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光孝寺名称的演变
　　1．建寺前所在地名称
　　光孝寺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名称也不同。广州城的名称从建置开始，名称也有变化：
　　广州，三国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置，治所在番禺县(今广东省广州市)。隋开皇十二年(592年)移置曲江县(今广东韶关市南十里武水西岸)，开皇末(600年)移置南海县(今广州市)，仁寿元年(601年)改为番州。唐武德四年(621年)复改南海郡置，天宝元年(742年)，干元元年(758年)仍称广州，五代南汉(917—971)改置兴王府。北宋复为广州。元升为广州路。[3]
　　广州别称又有五羊城(简称羊城)、穗城、花城。在《光孝寺志》等资料中，也涉及到广州一些历史上的不同称呼，如番禺、南海等。
　　(1)南越王故宅，光孝寺“寺在郡城西北，本南越王故宅”。《寺志》卷1第18页：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佗(赵佗)为南越王。武帝建元(公元前140—前134)中，佗卒，孙胡嗣，三传至至南越王兴。元狩二年(前121)南越相吕嘉反，杀王兴与其母后，立兴兄高昌侯建德为王。元鼎六年(前111年)，汉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平南越，获王建德及其相吕嘉。寺故建德所居之宅也。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南越列传第五十三》中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不过按照太史公的记载，越相吕嘉造反的年代是元鼎四年(前113年)，而非元狩二年(前121年)，元狩二年，明王婴齐还没有去世呢。还有，按照《史记》记载赵建德称王前是“术阳侯”而非《寺志》所说的“高昌侯”：
　　婴齐薨，谥为明王。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及婴齐薨后，元鼎四年(前113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
　　(吕嘉)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集解》徐广曰：元鼎四年(前113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隐》韦昭云：汉所封。案功臣表，术阳属下邳)。
　　赵建德在位称王只有大约两年时间，而且不被汉武帝为首中央政府承认，这个南越王也可以说是伪王。不过也有人认为，赵建德已经称帝[4]，这是不正确的。《史记·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索隐》李奇云：去其僭号)”，死后谥号明王。南越王朝只有赵佗和继任者“孙胡”称帝了，也只是在南越国范围内，对中央政府还是称王的。有一段时间，即吕后掌权阶段，赵佗称帝闹独立，被汉使臣陆贾责备说服了，以赵佗的话来说就是“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尔”(《史记·南越列传》)。吕嘉造反杀南越王赵兴以后，也只是“立兴兄高昌侯建德为王”，并没有称帝。
　　(2)虞苑、苛林。《寺志》卷1第18页
　　三国虞翻谪徙居此，废其宅(南越建德王宅)为苑囿，多植苹婆、苛子。时人称为虞苑，又曰苛林。
　　《三国志·吴书》“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翻放弃南方，云‘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后世贤达为了纪念虞翻，给他建了祠堂，直到民国时还存在。“民国元年(1911年)将光孝寺东部的虞翻祠划建市第二十七小学”[5]，至今未能恢复。
　　应该说，这时的“苛林”只是虞苑这个园林的别称，还不是寺院的称呼。
　　2．光孝寺的别称：苛林和诃林
　　(1)从苛子树到诃子树
　　苛林为什么变为诃林?是因为苛子树的名称演化为诃子树了。
　　如上所引《寺志》：“三国虞翻谪徙居此，废其宅(南越建德王宅)为苑囿，多植苹婆、苛子。时人称为虞苑，又曰苛林。”最初称“苛林”时，这里还没有建寺，建寺以后，也称为苛林，一直到南宋时期高宗皇帝下诏易“苛林”为“诃林”(《寺志》卷1第20页)，《寺志》曰：“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梵僧求那跋陀罗三藏飞锡至此，始创戒坛，立制止道场。初，师至此，指苛子树谓众曰：此西方诃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苛林制止。”(卷1第19页)求那跋陀罗三藏法师之所以一看苛子树就认出是“西方诃梨勒果之林”，是因为诃梨勒果树广泛分布生长在印度南海诸岛和中国广东，而且诃梨勒果是古代印度僧团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药物，可治多种疾病，还是可以食用的一种果实。《翻译名义集》：诃梨勒，新云诃梨怛鸡，此云天主持来。此果为药，功用至多，无所不入。
　　又有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介绍比较详细：
　　诃梨勒，(植物)Haritaki，又作诃利勒、呵利勒、呵梨勒、诃梨怛鸡、呵梨得枳、贺喇怛系、诃罗勒等，果名，译曰天主将来。五药之一，又曰诃子。《毗奈耶杂事》一曰：余甘子、诃梨勒、毗醯勒、毕钵梨、胡椒，此之五药，有病无病，时与非时，随意皆食。《善见律》十七曰：诃罗勒，大如枣大，其味酢苦，服便利。《玄应音义》二十四曰：诃梨怛鸡，旧言诃利勒，翻为天主将来。此果堪为药分，功用极多，如此土人参石斛等无所不入也。《百一羯磨》八曰：呵梨得枳，旧云呵梨勒，讹。《梵语杂名》曰：贺喇怛系。《资持记》下二之一曰：呵梨勒，今时所谓呵子是也。《本草》曰：诃梨勒，树似木杭，花白，子似栀子。主消痰下气。来自海南舶上，广州亦有之。《唐音癸签》云：包佶诃梨勒叶诗：茗饮惭调气，梧丸喜伐邪。是叶亦能下气，其功胜茗，今医家俱用其子，不闻用叶者，应是本草失收耳。
　　诃梨勒果的药用功效在佛经中记载的比比皆是，是佛陀和弟子们常用的一种药物，如《中阿含经》中记载：
　　复次，尊者薄拘罗作是说：诸贤，我于此正法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未曾有病，乃至弹指顷头痛者；未曾忆服药，乃至一片诃梨勒。[6]
　　《本缘部》中记载：
　　尔时帝释天主遥知世尊体发风病，自天而下至赡部洲。去菩提树不近不远，有大诃梨勒林于中而住。于此林中取得上好诃梨勒已，疾往佛所。到佛所已，头面着地礼世尊足，礼已，瞻仰住立，一面白言：世尊，我知圣体小有风病，此赡部洲有诃梨勒，色妙馨香可疗斯恙。我今持来奉上世尊，唯愿大慈纳受而食。世尊受已，寻便服食，风病即除，体安如故。世尊慰劳，帝释乃退还归天宫。[7]
　　这件帝释天为佛陀疗疾的事，在大藏经《律部》的《五分律》中也记载了：
　　尔时世尊身有风患，摩修罗山神即取诃梨勒果奉佛，愿佛食之以除风患。佛受为食，风患即除，结跏趺坐七日受解脱乐。过七日已，从三昧起游行人间。[8]
　　诃梨勒果的药用功能，能治多种疾病，在佛陀时代是僧团经常使用的一种重要药物：
　　诃梨勒一种，具足有六味，
　　能除一切病，无忌药中王。
　　又三果三辛，诸药中易得，
　　沙糖蜜苏乳，此能疗众病。
　　自馀诸药物，随病可增加，
　　先起慈愍心，莫规于财利。
　　我已为汝说，疗疾中要事，
　　此救众生，当获无边果。[9]
　　以诃梨勒果用来食用的在佛经中也有，如：
　　佛食已还彼林中，夜，释提桓因自下侍卫并欲听法，帝释光明遍照林中倍四天王。迦叶夜见，亦复不知是何等光明。 日复来请佛白，食已办并问光意。佛言：昨夜释提桓因供养听法是其光耳。迦叶复念：是大沙门神则神矣，乃使帝释自来供养，然不如我已得阿罗汉道。佛语迦叶：汝且前去吾随后到。迦叶适去。佛到阎浮提边诃梨勒林取其果还。迦叶未至已在其坐，迦叶后至如上而问。佛言：汝适去后，我到阎浮提边诃梨勒林取其果还，香美可食，今以与汝可试食之。[10]
　　(2)“诃子”的其他妙用
　　现在，寺内老僧告诉我，用盐水煎服诃子果，治疗喉咙病嗓子痛效果最好，药用价值应该和佛陀时期差不多。而诃子果有小枣子大小，味道艰涩，食之难以下咽。 ．
　　在《大正藏》中检索“诃梨勒”一词，出现很多，共117次。诃梨勒果也简称“诃子”，如《佛学大辞典》：“诃梨勒，(植物)Haritaki，又作诃利勒、呵利勒、呵梨勒、诃梨怛鸡、呵梨得枳、贺喇怛系、诃罗勒等，果名，译曰天主将来。五药之一，又曰诃子。”诃梨勒果，还有一种译法为“阿噜喇果”，丁福保没有收在《佛学大辞典》中，诃梨勒果还是密教修法中重要的法物，如《修药师仪轨布坛法》中载：
　　东北隅药师琉璃光王如来蓝色，右手施愿印，持阿噜喇果(即诃子也)；左手正定印，上安钵盂。[11]
　　上文中“阿噜喇果”，即“诃梨勒果”之同音异译也，明确指出阿噜喇果即“诃子”。
　　由于佛陀及僧团经常以诃梨勒果即“诃子”来药用和食用，所以，佛陀在讲经说法时也经常使用“诃子”来作比喻，如《佛说四十二章经》中有：
　　佛言：吾视王侯之位如尘隙；视金玉之宝如瓦砾；视纨素之服如弊帛；视大千世界如一诃子；视四耨水如涂足油；视方便如筏宝聚；视无上乘如梦金帛；视求佛道如眼前花；视求禅定如须弥柱；视求涅槃如昼夜寤；视倒正者如六龙舞；视平等者如一真地；视兴化者如四时木。[12]
　　(3)诃子树的命名存在避讳问题吗?
　　“苛子”这个名称渐渐被人们忘记了，现在辞典中都是“诃子”这个名称，找不到“苛子”了，《寺志》中光孝寺的别名“苛林”和“诃林”，按时间先后存在的。诃子早见于佛经，还多作比喻之用，如上文所说。不过有人认为“诃子”名称的由来是为了避后赵石勒的讳，才把“诃梨勒”改称“诃子”的[13]。这种避讳说应该是来自《辞源》，《辞源》在解释“诃子”一词时说：诃子，植物名。即诃梨勒。果实人药。东晋十六国后赵时，避石勒讳，改名诃子。[14]
　　这种避讳说是笔者不同意的，大家知道后赵石勒称帝才(328—333)短短五、六年时间，况且石勒是一个比桀纣还残暴的家伙，石勒的势力范围也从来没有越过长江，后人恨他还来不及，避他什么讳呢!诃子树只在热带生长，北方没有诃子树，远在岭南珠江口的广州人也不会避他的讳。据查“诃梨勒”在大藏经中出现117次，从翻译佛经的时间跨度来讲在石勒之前有之，在石勒之后有之，都没有避石勒的讳。刘宋时期求那跋陀罗三藏在420年来华认定“苛子树”就是“西方诃梨勒果之林也”，那时石勒早已去世近百年了，何用避其讳。“诃梨勒果”简称为“诃子”，在佛经中屡见不鲜，并不是为了避讳石勒的名字，因此，避讳说是错误的。
　　(4)“诃林”名称的确立
　　诃梨勒果树在佛教中虽然没有菩提树那样尊贵，但是也占有重要地位，印度僧人对它非常熟悉。所以，求那跋摩三藏一看到苛子树，就“指苛子树谓众曰：此西方诃梨勒果之林也”。随着佛经的翻译，“诃梨勒林”、“诃梨勒果”、“诃子”出现次数越来越多，渐渐也为中国人所熟悉。所以，这种生长在广州中国人称为“苛子树”，渐渐变成“诃子树”，“苛林”也演化为“诃林”。有人说虞翻种的“苛子树”就是海外移植来的，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海外来人携带诃子树苗，只能一两棵，怎么能成林呢。
　　“苛林”演变成“诃林”的原因，还有一个“苛”字的古代读音问题。“苛”字在《说文》中为“可声，乎歌切”。而从《康熙字典》知道宋代所编的《集韵》等书说“苛”字音何，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南方音和北方音的问题：
　　苛，he，《集韵》《韵会》《正韵》并寒歌切。音何。《说文》：小草也。又《广韵》：政烦也。《礼·檀弓》：苛政猛于虎。[15]
　　也就是说“苛”与“诃”同为“he"音，即使现在苛读“ke"音了，但是，在粤语里面发音还是“he"音。因此，同一品种的树木在中国和印度分别有两个名字“苛子树”和“诃子树”，统一为“诃子树”，“苛林”也就演化为“诃林”了。
　　光孝寺正式命名为“诃林”是在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皇帝赵构下诏确定的，所以，光孝寺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称“苛林”和“诃林”变化如下：
　　A．苛林时期[三国(220—265)虞翻——刘宋永初元年(420)求那跋陀罗]；
　　B．苛林与诃林二名并存时期[刘宋永初元年(420)求那跋陀罗——南宋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赵构]；
　　C．诃林时期[南宋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赵构——现在]。
　　现在，也有人把诃林写作“柯林”，未见出处。柯，一指草木的枝茎；二指斧柄，如“烂柯”的典故，指的就是斧柄烂掉了。柯，不是一种树的名称，所以，称光孝寺为“柯林”是应该商榷的。
　　(5)独木也成林
　　诃子树，历代寺僧亦有增植，《寺志》记载：唐天宝八年(749)，鉴真和尚到寺时，寺里还有诃梨勒树二株。明朝末年还有五六十株。清康熙年间寺里天藏大师题咏“菩提有古树，诃子久无香”，表明这时寺内已经没有诃子树了。圆德大师修《寺志》时在乾隆时期，他记载诃子树“今俱尽矣”，他遗憾地写道：“余自髫龄人寺，则已不得见矣。不知伐自何时，良可惋惜。使其尚在，余将日汲诃泉，煎诃子，邀致皓首苍髯者而饮之，使世人得转老还童，天下之叟必且重趼而至矣。”
　　而且圆德大师对诃子的药用记载得非常明晰：“诃子树似木穗，花白，子黄，如橄榄皮肉相著，以六棱者为佳。性温而涩，治冷气喉痹。以其根蘸水，去碱硷。相传诃子煎汤，和以甘草，色若新茶，饮者使须发转黑。寺旧多此树，又皆六棱者，前代用以充贡。”圆德大师对诃子这么熟悉，相信是因为诃子树消失时间不长吧。
　　据《广东省志·宗教志》载：“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南下，炮轰广州城，光孝寺建筑遭到严重破坏。清军进入广州后，光孝寺房舍多被占用为兵营，规模大为缩小。”[16]笔者认为诃子树可能就是在这次兵火中灭绝的。
　　今天，在大雄宝殿后面，有一棵诃子树，是在乾隆年间重修《寺志》以后，寺僧补植的。这棵诃子树，隔着六祖大师的瘗发塔，与那棵菩提树两两相对，好像是在默默讲述光孝寺的悠久历史和佛法的微言大义。
　　现在，大门内侧悬挂一块“诃林”的匾额，《寺志》：大门匾“诃林”二大字，明万历间翰林宫坊高明区大相书。大门外面抱柱上的对联“五羊论古寺，初地访诃林”，是取自《寺志》卷三载清代李长荣的五言诗“集诃林即席成诗四首”之一：
　　五羊论古寺，初地数诃林。
　　浩劫千年冷，秋风一巷深。
　　经时蔬笋约，他日薜萝心。
　　郭里如山里，幽栖未易寻。
　　诗中的“数诃林”，在联语中是“访诃林”，一字之变，意境不同，可值千金。
　　谁说独木不成林，一棵诃子树，也是诃林。
　　3．光孝寺寺名的演变
　　根据《寺志》记载：虞翻的后人舍宅为寺，名曰制止。不过，一般认为昙摩耶舍才是光孝寺的开山祖师，王苑朝延寺才是光孝寺最早的寺名。
　　(1)王苑朝延寺，又曰“王园寺
　　《寺志》载：东晋安帝隆安中(397—401)，竱宾果三藏法师昙摩耶舍尊者，东游震旦，就此地建立大殿五间，创为“王苑朝延寺”，又曰“王园寺”。奉敕译经，武当沙门慧严笔授。王园寺可能含有“建德王园里建筑的寺院”的意思，另外，王园寺也是佛陀时代王舍城的一处著名寺院的名称，多见律典中。
　　(2)制止道场，或称制旨道场、制止寺、制旨寺
　　据《寺志》记载：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梵僧求那跋陀罗三藏法师飞锡至此，创立戒坛，立制止道场。梁慧皎《高僧传》却记其于“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刺史车朗表闻，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见其神情朗彻，莫不虔仰[17]”。先后相差15年，《广东省宗教志》和《广州宗教志》都采用此说。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慧皎法师记载的只是求那跋陀罗去金陵的时间，他认为跋陀三藏到广州马上就被宋太祖迎到金陵去了，所以，认为是435年。其实跋陀三藏在广州的王园寺还建立了戒坛，弘传律学，所以他应该更早些，因此，笔者不认为《寺志》的记载是错误的。
　　求那跋陀罗三藏创立戒坛，立制止道场，名寺院为“苛林制止”。这是因为“制止”一般是遏制、控制的意思，在佛教里则有戒律的意思。鸠摩罗什法师所译《梵网经菩萨戒本》写道：
　　尔时释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树下，成无上觉。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18]
　　灌顶大师所撰《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以今开皇十一年(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金城殿设千僧会。敬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宗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师云：大王纡遵圣禁，名曰总持。王曰：大师传佛法灯，称为智者。[19]
　　《瑜伽师地论》云：云何制止?谓佛世尊，毗奈耶中，制止一切自性罪法，违无罪法。
　　从上面可以知道，制止在中国佛教里就是戒律的意思。求那跋陀罗是位律师，建立弘扬戒律道场，名之曰“制止”是非常合适的。大藏经中许多著名经典都是在当时的“制止道场”和“制止寺”翻译的，如《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
　　(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真谛三藏以侯景之乱泛舶西归，大风飘还广州。
　　住制止寺，译《起信论》《俱舍论》。[20]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大唐神龙元年(705年)龙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中天竺沙门般剌蜜帝于广州制止道场译出，菩萨戒弟子前正谏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授，乌长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21]
　　制止道场又曰制旨道场，制止寺又曰制旨寺，而且，《大正藏》中“制旨道场”和“制旨寺”出现的次数与“制止道场”和“制止寺”差不多，而且指的都是同一所寺院。一般的说，南朝多称寺院为“道场”，从以上资料看到，从梁到唐中宗时期制止道场、制旨道场、制止寺、制旨寺都在混用。即使一部《楞严经》在记载翻译地点的时候也是四个名称都有。
　　在《大正藏》中记载多部经典是在制旨道场或制旨寺翻译的，如《楞严经》、《阿含经》等：
　　沙门般刺蜜帝，唐云极量，中印度人也。怀道观方，随缘济度，展转游化，达我支那(印度国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乃于广州制旨道场居止。众知博达，祈请亦多，利物为心，敷斯秘赜。以神龙元年(705年)龙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遂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一部(十卷)。[22]
　　《广义法门经》一卷，此经出《中阿含》一品，陈天嘉四年(564年)岁次癸未十一月十日于广州制旨寺请真谛三藏阉梨为译。[23]
　　“制旨”也有戒律之义，本来“制旨”是指皇帝制定旨义，发布命令的意思。如梁武帝晚年佛教思想有所变化，对三论宗有自己的见解，人们称之为“制旨义”：
　　次梁武大敬信佛法，本学成论。闻法师(僧朗)在山，仍遣僧正智寂等十人往山学。虽得语言，不精究其意。所以梁武晚义，异诸法师，称为制旨义也。开善尔时虽不入山，亦闻此义故，用中道为二谛体，既不亲承音旨故。[24]
　　可是，佛陀是太子出家，成佛以后是三千大干世界的法王，因此，他所制定的戒条律法，即波罗提木叉，就像皇帝发布命令一样，也是“制旨义”。如智者大师的《菩萨戒义疏》等：
　　六制旨受戒法，备有在家出家方法，文广不列也。此经题名梵网，上卷文言，佛观大梵天王因陀罗网，千重文彩不相障阂，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目。一一世界各各不同，诸佛教门亦复如是。庄严梵身，无所障阂，从譬立名。总喻千部所证参差不同如梵王网也。[25]
　　律者，入戒威仪，深经善义(至)，及不净因缘。案，僧亮曰：入者从也，科罪轻重，障道深浅也。深经善义，及不净因缘者，体既非净，能作不净。如非时食等，皆应遮也。僧宗曰：此释律字也。五部律文，为戒经所明，隐细为深，不乘制旨。身口如法，故言入也；与恶相违。故言善义；遮受不净，百不净物也。[26]
　　有人在辨析“制止”与“制旨”二义时，认为制旨的意思是寺庙乃皇帝下旨所建或在此发布皇帝旨义，笔者认为这是有些偏颇的。
　　在藏经中还有“制旨寺”和“王园寺”同时出现的，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记载：
　　周武帝世，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拘那罗陀，陈言亲依，又别云真谛。起陈氏永定元年(557年)丙子，至太建初(569年)己丑，凡十四年。既怀道游方，随在所便译，并见曹毗三藏历传云。阉梨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午时迁化，年七十一。遗文并付神足弟子沙门智休，领受三藏寺沙门法海，未集阇梨文本已成部轴云。阉梨外国经论并是多罗树叶书，凡有二百四十缚。若依陈纸墨翻写，应得二万馀卷。今之所译止是数缚多罗叶书，已得二百馀卷，通及梁代减三百卷，是知佛法大海不可思议。其梵本《华严》、《涅槃》、《金光明》将来，建康已外多在岭南广州制旨、王园二寺。冀不思议弘法大士，将来共寻，庶令法灯传照，不隐辉于海隅。[27]
　　上面资料叙述真谛法师所留下的贝叶经分别存放在制旨和王园二寺，也就是说制旨和王园在真谛时是两所寺院。唐代道宣的《续高僧传》的《真谛传》中记载了真谛三藏在广州的曲折因缘，说道制旨和王园的时候，分明是两所不同的寺院：
　　谛又且修人事，权止海隅，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天嘉)三年(562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颇，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后穆公薨没，世子纥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测。尝居别所，四绝水洲，纥往造之。岭峻涛涌，未敢凌犯。谛乃铺舒坐具在于水上，加坐其内，如乘舟焉，浮波达岸。既登接对而坐具不湿，依常敷置，有时或以荷叶，拓水乘之而度，如斯神异，其例甚众。至光太(应该为光大)二年(568年)六月，谛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时智恺正讲《俱舍》，闻告驰往，道俗奔赴，相继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卫防遏，躬自稽颡，致留三日，方纡本情。因尔迎还，止于王园寺。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杨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28]
　　上文记载，真谛三藏归国不得，飘还广州，先住“制旨寺”。后欲厌世殒命未遂，被请住于“王园寺”。唐智升法师在《开元释教录》记载真谛三藏在翻经地点，也是“广州制旨、王园两寺”[29]。隋费长房、唐道宣、智升三位经录专家，都记载制旨和王园是两所寺院，三人之后的明全在修订《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时，记载真谛翻经地点的时候，有的记为“制旨、王园二寺”，还有记为“制止、王园二寺”[30]，还有记为“制旨王园寺”的。道宣和智升二位法师是治学严谨的大家，应该不会错，基本可以认定南朝梁、陈时期，制旨寺和王园寺是两所不同的寺院。
　　也就是说，在制旨寺存在的同时，广州还有一座王园寺，这座王园寺是原来的“王苑朝延寺”一部分，还是距离制旨寺很远的另外一所寺院，有待商榷。其实，那时的寺院占地面积很大，制旨寺旁边有一座王园寺，也不奇怪。清代乾隆年间修订《光孝寺志》的时候，旁边就有一座“法性寺”，也算作光孝寺的一部分：
　　法性寺，在(寺院)东北廊外。……考旧志并未载此，但光孝于唐、宋时原名乾明法性寺，或当改光孝时，留此一区为鲁灵光仅存之意耶?然法性虽属寺基，而僧则非十房，询之耆德，佥云亦从外寺迁入，盖即法华、延寿之类也。明季鼎革以来，本寺之僧挈田而出，外寺之僧挈田而入者，不可数计，既自内于光孝，则光孝亦内之而已。至田亩之数，已荡析无存，不可致诘矣。[31]
　　真谛三藏时期的王园寺也可以作这种解释，制旨寺与王园寺的同时存在，就像光孝寺与法性寺同时存在一样，因为法性寺六祖大师出家是寺院的名字。乾隆年间与光孝寺同时存在或曾在一起的寺院庵堂有法华堂、延寿庵、廨院寺、西竺寺、慈度堂等，那时光孝寺周围是一个寺院建筑群，并不只挂一块招牌。
　　后来，制止寺和王园寺可能真的合为一所寺院，名为“制止王园寺”，这才有下文的唐贞观十九年，改“制止王园寺”为“乾明法性寺”。
　　(3)乾明法性寺，简称法性寺。
　　《寺志》：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改“制止王园”为“乾明法性寺”。制止王园也即制旨王园，改成乾明法性后，也就是统一了名称。这个寺名随着《坛经》的流传而名闻天下。
　　(4)西云道宫
　　《寺志》：武宗会昌五年(845)废佛，改乾明法性寺作西云道宫。
　　(5)乾明法性寺
　　《寺志》：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复为乾明法性寺。
　　(6)乾明禅院
　　《寺志》：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改法性寺为乾明禅院。
　　有人认为法性寺在大周武则天时期曾改名“大云寺”[32]，但《寺志》不载这种观点。武则天是奉佛的，还列僧尼位在道士之上，从《坛经》和其他佛教资料刊武则天对六祖惠能禅师还是很尊重的，应该不会轻易改变禅宗的祖庭和六祖出家受戒之地的寺名。唐义净法师撰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武周天授二年(691)，仍称为“制旨寺”，不称“大云寺”，因此，这种说法值得探讨。 ．
　　唐朝皇帝自以为是道家老子的后裔，武宗宠道废佛的目的也无非是“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兵于塔庙之下”，改佛寺为道宫。宣宗复兴佛教，恢复乾明法性寺。可是，北宋彭惟节在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撰写的《乾明禅院大藏经碑》碑文记载“西云宫”的匾额一直挂到北宋初’年：
　　开宝初(968年)，南海郡岳牧何公延范请师(僧守荣)住持，额曰“西云宫”。寻谒京师，上言丹陛，遂锡“乾明”之号。[33]
　　(7)祖堂
　　《寺志》：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诏并寺为祖堂。后住持僧守荣上言，复赐“乾明禅院”额。
　　(8)崇宁万寿禅寺
　　《寺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改乾明禅院为崇宁万寿禅寺。
　　(9)天宁万寿禅寺
　　《寺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诏改乾明寺为天宁万寿禅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既然在崇宁二年(1103)，乾明禅院已经改名为崇宁万寿禅寺，那么，在政和元年(1111)，就应该由崇宁万寿禅寺改为天宁万寿禅寺，怎么还是乾明寺改为天宁万寿禅寺呢?
　　《寺志》载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玩物丧志的道君皇帝赵佶，改寺为宫观，改佛为大觉金仙、僧为德士。那么，天宁万寿禅寺就成了“天宁万寿宫”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发觉到宋徽宗在改乾明禅院为“崇宁万寿”和“天宁万寿”的时候，就已经蓄谋已久了，因为，崇宁万寿和天宁万寿道教意味非常浓厚，寺改为宫观，天宁万寿宫就是一个标准的道教官观名字。
　　(10)报恩广孝禅寺
　　《寺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诏改天宁万寿禅寺作报恩广孝禅寺。
　　(11)报恩光孝禅寺
　　《寺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易“广”为“光”字，改“报恩广孝禅寺”为“报恩光孝禅寺”。
　　据《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录》记载：绍兴九年(1139)偏安半壁江山的宋高宗赵构，向金国女真屈辱求和。然后下诏说：因为女真来和，大赦天下，诸郡县州建报恩光孝禅寺(如果有徽宗时期改称崇宁、万寿或天宁寺的，改称报恩光孝)，用来奉祀徽宗皇帝香火[34]。这很滑稽，因为徽宗信道，不信佛。他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改寺为宫观，称佛为大觉金仙，僧为德士。
　　绍兴九年(1139)下诏，不知为何直到绍兴二十一年(1151)，报恩广孝禅寺才改称报恩光孝禅寺，也许是因为是岭南边地吧。
　　因此南宋就出现很多像隋唐时期的“国分寺”[35]“报恩光孝禅寺”，如：福州东禅报恩光孝禅寺、明州报恩光孝禅寺、嘉兴府报恩光孝禅寺、临安府净慈报恩光孝禅寺、(韶州)风旖报恩光孝禅寺(即六祖说法坛经的大梵寺)、台州报恩光孝寺、天台报恩光孝寺、泰州报恩光孝寺等。
　　(12)光孝寺
　　《寺志》载：明代成化年间，寺僧向朝廷请求皇帝颁赐寺额，成化皇帝赐匾曰“光孝寺”，一直延续至今。不过光孝寺一般也称为“光孝禅林”、“光孝禅寺”。现在山门外悬挂的就是由赵朴初居士题写的“光孝寺”寺额。
　　祝圣道场，《寺志》：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光孝寺设立僧纲司，并且规定“凡有庆贺，先期有司与此习仪”，就是在庆贺节日如(皇上、皇太后、皇后圣诞，以及皇帝登基)的时候，州府官员都要事先在光孝寺大殿演习礼仪，那时候光孝寺的大殿应该是广州城里最宏大宽敞的建筑了，在此演礼比较适合。所以，光孝寺又称“祝圣道场”，明清两代朝廷官员在此演礼祝圣，当然，“祝圣道场”不是光孝寺的正式名称，不过可以反映出光孝寺作为岭南首刹的重要地位。
　　关于光孝寺寺名的变化，本文还参考了《羊城古钞》、《广州城坊志》等。罗香林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关于光孝寺曾名白沙寺，这是笔者不认同的，当时白沙寺与王园寺是同时存在的，罗香林还认为日僧开元所著《唐大盒上东征传》载之大云寺即今光孝寺，此事亦可再探讨，且不说天宝年间能否存在“大云寺”，况此大云寺只有“呵梨勒树二株”，因为唐代的法性寺(光孝寺)根据各种记载当时有四五十株。
　　结 语
　　有幸读到《光孝寺志》和一些其他关于光孝寺的资料，深感《光孝寺志》的重要，正如《寺志》所说，它“记述周详”、“平实”，保存了许多历史文献，如诗词题跋等。它有很多其他寺志不具备的优点，即使今天读起来，还能给我们许多教益。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就不会出现如“梁武帝出家当和尚，后被大臣赎回”和“达摩祖师到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才开悟”[36]等这样的错误了。

　　[1] 清·顾光、何淙修撰：《光孝寺志》，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
　　[2] 同上，卷1，第1页。
　　[3] 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9crag)，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4] 《光孝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5] 《广州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宗教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6] 《大正藏》卷1《中阿含经》，475b—c。
　　[7] (大正藏》卷3《佛说众许摩诃帝经》，952a—b。
　　[8] (大正藏》卷22《五分律》，103a。
　　[9] (大正藏》卷16《金光明最胜王经》，448b—c。
　　[10] 《大正藏》卷22《五分律》，108b。
　　[11] 《大正藏》卷19，65b。
　　[12] 《大正藏》卷39,522c。
　　[13] 《光孝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 《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567页。
　　[15]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第990页。
　　[16]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宗教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17] 《大正藏》卷50第344页。
　　[18] 《大正藏》卷24，第1004a，，
　　[19] 《大正藏》卷50，第195b。
　　[20] 《大正藏》卷49，第352a。
　　[21] 《大正藏》卷19，第106页。
　　[22] 《大正藏》卷55，第371c。
　　[23] 《大正藏》卷1，第922a。
　　[24] 《大正藏》卷45，第108b。
　　[25] 《大正藏》卷40，第569a。
　　[26] 《大正藏》卷37，第492b。
　　[27] 《大正藏》卷49，第88a。
　　[28] 《大正藏》卷50，第430a。
　　[29] 《大正藏》卷55，第546b，智升感慨真谛三藏的译经时，说道：“今见译讫，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是知法宝弘博，定在中天；识量砒琐，诚归东夏。”
　　[30] 《大正藏》卷55，明玼《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记载真谛译经地点时有三种：制旨王园寺、“制旨、王园二寺”，“制止、王园二寺”。
　　[31] 《光孝寺志》点校本卷1，中华书局，2000年，第34页。
　　[32] 《光孝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33] {光孝寺志)点校本卷3，第117页。
　　[34] 《大正藏》卷49。
　　[35] 隋文帝时期有大兴善寺，唐玄宗时期有开元寺，后来还有龙兴寺。
　　[36] 《光孝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