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郊外历代石窟及摩崖造像

2014/9/8    热度：366   

济南郊外历代石窟及摩崖造像
　　荆三林
　　一、总说
　　在济南南郊历山、千佛山、龙洞山、佛慧山、玉函山、昆嵛山、灵鹫山各地，散布着很多艺术精美并有很大历史价值的龛窟及摩崖造像。代表着自北魏（第五世纪）以来佛教造像艺术文化在山东发展的主流。根据造像记的记载，最早为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最晚为明天启二年（1622），先后一千余年，中经东魏、隋、唐、宋、金、元各朝，各朝都有雕造，又都明显的表示着各个时代造像的技术特征。再以这些石窟及摩崖造像的分布来说，各个地区都很明显的构成一个历史阶段，如北魏的造像集中在距济南较近的历山，东魏初自此散布及于东南约十公里左右的龙洞山，隋代的造像主要是围绕在历山的四周，如千佛山、玉函山、佛慧山、龙洞、东佛峪各地，到唐代雕造龛窟及摩崖造像的区域扩大，远及于柳埠的昆嵛山及灵鹫山，以及其他各地，宋元之后只是就这些地区之内雕造了一些石龛佛像，没有再新开地区，这一种分布的特征，是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分不开的，也是和济南城市经济发展分不开的。按中国佛教的发展来说，最早信仰的是帝王贵族及大官僚。在北魏及东魏时代的信仰者正是他们；他们都居住在京城及郡城以内，所以他们去雕窟造像的地点初皆集中于郡城附近。北魏历城新兴起确定为济州郡治，北魏的地方长官住居在这里。因此他们的造像地点才选定了济南附近的历山黄石崖。东魏之后，佛教的信仰渐深入于民间，加之隋唐之后济南的城市日益发达，所以雕窟造像者不再完全是这些帝王贵族及地方长官，而及于一般的平民，因此雕造的范围也就不只限于城市附近地区，随之地理范围也扩大了。
　　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在济南的石窟及摩崖造像上才显示着下面的五个特征。其一，在时间上说是始于元魏，盛于隋唐；北宋以后渐渐衰灭。其二，在造像者的身份上来说，元魏在济南附近的造像是地方首长联合僧尼来营造的；隋唐以下造像是一般的信徒及僧尼来营造的。其三，最初营造的地点是在济南城市附近；渐渐由近及远。其四，在营造的规模来说，历山的黄石崖开凿，有容佛像二十多尊的石窟，有大区的摩崖造像，其规模可为宏大。隋代在千佛山、玉函山、龙洞、东佛峪、佛慧山的开龛造像，是分散的，就每区来看，规模都比较为小。其五，在佛像的营造技术上来说，北魏造像比较精，与洛阳龙门的相似；隋唐以下渐显示了地方性；宋元以来的都皆较粗枝大叶。
　　二、北魏及东魏的石窟及其造像
　　北魏及东魏时代的石窟及摩崖造像，主要是在历山的黄石崖，现存的造像记有法义等开石窟记、法义兄弟一百余人造像记、王僧欢造像记、姚敬遵造像记、清信女赵胜习许二人造像记。另有一造像记被打破，只余一小块，残字有“冯首、王难生、崔令姿、胜、张女、赵勾男、张胜姜、王伏姬”等等。证之“续修历城县志”所录该造像记，当为帝主元氏法义三十五人造像记的残存。“历城县志金石考”中还记有高伏香造像记，及乞伏锐造像记皆遗失。
　　在这些造像记中所记的年号有正光四年、孝昌二年、孝昌三年、建义元年、元象二年、兴和二年。按正光、孝昌都是北魏孝明帝的年号。正光四年是公元523年，建义是东海王的年号。元象、兴和都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兴和二年是公元540年，前后共十七年，距今已是一千四百多年。这就是说，黄石崖石窟造像的年代是起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这正是北魏晚期，是石窟造像的风气发达到高度的时代。在这些造像记中还告诉了我们这些造像者的身份，是地方长官，如齐州长史乞伏锐及魏郡丞姚敬遵，有僧尼如法义，静志等；因是，所营造的石窟及佛龛规模都相当广大，技艺亦相当精美。
　　黄石崖造像的现况。现存有石窟一，崖壁上大小石坎二十五个，共有佛及菩萨像七十五尊。所占面积，由东北向西南，十丈多长，高约四丈多。
　　东北端是一号大石窟，窟口向西北，内造像二十四尊。计东壁七尊，立像一、坐像一，其余为胁侍菩萨，在立佛像与坐佛像之上，刻有美丽的船形的佛光，上左角有小佛像一个，旁刻明代天启年间的题名。西壁造像大小十七尊，佛像五尊，余为胁侍菩萨。在大的佛像上有光环及飞仙，雕刻艺术颇精美。在这石窟中的飞仙，全部是穿着印度湿折的衣裳，开展的裙裾及肩上所披的飘带，迎风飞舞，轻灵飘逸，和龙门造像飞仙同。在石窟的门上沿，有古代壁画遗存，还有古代油漆的色彩。
　　出一号石窟向西南是二号造像区，有很多的小坎，第一个小佛坎中，为一佛二菩萨，其右上角有小佛龛一，只一佛像，再西为一排浮雕石像，计佛像三、侍者四，另外还有残像二。其右上角，小佛龛中有一佛二菩萨。
　　再向西，是第三号，这一区中有姚敬遵的造像记，造佛像及菩萨像共七尊。在它的上面，有一大片的浮雕佛像，计上排四尊、下排五尊，其间为正光四年法义的造石窟记。
　　再西，是第四号，这一区的造像颇多，有孝昌三年法义兄弟姊妹一百余人的造像记，建义元年王僧欢的造像记、及兴和二年赵胜习仵二人的造像记。大小石坎十个，共分三层，最下层第一个石坎造像四尊，还有两个残像；第二个石坎中是佛像两个，侍者四人，共六尊；中层石坎一，有一佛二菩萨。上层石坎七个，由东而西。第一个有一坐佛像及二菩萨，在佛像之上刻有飞仙四个，与第一号石窟中飞仙不同。体态修长，风致娴雅，除手足所系着的飘带之外，几全身裸体，手中持有乐器，作盘翔飞舞的姿式。其风格与洛阳龙门莲花洞中的飞仙相似。其西，小坎五个，各有一佛二菩萨。再西，有一较大的石坎，主佛像一，侍者二，其上刻着五个美丽的飞仙，佛像则仰望着上面的飞仙，面带笑容，情态幽闲逸致。
　　再向西一区编为第五号。范围颇大，但多残破。完整的只有在最下层一个石坎，有一佛二侍者，其旁小坎三个，各有一像，于最高处有一小的石坎，已残破。其西方有残存的帝主元氏法义三十五人造像记的残石一片，刻像全部落下，于残石的旁边仍有美丽的裸体飞仙两个，此外全部破坏。再西下层有石坎一，已无佛像。
　　在石窟的东边孤立着一个石坎，有一佛二侍者，我们称之为号外。在佛像之上还可以看出原来油漆的色彩，有光圈之类。但造像已遭严重破坏，很多都没有头部，在破坏的痕迹上，有的很旧，几乎和原来的石头一样，足证其破坏时间已久。按东魏之后，济南曾属北周，正当北周武帝的“大毁佛寺”，可能于此时即开始遭到了破坏。还有些痕迹相当新，这显然是近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分子及其所勾结的古玩商所破坏。
　　在这些佛像的造形上显示着的主要特征。较量姿势很适宜，面轮少长，眼成纤月状，眉耸，鼻大而短，含着微笑的状貌，口唇向上反，耳扁平，毛发呈波文，衣文遒劲，衣端褶襞重合，颇为优丽。后背靠大船形佛光，座下刻莲花文样，气象雄丽，完全具有北魏晚期龙门造像艺术的特征。
　　在造像山崖上，还有很多石洞眼，这是古建筑的遗痕，足证当时造像之外，还有木构的建筑物。
　　北魏的石窟造像是从它的首都为中心而传布的，石窟的最初营造都在京城附近。如早期京城在大同，首先开凿的是云冈；中期京城移洛阳，则开造的是龙门。造像风气传到济南，在时间上较晚，传来的人物又是齐州长史、车骑将军、魏郡丞等这些贵族大官僚，他们来自京都洛阳，因此，他们的工匠制作才和洛阳龙门的造像接近。所以说，黄石崖造像是代表着石窟造像艺术于北魏末叶自洛阳向东发展的一支。它是在山东初期造像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遗迹。
　　东魏天平四年（537）之后，才开始由这些大官僚们如乞伏锐等到龙洞去造像。这里的遗存没有调查。但就文献上的记载，如清乾隆年间“历城县志”卷第二十三载东魏龙洞造像记云:“大魏天平四年岁次（缺）朔廿□日，庚申使持节（缺）侍骠骑大将军关（缺），尚书（缺）泾凉华□南（缺）九州刺史汝阳王□叔（缺）敬造弥勒像一躯（缺）。七厝皇祚永隆，四（缺）合生之类普登正觉，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缺）州长史乞伏锐，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缺）”。这一个造像记石刻，在乾隆年间的情况，据县志的记载是:“右造像石刻高八寸，宽一尺四寸五分，文十行，行十字，径五分正书，后有张永康、王舜居方丈字为后人所刻，在城东南三十六里龙洞后门口北向。”足证该造像记在清乾隆年间仍保存完好。清末“山东通志”只载有“东魏王□叔造像记，天平四年，历城”（卷百五十二艺文志第二十）等字。于光绪年间的“山左访碑录”中也记有这个造像铭的题目，下面却附注了一行小字是“今此石止存弥勒像已下六行，其前五行缺”。可见该记石刻于清末叶已破坏了一半，但弥勒佛像仍存。日本“世界美术全集”第五卷二十二页关野贞“六朝时代之艺术”一文，是黄石崖与龙洞并称。造像记的年代是天平四年，造像者之中有乞伏锐，乞伏锐于元象二年三月在黄石崖也造有一区佛像。天平、元象都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天平共四年，在元象之先，元象二年是纪元五三九年，比天平四年晚上二年。即乞伏锐是先在龙洞造了一区佛像之后，才到很多人造像的黄石崖又造了一区。可能用的是一个工匠。因是，在造像的艺术上是一个系统。据“山左访碑录”记载，在东佛峪尚有“魏车骑将军乞伏锐题名，正书，无年月”。
　　三、隋代的石窟及其造像
　　隋代统一华北后，济南经济好转，佛教信仰更普及于民间；因此，凿龛造像风气大为发达。首先开辟了千佛山。关于千佛山的造像，据“山左访碑录”所记造像记名目，有开皇元年（581）的千佛山□□题名，开皇七年（587）的邓景□造像，开皇八年（588）时昔造像，邑□元等造像碑。并有开皇十年（590）八月李景崇造像记，开皇十年三月“吴□造像记”，开皇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女永照等造像二种，开皇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宋叔敬造像，同年许道等造像三种，开皇十三年（593）四月宋僧海妻张公主造像，同年九月戊戍朔十二日杨文盖领都二人造像。还有开皇十五年正月女花红等造像，同年□□题名，开皇二十年（600）二月十三日吴敬造像。此外尚有无年月的解省躬妻邓礼佛题字及造像残字等名目共十五种。
　　由此所给示我们的:第一，在千佛山的造像是起于隋开皇元年到开皇二十年（581—600）。第二，在这二十年间是经很多人陆续所造的佛像集合而来的，并不在一区，并没有一致的造像计划。每一区的规模都不大，但总合起来所造佛像的数目虽不见得就是一千个，但总之很多，所分布的面积也很广。至于造像的现况，属于隋代的遗迹只有一些龛窟的形式及其规模似为隋代风格外，其余里面的佛像全部是在最近修理千佛山兴国寺时新装的。
　　关于玉函山的西佛峪造像地区，在这里现存的造像记共有十六个。其中造像年代，依据抄碑的结果，最早的造像记是隋开皇四年的李惠猛妻杨静太造像记，最晚的为隋开皇二十年的张峻母桓造像记。年代有开皇五年、八年、十三年等。是其造像的时间沿长了十六年之久。
　　它的现况:以造像的分布排列为标准，自上而下，共分六排；然后再以每人的造像为单位而分成区。计第一排第一区，造像三尊，一佛二菩萨；第二区，造像二尊，立佛一；第三区，一佛（坐），二菩萨，有王景造像记；第四区，一佛一菩萨，另坐佛一尊。第二排第一区，一佛二菩萨；第二区上，佛像四尊，下佛像五尊；第三区，坐佛一，坐菩萨像一，立菩萨二；第四区，坐菩萨一，坐佛像八（有罗汉线造像）；第五区，残像一，下一佛，残像一（开皇八、九、五、有造像记），下二佛二菩萨，再下佛二，菩萨二。第三排，佛及菩萨共三十三尊（有开皇四年刘洛造像记）。第四排第一窟，大坐佛一，胁侍菩萨二，中间有残像痕迹；第二窟，有一佛二菩萨；第三窟，佛一菩萨一，另有残痕一；第四窟，有大坐佛一，立的胁侍菩萨二（有张峻母桓造像记）。西佛峪造像区域，南北长十三米七十，高六公尺七。第五窟，大坐佛像高一公尺三。第三排坐小菩萨高二十五公分，立小菩萨高三十八公分。
　　以上共计造像九十二尊。所占面积长十三公尺七，高六公尺七。
　　与黄石崖等地北魏隋唐造像之比较:其一，在时间上说，黄石崖造像是始于北魏正光四年（523）至东魏兴和元年（539），比玉函山造像早四十二年，中经北齐北周两朝。千佛山造像始于隋开皇七年止于二十年，较玉函山造像早四年，同年止。开元寺造像多唐代物，比玉函山晚。如再窥之当时的历史，据文献的记载，东魏、北齐、北周一段，济南（时为齐州）地方大乱，民不聊生，隋开皇元年天下初定，到开皇五年大定。由这些上面可以看得出来，黄石崖、千佛山、玉函山等地造像的历史是一个系统，其阶段是随着当时齐州的社会经济之发展而发展的。即最初只在黄石崖造像，俟后由于荒乱，并又有北周的毁灭佛像，突告停止了四十二年。隋开皇元年开发了千佛山，并向较远的玉函山发展了。与此同时，又开发了开元寺，到唐代造像在郡城附近集中于开元寺，故玉函山的造像也就到开皇二十年为止。因是在玉函山也就缺乏唐代的遗物。这个发展是和北魏至隋唐间齐州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其二，从造像的人来说，黄石崖的造像是地方长官及僧尼来建造的；如齐州长史乞伏锐，魏郡丞姚敬遵，僧法义等。而玉函山造像者，全部是一般的佛教信徒，这一点和千佛山的造像有点接近，这一点反映着佛教信仰更普遍化了，造像的风气也已由帝王贵族大臣而渐转到民间。其三，由于时间的不同，经济条件的不同，所以表现在造像的技术与布置上都有些显著的差异。例如在造像轮廓上，黄石崖的造像多瘦而长，玉函山造像多胖而健壮；在情态上，黄石崖造像多飘逸，玉函山造像大都很庄严；在装饰上黄石崖造像仍有部分的印度装，玉函山造像大多就是汉人服装。在布置方面，黄石崖造像一般是一佛二菩萨为一区，玉函山造像即间或脱离了这个老格式，使佛与菩萨杂坐，且在第三排中是同列，充分表示出是向着汉化的方向发展。在规模上说，由于黄石崖造像者多是贵族大臣，经济条件较好，所以规模较大，即使一般僧尼也以集体的力量，如法义兄弟姊妹一百多人来造成了黄石崖的石窟，且在造像的技艺上也相当的精细。于玉函山造像者多为一般信徒，且是分散的，各人造各人的佛及菩萨像，在经济条件上自然很差。因此范围多很小，但从历史上来说，它确代表着佛教在隋代齐州地方发展的一个阶段，充分表显着它的特征，因而在这方面是有它的一定的价值。
　　玉函山西佛峪隋代的造像，保存还相当的完整，且有些颜色好像还是旧有的，但黄石崖造像大部没有了头部或脸部，而玉函山的造像在这方面很少有毁坏——只有一个脸部缺一块。其原因:第一，按刻石及凿窟造像以北魏最发达，对这些造像首先破坏而且破坏最烈的是北周武帝时（560－578），即佛史所称为“三武之厄”的一武；按北周武帝灭北齐时即进行毁坏齐境的佛寺经像（事在577年），济南原属于北齐；而黄石崖接近城市，当然属于首先破坏之列。玉函山开始造像在隋开皇五年（585）是即在此大厄后八年，且隋文帝是崇信佛教，屡下令禁毁佛像。此后唐代武宗虽禁佛教（事在845－6年），在破坏佛像上没有那样大的剧烈。这就是说，玉函山造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遭遇到大破坏的时代。第二，再一个对刻石造像的破坏时期是近百年来一些帝国主义份子在中国的盗劫古代文物，但所劫多为艺术价值较高且便于劫掠的，黄石崖造像不只为离城市为近，盗劫方便，且艺术又精美，当然又是首当其冲。玉函山远离市区，且亦不甚合于首先盗劫的条件，因此才又可以避去了这“一关”。第三，再就玉函山西佛峪本身来说，自元代以来一直在发展，有人保护，这是一个优越的条件。由于这三个原因，所以玉函山西佛峪隋代造像，才会经过一千三百七十多年，仍完整的见于今日。
　　此外在佛慧山开元寺东北山崖下，有一个石窟，内有造像七尊，其窟西壁上留一残余造像记如左列:
　　□□
　　□□□净□
　　一□流□□古T
　　大隋开皇□□□□T
　　师僧父母□□□□□□□从中可以看出开元寺的造像起始也在隋开皇年间，与千佛山、玉函山为同时。
　　东佛峪的造像亦始于隋开皇年间，在文献中所记只有一个比丘尼静观等造像记。所造的像为“释迦像四躯，弥勒像一躯”。其造像的时间是在隋开皇七年。大业后，据“山左访碑录”载，在龙洞的有比邱僧智造像记，正书一行在佛龛左，又年月等四行在佛龛右。这个造像记的情况，据“历城县志（卷第二十三）金石考”所记，“大业三年十月十八□□智照敬造□荫上□□父母□□”并附注“在龙洞后门口北六十余步石崖下南向”云云。由此可知在龙洞有隋大业年间的造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