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古刹 西域高僧——义军·耶舍·归宗寺

2014/9/8    热度：544   

山南古刹 西域高僧——义军·耶舍·归宗寺
　　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年)，著名书法家、誉为“书圣”、时镇江州的王羲之在庐山南麓金轮峰下的玉帘泉附近营建起一座别墅，作为游览山水、养鹅、习字的居所。不久，他离开庐山。临别前，他把这座别墅舍给西域高僧达磨多罗。此事见诸《归宗寺志》。据前人考证，达磨多罗并未来过庐山，羲之也未曾舍宅为寺。但在王羲之别墅处确实出现过一座古老的禅寺，这便是名列庐山南麓五大丛林之首的归宗寺。
　　归宗寺，创于咸康六年，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庐山自古以来见诸史载的第一座寺院。旧寺山门上大书横额“江右第一山”，便是归宗寺悠久历史和辉煌时期的见证。何人所建已难以确考。据《桑疏》载:“晋王羲之守浔阳，尝览胜于庐山之阳。解郡后，卜金轮峰下家焉。时有西域佛驮耶舍，持佛舍利来庐山。羲之雅重其德，因舍宅为寺以居之。”考《晋史》，佛驮耶舍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始到庐山，而羲之守江州和归宗建寺却在咸康年间(335~342年)，两者相距60余年，实无可能。虽桑齐之说不确，但佛陀耶舍继主归宗，开归宗新局面却是事实。
　　佛陀耶舍，晋云觉明，罽宾国(今喀布尔河下游和克什米尔一带，出身婆罗门。年13出家，15岁开始诵经，每日三万言。日积月累，至19岁时已诵大小乘佛经达数百万言。但因“性度简傲，不为诸人重”，始终未跻身高层僧侣，20岁时仍是一介沙弥。后从舅学“五明论世间法术”，又到姑臧(今甘肃武威)从高僧鸠摩罗什学《昆昙论》和《十诵律》。不久，在罗什引荐下，被后秦皇帝姚兴遣使入长安，别立寺于逍遥园，“四事供养，一无所受”。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年)“解座”离长安转赴庐山。久之迁罽宾国，得《虚空藏经》一卷，寄凉州(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区)僧，后不知所终。耶舍面“赤髭”，善解“毗婆娑论”，时人号“赤髭论主”。
　　公元414年，耶舍来庐山，继主归宗寺。据说，他在长安时“定中之见轮峰”，感灵异，遂躬负铁奉佛舍利来庐山金轮峰下卜居，并建铁塔供奉佛舍利，这便是归宗舍利塔。塔因耶舍故，又名耶舍塔。高六丈，呈六角形，用铁板铸成，立于因塔而得名的耶舍塔山上，“山势峭丽如簪玉笋”。“尖锐如锥”的耶舍塔卓立其上，高耸云端，极为醒目，“去归宗十里以外皆能望之”，与东林寺金钢铜塔并称“庐山双美”，是庐山风景线的重要标志，历来为人们所青睐。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塔遭雷击摧折损毁厉害，仅存一级。万历年间达观可禅师住持归宗时重新修复。时高僧径山雪峤圆信禅师曾茶话于金轮峰下，与寺僧夜观舍利塔。明末毁，清代宁波人再造，塔复归如初，巍然矗立，“孤飞峰顶烟”，压倒山中景。日寇攻占庐山后，塔遭日军炮火击毁无存。归宗舍利塔虽屡兴屡废，但作为庐山最古老的铁塔，对历史上的庐山佛教还是具有很大影响的。它不仅是耶舍住持归宗寺，开创归宗寺历史上第一次发达局面的见证，而且也是归宗寺历史上辉煌与衰微的重要见证。
　　耶舍是一位深谙禅经，精通梵文的译经大师。早在长安居住时，就先后翻译出了《四分律》四十四卷和《长阿含经》二十二卷，轰动北方佛教界，后秦姚兴因此特“施绢万匹”加以奖掖。他到庐山后，与西域其他高僧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继续致力于译经释典工作，为改变全国佛教界因“译人重阻多滞，权文鲜通圆义”而出现的佛经鲜少的落后状况作出了很大努力，也为庐山成为南方佛学中心和译经基地作出了极大贡献。他因此赢得了庐山广大僧徒的尊重和崇敬，被慧远邀请入东林寺莲社，名列社中十八高贤之一。
　　莲社是由当时南方佛教领袖慧远发起组织的佛教组织，创于公元402年。初入社者多达123人，但名入社中高僧行列的却只有12人。他们当中有的是慧远的同门师兄弟，如慧永和慧持，有的是长期追随慧远的高足弟子，如僧睿、昙桓、道炳、昙诜、道敬，还有的是一派佛学大师，如道生和昙顺。耶舍能以一介梵僧的身份跻身此列，实属不易。
　　耶舍入社后，和社中同仁一道致力于阐发和宣扬净土宗修行方法，使之得到较为广泛的流行，为佛教宗派的开始兴盛和发扬及佛教普及深入到中国社会各阶层奠定了基础，尤其对印度佛教的东渐和日趋中国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他生前和身后，他一直被庐山僧俗视为梵僧的代表人物之一而长期受到重视和推崇，在长篇累牍出现的庐山各种书画诗文作品中不断得到再现和宣扬。宋人晁补之在《白莲社图记》中称之有异迹，誉为“神僧”；而在宋人李伯时《莲社十八贤图》中，他则临溪举如意据膝而坐，凝神静思，气度不凡，一派大家风范。
　　归宗寺背负形状如轮，号称庐山“第一峰”的金轮峰，傍依百丈冰绡，喻为庐山“奇观”的玉帘泉瀑布，古樟遍地，翠竹丛生，景色秀丽奇特。当年王羲之卜居此地正是看中了这里峰峦的奇诡和泉瀑的飘逸。归宗寺依借四周优美的自然景观，在耶舍的大力整治下，很快成为游人流连忘返之地和“壮丽甲于山南诸刹”的著名佛区。可以说，当时归宗寺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迷人、美丽和充满魅力，都永远令人们魂绕梦萦。在这里，游人既可拔险凌空，“直取金轮最上乘”，也可驻足小阁，“为访玉帘寻远瀑”；既可席地而坐，“爱对鸾溪荡眼惺”，也可登临访古，“临遍鹅池思正长”；若结庐而居，则可“来听归宗早晚钟”。在这里，僧侣们尽可瞻观耶舍塔佛舍利，翻阅精室盈盈贝叶，细细体味“浇花种月扫清阴，剖竹招泉滴香积”的闲情逸致。有关这些，朱熹在他所写的《游归宗和尤延之韵》一诗中表露无遗，颇有代表性:“金轮紫霄上，宝盖鸾溪前。往昔王内史，焚香有余烟。千年今一归，景物还依然。涧水既荡潏，山花亦清妍。不辞原(左阝右显)劳，乐此宾从贤。访古共纡郁，劳农独勤拳。怜我乘胜践，裂线寄真诠。逃禅公勿遽，且毕区中缘。”
　　“耶舍禅师开往昔，宗门衣钵绍相绎。”耶舍之后，归宗寺高僧辈出，仅见于史载的有名有传的名僧就多达15人。他们在唐宋时期不同程度上对归宗寺的修复和中兴起了很大作用，为保持和扩大耶舍用心血建立起来的基业作出了努力和贡献，使归宗寺得以继续保持在庐山诸刹中的领先地位。
　　这一时期，归宗寺在经过唐元和间(806~820年)僧智常住持重修和北宋嘉佑间(1056~1063年)周伯祥增修后，规模和影响都已超过了前代水平，引起了时人的高度注意。许多著名文人如苏轼、苏辙、黄庭坚、朱熹、王十朋等都先后来寺游观，与寺中长老往来对答，关系密切，写下了许多诗文描述当时寺之盛况，其中苏辙《归宗寺诗》这样写道:“来听归宗早晚钟，疲劳懒上紫霄峰。墨池漫叠溪中石，白塔微分岭上松。佛宇争雄一山甲，僧厨坐待十方供。欲游山北东西林，岩谷相连更几重?”
　　归宗寺的鼎盛局面在元末战争中被彻底打破。明洪武初，待制王(左礻右韦)访寻归宗寺时，“归宗已尽焚圮，其故址皆灌木蒙翳不可入，诸石刻崩裂，荡尽无复存者”，一派荒败景象。此后，僧人道溟、怀瓒、慧清相继经营，归宗寺才渐露生机，有所复苏，但似“半塔悬萝薜，颓墙护鬼神”的萧索痕迹仍随处可见。这种境况一直维持到达观可禅师住持归宗后才得到较大改观。
　　达观，讳真可，又名紫柏，世居吴江太湖之滨，俗姓姚。“儿时志气雄放，不可羁勒。”年十七仗剑出游，行至苏州，投宿虎丘僧舍，闻僧夜诵，触动心弦，遂出家为僧，很快便“凌轹诸方”。之后游五台，至京师，上峨嵋，下瞿塘，过荆襄，登太和，四访高僧名释，遍参禅经释典，复戒坛，兴废寺，创学派，“护持正法，摧伏魔外”，名震宇内。时明神宗之母慈圣皇太后对他非常器重，赐以紫迦黎。达观入寺以来，始终以振兴佛门，济贫救世为己任。他曾慷慨陈词:“海印不归，我为法一大负；矿税不止，我救世一大负；传灯录不继，我慧命一大负。舍此一具贫骨，释此三负，不复走王舍城矣。”表现了舍生忘死，舍身取义的无畏气概和献身精神，并因此而得罪当权阉党，被捕下狱。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坚坐而逝”于狱中。十三年之后，才移葬径山。
　　达观一生当中两度上庐山。第一次“过匡山，穷相宗奥义”，大有收获，对庐山佛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在游历各地名刹后，又归憩匡庐。这次重返，驻足时间较长，“徘徊山南北”，恋恋不舍去。当他游到归宗寺时，见这座昔日名刹“殿堂几败”，僧无定居，穷困潦倒，“太息久之”，心痛不已，遂暂栖下，为恢复归宗古寺而尽力尽责。据载，归宗寺前有株古松，是唐僧智常手植，“其荣悴尝与寺之兴废相关”。万历年间寺遭焚毁时，古松被山民作为取脂燃火之用，“本之所未绝者十之二三”，日见枯败。之后寺僧饥饿无食，又曾想伐卖此树以糊口，只因一乞丐施米于僧才使松得以幸免。达观来寺时抚松默祝道:“如寺当兴，汝复生也。”把松之死活当作寺兴复之兆，“累石附涂，补其斫口”，精心培植，终使松“皱肤弥缝，砌石完好莫辨”，成活如旧，且“秀色视他松愈王”，而归宗寺也焕然复旧观，应验了当初达观之语，松因此而名复生松。此事僧庆宜《复生松记略》里记之甚详。其中细节虽非全是事实，但寺能重新恢复，实“可师之力”。其时，达观凭借自身名望和与明朝廷的密切关系，几经努力，修复了耶舍塔，开辟了磴道，修筑了桥梁，构建了喷雪亭，使归宗寺复兴如初，重振古风，再度受到广大僧侣的注目，明神宗也两度下敕谕护寺，颁赐藏经678函供达观禅师参阅，极为重视。达观因此特建藏经阁以藏之。
　　达观门徒杲清接任住持后，继续与明朝廷和达官文人保持亲密关系。邹元标题诗赠之，希望“他年法雨诸天集，惊起潭中久卧龙”，并再度得到御赐藏经，使“踏破匡庐百万重，不知何处是归宗”的状况得以大为改观。但至明末，明军悍将左良玉率大军沿长江上游进击南京南明福王，沿路烧杀抢掠，江州和庐山遭到洗劫，归宗寺再度沦为“寒山瑞草自芊芊，古刹凄凉不住禅”的荒凉之区。
　　清兵入主中原后，归宗寺自顺治统治时起开始着手恢复。不久，著名僧人迦陵应许兆麟之请由杭州来庐山重修归宗寺，雍正时又索性辞去京师大觉院住持一职，安禅于归宗，专心致力于振复归宗。他的举动得到与他“旧邸相识”的雍正帝的关心和支持。先是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迦陵复还归宗时追赠他为“国师”，赐与谥号，命内阁“撰拟其语录著入藏经”，进而又御书“慈遍庐峰”匾额赐寺，为国师建仁庙行宫，并敕赐寺改名瞻云寺。迦陵师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快便修复了佛殿三座，禅堂、客堂、斋堂数十楹，添置了大量寺产，归宗寺出现了坡田错落散置，“云霓飞阁临丹壑，裴翠香烟出绛纱”的可人局面。这一状况在乾隆帝继位后得到进一步扩展。当时，乾隆帝新敕建了收藏御赐藏经八柜(每柜九十函)的藏经阁，用国库钱款整饰了寺宇，而且谕令地方每年由府库濠租项下支领白银二十四两作为归宗寺的香灯资本，永久享受。归宗寺受此殊荣后一度成为“坐山横亘周围约十余里”的富足大寺。
　　归宗寺在经过顺治至乾隆二百多年的中兴后，在咸丰三年(1853年)又为战火摧毁。从同治三年(1864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十多年时间里，僧荆壁、空谷、修梅先后修复了寺中大殿护法堂、弥勒殿、方丈、古松堂、衣钵寮、关帝庙、藏经阁等重要建筑。1932年上海水灾义赈会又拨款修复了大雄宝殿，归宗寺逐渐复苏起来。
　　1938年夏，国民党军队在庐山山脚东古、西古二山和隘口一带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归宗寺于9月15日被日军攻占，损失惨重，“较他丛林为巨”。寺中建筑包括前门韦驮殿、布袋佛像、西厢四大金刚、大雄宝殿均被日军击毁，罗汉堂里由景德镇名塑季守之所塑十八罗汉像被砸碎得七零八落，身首异处，明代古物三足鼎仅存一具，藏经阁内所藏光绪五年(1879年)慈禧太后所赐大藏经七千二百卷和华严经板八十卷烧毁几尽，仅存二千余册，“镌刻精巧，为世所珍”的宋明时代的名人真迹、书法石刻和明代宗鉴堂书法石刻二十八块也全部被日军劫走，归宗寺至此一蹶不振。现仅存有王羲之洗墨池静卧旧寺废址中，倘能使游人追忆起昔日古刹的繁华。
　　洗墨池，处旧寺正殿之东，据传为王羲之习字洗墨处。《商丘漫语》疑其非，曾提出“羲之虽善书，安能变地脉易水色，使之久而犹黑哉?”的疑问，而历代文人更多对此持肯定态度。不管真假，能延存今日亦所算难得。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游墨池时所指出的:“然流传既久，即其不足信者，亦为古迹矣。”借墨池张扬王的刻苦顽强的精神以激励和培养后人励志学习也不无好处，对此古人早有明见:“临池水为黑，艺事也不苟；寄语纨绔儿，朅来饮一斗。”明僧行正特建右军阁纪念王羲之也有此意。
　　旧时归宗对庐山民俗也深有影响。据载，归宗寺历来禁止妇女入寺，但每逢正月十五这天则全面开禁，允许周围居民，不论男女老幼可入寺纵游。而寺僧则借此机登坛说法，宣扬佛教，迦陵国师就曾在这天“登座向大众说法”。这一成规源远流长、世代相沿，成为庐山居民元宵节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直至民国时期仍存，“居民犹有闹归宗之风俗”。
　　归宗寺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以它为基地和标志而发展起来的归宗景区却始终是庐山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一直以其悠久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美奇异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古往今来无数游人。驻足归宗，抚今追昔，不能不令人们忆起耶舍这位“学兼梵与华，誉望亦蔚起”的西域高僧。无怪于清人吴炜在《归宗寺诗》中不无赞佩地写道:“舍宅风流帷内史，开山耆宿本高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