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前中国佛教道风建设与僧人社会公众形象问题

　　浙江工商大学 王仲尧

　　当前中国佛教道风建设应该弘扬和谐精神，以人间佛教理念为宗旨，担当起21世纪时代赋予的光荣历史使命。目前个别寺庙过分的商业化经营在社会上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树立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最佳途径，只能是在现实中根据客观情况不断进行选择、调整的结果。从佛教自身来说，亟需自我尊重，珍惜来之不易的环境和条件，采取相应对策。黑格尔说，哲学是“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可能包含著猫头鹰飞得高了，就看得更远，并且在黑暗中还能发现问题之意。1佛教历史传统中，对于道风建设以及僧人社会公众形象问题一向极为重视。要做的无非两点，一是戒律严整，二是人格高尚。

　　戒律严整是佛门高尚其事之风赖以千万年不堕之根基。印度原始佛教通过体认现世生活和宇宙自然实相，建立了系统有效的行为法则，对人的行动和心理活动加以约束，以期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性本净，但因无明之覆，贪嗔痴三毒之染，会产生生理和心理的各种欲求，但是可对治去除。佛教把人具体化、实在化，客观地强调如实人性与动态人性，这是佛门戒制规范存在的前提。佛陀入灭前告诫：“我成佛来，所说经戒，即是汝护，是汝所持。”2《佛遗教经》载佛陀教诲：“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大师。”3“复告诸比丘：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4 教诲阿难等“以法为师”、“以戒为师”。5 但是佛陀还教导不可拘泥教条，导致僵化，必要时对某些“小小戒”、“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可舍弃不用，如是“余方必应行者”即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戒律。戒律随佛教相继传入中国，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与印度不同，中国佛教徒执行过程中，就需要适应国情，制定新规，作为补充。唐代百丈怀海（720-814）创造农禅合一的僧伽经济制度，制定“百丈清规”，既是丛林戒规之始，也代表中国佛教走上制度化发展阶段，丛林大众，行住坐卧，从此皆有规矩，形成系统制度。百丈创建清规，既根据佛陀教导，循规蹈矩，又契理契机，有大创造，成为佛教威仪圭臬。

　　近年来，本人国内外各地参学，在各种宗教及学术活动机会中，常看到有些历史悠久的大宗教英风不再，如影随形的即是后世弟子种种不规作为。而佛教四众弟子，多持戒严正，行为谨肃，具足威仪，给人勃勃生机之感。1921年太虚大师应杭州佛教界之请，出任净慈寺住持，当时深切认识此问题，曰：“我接管此寺的动机，是深想以此为实行著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在初到的数月间，即竭力著手内部的整理，费了不少力，才稍有点头绪。”6 大师“净慈寺之兴革”，处理的主要事务就是戒律整顿，取缔不良习气，“次第推行，百废俱兴。”7 于是道风复振，法誉再隆。8 净慈寺改革虽未成功，却不期然地成为大师佛教生涯一个重大转折，此后主要精力用于兴办武昌佛学院，从历史角度看，正是武昌佛学的兴办使近现代中国佛教事业如柳暗花明，霍然开朗。

　　寺庙道风建设，仅有戒律还不够。根据大乘佛教普渡众生、世出世不二之旨，历代高僧大德无不是人格足为人间楷模者。但是要树立僧人的社会公众形象，并非易事，需要学养、地位、品格、身份以及一定契机。元代明本《幻住庵清规．序》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斯入世之道，尚能易使而相忘，矧佛祖出世之道，混彼此齐自他，交彻融摄，而无间然者也。心存乎道，不待礼而自中，不俟法而自正矣，又何丛林规矩云哉？”如人皆能自觉遵守戒规，那就不必有丛林清规。明本曰：“嗟乎人心之不轨道久矣，半千载前已尝瓦解，百丈起为丛林以救之，迨今不能无弊。”故佛门清规不厌其烦写进极俗日常生活、财务历算等表面上看来似乎皆属世俗小节的内容，明本释曰，宁可被后人误解，认为是“疣赘”，但事关重大，“我何敢辞焉”！拳拳之心，后来者其察之。

　　中国佛教僧团管理包括两大要素：一是依靠国家机构、政府行政职能以及法令法规，二是佛门自有之戒律规范，即“国朝累圣戒饬，僧徒严遵佛制。”9 僧团制度模式亦具备两大要素：一是自觉地将僧团集体置于政府监督管理机制之下，二是客观地将僧人活动纳入制度规则执行过程之中。《清规》曰：“除刑名重罪、例属有司外，若僧人自相干犯，当以清规律之。”10《清规》慎重其事，设置双重制衡体制，德辉曰：“圣人既隐，其世数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幸乃以住持名之，势之利之，天下相习沓焉纷然，几乎成风成俗也。圣人不复出，其孰为之正？”11故须以制度规范，一是以管理执行者之人格保障，二是管理程序设计之制度保障，颇见苦心孤诣之意。《清规》对住持产生的特殊机制，即十方选举制度及实施细则作了详细规定，12 包含四道程序：一是由寺内两序负责人等共同会商讨论，提出候选人；二是候选人资格必须符合：“宗眼明白、德劭年高、行止廉洁，堪服众望”四个条件，并“合诸山舆论”，即教界一致公认无异义；三是人选确定后须“列名佥状，保申所司请之”，即列具名姓，并写上推举人名姓，上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四是“请江湖名胜，大众公同选举”，最后确定新住持。德辉《清规》中再三强调“切宜慎之，切宜慎之！”又引明教大师契嵩言：“教谓住持者，何谓也？住持也者，谓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13 住持是制度执行人，住持得人，是制度得以安全、有效执行之保障。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任住持者经过严格甄选，有坚定宗教信仰，应该不会发生贪污腐败、有损道风事件。但是按照现代管理人性论看，即使管理者人格无问题，也可能出现能力问题，即使人格和能力都无问题，还可能出现决策失误或执行失误问题。《清规》因此设计了第二重制度保障，即严格的制度执行程序，这一点，从《清规》中严密的帐簿、财会及监审制度及执行规章中可深切体会。

　　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中佛教界同样可能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少数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不正，甚至为名利地位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其背景即是文化的空虚。21世纪“人间佛教”的实践表现为弘法手段的现代化和方式的多样化，佛教承传以出家二众为主，但是今后肯定要更重视依靠在家二众，这将成为显著特点之一。历史上，即使在佛教发展高峰期的南北朝、初唐、南宋，虽然社会各界对佛教多肯定赞誉之辞，但是从遗世文献中我们同样看到，对佛教界个别现象和个别人的尖刻的批评意见也存在。从历史角度看，后人对今天中国佛教的状况自会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佛教界毕竟也需要以开放心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适应时代和环境，加强自身建设，重视学术传承，提高文化修养。同时按国家有关法规，严格执行财会税务制度，接受政府财税、民政和宗教事务等部门的监督。由于寺庙账目一般不公开，在财务收支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问题。今后寺庙管理制度建设如何与时俱进，应是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目前国际上对中国佛教的实际情况了解是不够的。除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意见（即使尖刻）之外，一旦出现某些负面报道，尤其是报道失实的情况产生，易使人产生误解。但这也同样可理解成是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历史对中国佛教提出了更高期望和要求。只要在宗教实践中坚持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价值观，成为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慈善团体，继承和宏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宗教道场，就是佛门高僧辈出、佛法世代延续的根本途径。

　　注释：

　　1.参见赵启正等《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

　　2.《长阿含经》卷三、卷四；《游行经》卷二，《大正藏》册1，页16c、页26a。

　　3.【宋】净源《佛遗教经论疏节要》卷一，《大正藏》册40，页846a。

　　4.《五分律》卷二二，《大正藏》卷22，第153a。

　　5.【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下：“我昔为诸比丘制戒波罗提木叉及余所说种种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师”。《大正藏》册1，页204bc。

　　6.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二九年七月在汉藏教理院暑期培训班讲》，《太虚集》（黄夏年主编），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7.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0月，第66页。

　　8.参见太虚《太虚自传》，台湾：佛教慈慧服务中心1998年1月，第120-122页。

　　9.【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卷二《住持章·肃众》，《大正藏》册48，页1121f。

　　10.【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卷二《住持章·肃众》，《大正藏》册48，页1121a。

　　11.【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卷三《住持章·明教大师曰》，《大正藏》册48，页1130b。。

　　12.【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卷三《住持章·议举住持》，《大正藏》册48，页1130b。

　　13.【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卷三《住持章·议举住持》，《大正藏》册48，页113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