根源先生用两首小诗表达了他对抗日志士的称颂和对和平的向往。其一为：
段家有孙子，潞水诸土官。
我思镜湖叟，扶仗来一观。
小注则解释说：
今云龙县六库土司段浩、老窝土司段承功、保山县卯照土司段赓华、等埂土司段承钺，皆大理国段氏后裔。滇西段族最繁，人口之多，与李、杨、王、赵相等。浩，字镜湖，余亲家也，今年七十五。倭寇{22} 陷腾龙，出任泸水游击军司令，领导七家土司地方人民，配合国军扼守潞江作{23}战，颇著劳勚。片马小江等地，直至恩梅开江，为等梗土司{24}管辖地。
其二为：
滇西吾故里，兵戈苦未休。
披图怀往事，梦绕五华楼。
前一句小注有两段，第一段说：
余家原籍山东益都，迁居腾冲已五百年，历十九世。{25}
第二段说：
今腾冲、龙陵两县，潞西、梁河、莲山、盈江、陇川、瑞丽六设治局，尚陷于倭寇。
后一句小注说：
楼在今{26} 大理城中心，蒙段时建。元兵破城，大理国宰相高太祥死义楼下。民国元年，余与张文光重修之{27}。去岁居大理，凡八阅月，尝与地方耆旧朱丹崖、奚葵谷、周子文、杨芷{28}蓉、丁石僧、丁煜堂、赵位堂、范晋丞、杨兆麟、杨静光、杨质夫{29}，暨诸介夫、刘梦泽、尹泽新、董干丞、田石圃、祝丕卿、陈时策、和万松、杨白仑、赵继曾、杨星焘、严宝臣、周受之、何慕鹏、王澍铭及五儿{30} 希泌登楼茶集，闲话白王始末，蒙段遗事。联系李根源先生的“升泰有至德，奉位还旧主。太祥甘一死，丹心照万古”一诗，可看出他托画书怀，歌颂义勇志士，向往和平的心情。
5. 扬人之长
《梵像卷》内容丰富，需要各个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促进这门学问的深入开展。李根源先生深谙此理，所以总是不遗余力地扬人之长，对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全面吸收和宣传。如他给“天神有大黑，滇中称土主。到处庙貌崇，塑像由来古”一诗作注时说：
滇中省府州县城，以至一乡一堡，多有土主庙，塑像三头六臂，与画卷同。门人丽江方国瑜有《大黑天神考》，极赅博。
对方国瑜先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石钟健先生的成果，李根源先生也在大加吸纳的同时给予了肯定和宣传。他先在附录二中作按语说：
石君近著《喜洲访碑记》、《邓川访碑记》，不仅补正余之诗注，且证明《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白国因由》、《南诏野史》之大都可信。至论《白史》、白文、密教、哀牢源流、段氏世系，证引详审，余辄心许。其收集弘圭碑刻二百余通，已编成二辑……皆于《白史》、密教有关，今并录其目，俾研求胜温画卷者考焉。
后来，他又在《胜温集印竣尚有余意复书六绝句于卷尾》中，在全面接受石钟健先生的成果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大力的宣传：
美髯老梵僧，云是观音相。
《白国记》中人，历历在画上。
（诗注为：画卷梵僧观世音与《白国因由》所记全合。石钟云:《白古通》、《白国因由》、《南诏野史》大都可信，根源亦云然。）
蒙段盛佛教，今藏略与同。
法传阿吒力，五密是正宗。
如果我们对石钟健先生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两首诗，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完全出自石钟健先生。李根源先生在《胜温集》编竣后觉得尚有余意的这两首小诗，较好地表现了他作为一代宗师海纳百川的胸襟，堪称后世楷模。
三、《胜温集》的学术价值
李根源先生在《胜温集印竣尚有余意复书六绝句于卷尾》中说：
胜温留图卷，苍雅{31} 缀小言。
珊瑚收一网，付与后贤论。
60余年后看《胜温集》，笔者认为至少在学术研究领域有以下价值：
1. 开《梵像卷》研究之先河
由于《胜温集》流传不广，也由于后人对《胜温集》未能给予必要的注意，因此即使是李霖灿先生也认为在《梵像卷》研究领域，罗庸和方国瑜先生是近代中国学人中开端的学者。{32}但实际上，由于方国瑜先生和罗庸先生对《梵像卷》的研究都是在李根源先生《胜温集》收录于初印本《曲石诗录》卷十后才开始，所以真正开《梵像卷》研究先河的是李根源先生的《胜温集》。虽然他只是以诗的形式来讨论《梵像卷》，但所取得的成果并不逊于纯粹的研究论文。
2. 集当时国人《梵像卷》研究之大成
《胜温集》中，除李根源先生《大理国张胜温梵画长卷》外，还有罗香林函、卢铸函{33}、方国瑜函（附考订）、丁骕函（附考订）、石钟函、马衡函、罗庸《张胜温梵画瞽论》、方国瑜《跋大理国张胜温画卷》和李根源《胜温集印竣尚有余意复书六绝句于卷尾》。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包括李根源、方国瑜等先生对《梵像卷》的认识过程及最新研究成果，可谓集当时国人《梵像卷》研究之大成。尽管后人对此一直没有清楚的认识，但重读《胜温集》，回顾《梵像卷》研究史，我们确实不能否定这一点。
3. 奠定了以画证史的基础
由于“蒙段八百载，文献不足征”，“张郭记可珍，京志亦堪宝。字字足征信，奈如麟凤少”，“此张胜温画卷为大理国掌故，关系尤为重要”，{34} 且“前无人知”{35}，所以《梵像卷》一经介绍，尤其是李根源先生《胜温集》发表后，即揭开了国人利用《梵像卷》研究南诏大理国史和宗教的序幕。所以石钟健称赞说：“《胜温集》三十五章及《长卷略记》，颇足补南诏史者”{36}，罗庸先生也说李根源先生“为绝句三十五章，其于利贞时代之史实，论述考订，亦既详且备矣”{37}。
在李根源先生之后，方国瑜和罗庸先生也根据《梵像卷》题记，以画证史，对南诏大理皇帝名号、南诏大理文物制度、历史事件、相关史料的真伪特别是南诏大理的宗教情况分别进行了考察。因此，南诏大理国史和南诏大理的宗教研究，由于有了他们的这些考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
4. 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可以说，如果没有《胜温集》存世，我们今天可能不知道当时国人注意和研究《梵像卷》的缘由和全过程；如果没有《胜温集》存世，我们不知道《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三）和《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会保存如此丰富的有关《梵像卷》题跋及研究成果的资料。{38} 而《胜温集》存世，使我们知道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三）和《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中所录的李为衡《大理国张胜温梵画长卷次序略记》、妙光跋、宋濂跋、宗泐跋、来复赞、天顺己卯跋、清高宗跋、罗庸《张胜温梵画瞽论》及方国瑜先生的《跋大理国张胜温画卷》，实际上都出自《胜温集》，并略有增删，而且由于辗转抄录，如不校以《胜温集》，难免以讹传讹；《胜温集》存世，使我们知道了李根源等先生当时对《梵像卷》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成就。所以，《胜温集》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是研究《梵像卷》的必读参考资料之一。
（段晓林，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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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年12月版，第28页。
② 李根源：《大理国张胜温梵画长卷》，载《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吴稚晖先生八十大庆纪念专号）第817页，说文社出版部，1944年5月版。
③ 陈祖基：《曲石诗录序》，见《曲石诗录续编》（《曲石诗录》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卷）（油印本）卷首。
④ 现藏云南省图书馆的石钟《大理喜洲访碑记》和《滇西考古报告》，当即石钟健先生以云南省立龙渊中学的名义寄呈李根源先生，后为李根源先生或其家人转赠云南省图书馆的。
⑤ 云南省图书馆藏李根源先生亲笔题签但未加标点的复写本。
⑥ 由于李根源先生1944年1月才看到《梵像卷》，《胜温集》所收往还信札及研究成果也都是1944年才写的，不可能出现在1943年排印的书中，所以真实的时间，肯定不是1943年8月而只会是1944年下旬以后。具体是什么时候，待考。⑦ 楚图南：《李印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转引自毕坚编著《李根源》第100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
⑧ 这部分文字后来略作修订后，发表于《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第817~820，故李根源先生的三十五章四言绝句，现在至少有两种版本。
⑨ 复写本无。
⑩ 复写本无。
{11} 参见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75~77页；第123~127页。
{12} 罗香林1944年1月13日函。
{13} 李根源：《大理国张胜温梵画长卷》，载《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第820页。
{14} 方国瑜1944年2月12日函。
{15} 方国瑜：《跋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981页已删）。
{16}《胜温集》排印本。下文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同。
{17}“代”，《说文月刊》本作“伐”，误。
{18}“成大”，复写本《胜温集》作“氏”。
{19}［美］约翰·马可瑞：《论神会大师像：梵像与政治在南诏大理国》，见《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20} 此诗《说文月刊》本改作“十二自愿文，蝇头楷书细。文各绘以像，无量定慧智”，与注释内容不协，兹不从。
{21} 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00册《佛教文史杂考》第108页，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
{22}“寇”，《说文月刊》本无。
{23}“扼守潞江作”，《说文月刊》本作“抗”。
{24}“土”，《说文月刊》本无。
{25} 此段小注《说文月刊》本无。
{26}“今”，《说文月刊》本无。
{27}“与张文光重修之”，《说文月刊》本作“重修”。
{28}“芷”，《说文月刊》本作“子”。
{29}“丁煜堂、赵位堂、范晋丞、杨兆麟、杨静光、杨质夫”，《说文月刊》本作“杨静光”。
{30}“祝丕卿、陈时策、和万松、杨白仑、赵继曾、杨星焘、严宝臣、周受之、何慕鹏、王澍铭及五儿”，《说文月刊》本作“和万光，小儿”。
{31} 参见侯冲《石钟健在白族研究方面的贡献》，《云南文史丛刊》1997年第3期。
{31} 原注为“根源在大理所居名苍雅堂”。
{32} 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48页。
{33} 复写本无。
{34} 马衡1944年3月23日函。
{35} 方国瑜1944年2月12日函。
{36} 石钟健函。
{37} 罗庸：《张胜温梵画瞽论》卷首小引。
{38}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三）第958~98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446~457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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