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 《大慈恩寺志》由增勤法师策划，主编受增勤法师委托，负责拟定本《志》编写大纲、聘请各卷撰稿者及最后总纂、改定全稿等事宜。各卷的撰稿者及所撰部分如下：古
　　第一、三、十、十一、十三至十七、二十至二十四卷由陈景富撰写，第二卷由樊光春撰写，第四卷由樊耀亭撰写，第五至七卷由吕建福撰写，第八、九及二十五卷由白炎撰写，第十二卷由吕乐山撰写，第十八、十九卷由郑文华、陈景富撰写。古
　　凡例 一、本《志》遵奉“求真存实”的原则。基于本寺属第一次编志，故凡取材记事，古今并重，以求其“全”。古
　　二、取材范围包括寺院古今的人、事、物，以及与寺院有密切关系的周边环境的历史、现状。主
　　三、记事时间，在寺院方面上起于唐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下迄公元２０００年；在有关周边环境方面则上起于秦（前２２１—２０７），下迄于公元２０００年。斋
　　四、在人物方面，生者不立传，事迹见于有关叙事行文中。主
　　五、年代记述，１９４９年以前先记朝代年号，后加括弧注明公元纪年，例如：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民国元年（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以后直用公元纪年；凡公元纪年均略去“公元”二字，公元以前在阿拉伯数字前加“前”字。斋
　　六、引语或重要资料的引用均在引文后括弧内注明原著名称。主
　　七、一般使用标准简化汉字，无简化者仍用繁体字。知
　　八、内容编排不采用章、节形式，而是按人、事、物、文等略分为若干单元，以“卷”为单位，一般一单元立为一卷，内容多的单元则分为多卷，并以（一）、（二）……注明同一单元内容的连续性。主
　　九、凡预玄奘译场工作之僧俗均编入《志》。知
　　十、玄奘外籍弟子及译经僧小传编于本《志》“友好交往”卷。
　　卷首寄语 １９９５年，我従大兴善寺调任大慈恩寺监院，能够住在这样的一座寺院里修证和弘扬佛法，心里既高兴，也感到责任的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大慈恩寺従落成的那天开始便成了玄奘大师译经弘法的重镇，同时也是他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行，事关玄奘大师的声誉和事业，不能有须臾的怠忽。知
　　玄奘大师自贞观十九年（６４５）求法归来至麟德元年（６６４）圆寂，总共在长安生活工作了２０个年头，先后译出大小乘显密经典７５部１３３５卷，其中尤以法相唯识学经典居多。在这２０年中，有１１年（６４８—６５８）是住在大慈恩寺内，在皇太子李治专门为其建造的翻经院里译经弘法，象《摄大乘论无性释》、《大乘百法明门论》、《摄大乘论世亲释》、《摄大乘论本》、《阿毗达靡识身足论》、《缘起圣道经》、《如来示教胜军王经》、《菩萨戒羯磨文》、《王法正理论》、《最无比经》、《菩萨戒本》、《大乘掌珍论》、《佛地经论》、《因明正理门论》、《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瑜伽师地论释》、《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说无垢称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广百论》、《大乘广百论释论》、《本事经》、《诸佛心陀罗尼经》、《受持七佛名号所生功德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阿毗达磨显宗论》、《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大乘成业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佛临涅脖记法住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称赞大乘功德经》、《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八名普密陀罗尼经》、《显无边佛土功德经》、《胜幢臂印陀罗尼经》、《持世陀罗尼经》、《十一面神咒心经》、《阿毗达磨毗婆沙论》、《阿毗达磨发智论》等４０余部约五百卷经典就译出于大慈恩寺。为了翻译这些经典，従住进大慈恩寺的那天开始，特别是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崩驾之后，即“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渐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玄奘大师这种为弘扬佛陀正教、为建设中国文化而争分夺秒、竞竞业业、无私忘我地工作的精神品格，永远是我们大慈恩寺僧众，同时也是广大佛教四众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斋
　　玄奘大师在国内游学时即遍学三藏典籍，尤其精通《俱舍》、《摄论》、《涅脖》等经论。为了弄清楚《摄论》与《地论》在法相学说方面的分歧的原因，因此决定到佛教的策源地印度游学，寻觅全面阐释三乘学说的经典《瑜伽师地论》。在印度求法期间，玄奘大师于那烂陀寺师従著名大德戒贤三藏法师，听其讲《瑜伽论》三遍，历时达数年之久；还听讲过《顺正理论》、《显扬圣教论》、《对法》、《因明》、《声明》、《集量论》、《中论》、《百论》等，或一遍，或二遍，或三遍不等。此前此后，玄奘大师还遍游五天，先后従师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因明》、《声明》、《广百论》、《经百论》、《对法》、《显宗论》、《理门》、数种《毗婆沙论》、《萨婆多部辨真》、《发智论》、《六足论》、《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论》、《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摄正法论》、《成实论》、《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不住涅脖》、《摄正法》、《十二因缘》、《庄严论》等等，従此成为佛学上一位广综博学的大家。大师还国后，遵照正法藏戒贤三藏之叮咛嘱咐，开弘其一系之法相唯识学。至贞观二十二年译出《瑜伽师地论》百卷，随后又渐次译出唯识学方面的一系列经典如《解深密经》、《摄大乘论》之《无性释》与《世亲释》、《阿毗达磨毗婆沙论》、《因明正理门论》、《大乘百法明门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成唯识论》等，従而开创了中国佛教唯识宗。学术界认为，唯识学思想従阿含发展到般若，到中观，到瑜伽，体现了印度佛教思想发展日趋严密的过程，无论従思想的系统性或组织的严密性而言，都是世界上同时期里其它国家的哲学思想所无可比拟的，它的突出特点是“由个人的身心推演到主客观，推演到内外世界、宇宙万象，乃至生命的形上形下各层意义，同时又由理论符合到实践意义，透出实践的方法”（张曼涛主编的《唯识学的发展与传承》）。因此，有学者认为，唯识学的产生是佛教教理史的一大进展，甚至认为，大乘佛教的理论化直到唯识学的产生才宣告真正的完成。据此可以看出玄奘大师对唯识学思想追根究底并在中国大力加以弘扬之原因及意义所在。继承玄奘大师的遗志，理所当然地包括继承其学说并进一步加以恢张弘扬。知
　　玄奘大师在印度求法，时达十七年之久，他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学而不厌的精神，谦恭有礼而又不失原则的品格，以及博学多识，赢得了五天僧俗、举国上下的爱戴和崇敬。刚到那烂陀寺，即被推为该寺通达三藏的十大德之一，受到隆重的礼遇；在那烂陀寺讲《摄论》和《唯识抉择论》，消弭歧异，会通瑜伽、中观两家学说，并且写成《会宗论》，受到戒贤三藏及其他大德的称赞。又针对正量部论师般若掬多所著《破大乘论》而撰成《制恶见论》以维护大乘佛法，在戒日王为其召集的有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及大小乘僧人、婆罗门、外道等五千多人参加的曲女城大会上，历十八日，竟无一人对玄奘大师的《会宗论》及《制恶见论》敢于驳难或提出异议，従而被大小乘僧人分别推尊为“摩诃耶那提婆”（华言“大乘天”）和“木叉提婆”（华言“解脱天”）。曲女城会后，又应邀随喜参加了戒日王在钵罗耶伽国两河间举行的第六届无遮大会，到会道俗五十余万人，所受荣宠，有加于前。当玄奘大师庄严经像、准备还国时，那烂陀寺诸大德力劝其留在印度弘法，并以所谓“蔑戾车地，轻人贱法，诸佛所以不生；志狭垢深，圣贤由兹弗往……”等恶语诋毁中国时，玄奘大师不卑不亢，严辞予以反驳，还国弘化的决心未曾为之动摇。后来，鸠摩罗王更说：“师能住弟子处受供养者，当为师造一百寺。”玄奘大师复苦言相告说：“支那国去此遐远，晚闻佛法，虽沾梗概，不能委具，为此故来访殊异耳。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是以不敢须臾而忘。”无奈，鸠摩罗王只好厚施饯行，而玄奘大师惟取一“曷刺凇披”（毡子一类物品）充雨具之外，余并不受。鸠摩罗王相送数十里始告别，各自呜咽不能已。玄奘大师不以博学而傲世，不因荣宠而忘归，心系祖国，志在传弘，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化使者的大家风度与爱国主义者的情怀。古
　　事实说明，玄奘大师的人格是顶天立地的，他的精神是深邃无比的，他的事业是经天纬地的，他的形象是光辉灿烂的，他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为大慈恩寺与玄奘大师具有这样一份深厚的因缘而感到骄傲、受到鼓舞、得到鞭策。我们的责任是：宣传玄奘大师的光辉事迹，学习玄奘大师的高尚情操，继承玄奘大师的利生事业，把弘扬和研究玄奘大师的法相唯识学思想当成我们一项永远的功课。建造玄奘三藏院、奉安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于纪念堂内，以及策划编写《大慈恩寺志》等等，这都是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理所应做的事情，都是出于一个共同目的，即弘扬光大玄奘大师的精神和学说。今后，我们将进一步严格寺纲、健全制度、加强僧伽教育，不断提高寺僧的思想素养、文化素养和修证的自觉性，在自身修证的同时，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教化众生，为净化社会，为社会安定、祥和尽一份力量，做一个无愧于玄奘大师的正修正行的僧人。古
　　谨此寄语。斋
　　增勤敬撰公元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０日主
　　序言 大慈恩寺自创建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五十余年的历史，无论于古于今都是西安地区的著名佛教寺院，也是中国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寺院。它之所以闻名古今，影响中外，乃是各种因缘和合的结果。知
　　首先，大慈恩寺是唐高宗在春宫时为其母文德皇后所建的愿寺。文德皇后可谓是唐太宗的贤内助，史载其“性尤俭约”，虽有皇后之尊，但“凡所服御，取给而已”，即临死亦主张薄葬，不要“劳费天下”，一生无奢华之心；又常以汉之吕后、霍氏干政、外戚跋扈为“切骨之戒”，不愿因自己托身紫宫而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并力劝太宗不要过分重用其兄长孙无忌；对贤臣如魏徵、房玄龄等则力举力保之；还曾撰古妇人善事，成《女则》十卷，亲为之序，太宗谓此“足可垂于后代”。她死后，太宗叹曰：“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缺），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也。”文德皇后不谓无功于国也，不谓无功于“贞观之治”也。她死时，高宗李治为晋王，年仅九岁，“哀慕感动左右”。李治被立为皇太子后，常随太宗于大明宫视朝，每天阴则两手心痛，以是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于是于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下令在大明宫正南临曲江池的风景形胜处为之建寺，以便每天上朝时都能遥而望之，藉此寄乌鸟之情，报昊天之恩。文德皇后识大体，重社稷，守本分，实可为后世后妃贵妇之“女则”。高宗以幼年丧母，既长而思之愈切，因之崇洪慈觉道而冀申孺慕，其拳拳赤子之心昭如日月。中国历史号称上下五千年，可谓悠久。悠久的历史很足以令人感奋、骄傲和自豪，但有时也让人深深感到身心包袱的沉重，例如自秦汉以降至于明清民国的专制以及专制制度所孵化出来的伪善与奴颜，诸如此类，则往往使人一想起就不免倒抽一口冷气。怎样学习历史，弘扬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这是今天摆在每个人面前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文德皇后和太子李治的上述行为共同体现了“知礼”和“厉行”的传统精神，记住这一点，对于在部分人以权敛钱、以钱买官、权钱交易、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屡教不改、禁而益烈、毫无廉耻可言这一世风日下的现在重建我们曾经赖以骄傲自豪的“礼仪之邦”是绝对必要的、有益的。因此我想，指出大慈恩寺与文德皇后及皇太子李治的关系，主要不是为了突出寺院的皇权色彩，而应当是揭开皇权的面纱去开采我们民族所原本具有的优秀的精神品格。古
　　其次要谈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大慈恩寺従它建成的那天开始，就与千古一人玄奘大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既是他译经弘法的地方，也是他创立的法相唯识宗的祖庭所在地。玄奘法师不仅是著名的佛学大师，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著作家、翻译家、外交家和爱国主义者。他将求知若渴、学必求精求真的精神，不远万里、不辞艰险、只身西行求觅佛法真谛的大无畏精神，建立在博学多闻基础上的自信、面对众多论士而敢于胜利的精神，不为浮名利禄羁缚、决心服务于祖国、民族的精神，抢晨昏、兼昼夜、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敬业精神……集于一身，铸就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形象和浩气长存的民族魂。显然，玄奘大师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品格绝非随着一部《西游记》小说、一部电视剧的流行就能全面反映并使之家喻户晓的。恰恰相反，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是把虚拟的弟子孙悟空当成了主角，而玄奘在实际上却不过是为了展开故事而借用的一个配角。它们以孙悟空的降妖擒怪的千般本事掩盖了玄奘孤身只影西行求法的胆识与勇气，似乎没有孙悟空就没有玄奘求法的成功，这对于一般读者和观众来说，无疑是一种出于“诚心”的误导。退一步而言，即使小说和电视剧通过孙悟空的降妖擒怪“成功”地说明了求法路上所遇到的千难万险，但玄奘在其它方面的业绩与精神也被忽略或掩盖了。这样说并非是在以吹毛求疵的眼光去苛求和责难小说和电视剧的作者，其实，仅従艺术作品的角度去评价，它们都是成功的，是群众喜闻乐见的，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在这里提到这个问题，目的仅是想强调，仅従《西游记》的故事去理解，去评价玄奘大师的光辉业绩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让玄奘大师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每一个人真正了解、认识玄奘，并将其当作自己做人的榜样和行事的楷模，尚需理论界、学术界、艺术界等各方面继续努力。作为大慈恩寺的僧众，做为古都西安人民、陕西人民，尤其有责任去宣传这位伟人的事迹，尤其有必要去学习这位伟人的精神和品格，因为这里曾经是玄奘大师长期生活、奋斗过的地方，也是他的生命获得最高升华的地方。我们应当让大师的精神、思想、品格继续浸润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心，我们应当把他当做引导我们前进的一面旗帜，在新的世纪里，在西部大开发中，创造出新的更大的辉煌。知
　　再次要说的是，大慈恩寺所体现的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文化，同时也与世俗文化密切相关。在唐代，大慈恩寺与邻近的杏园、曲江池、芙蓉园、乐游原一起，共同组成了唐都长安最大的园林风景区，是唐代皇帝、官僚士绅、广大市民开展各项文化娱乐活动的首选之地，中和、上巳、重阳三令节以及每年新进士庆祝金榜题名的曲江大会即曲江宴都是在这里举行。其中，与大慈恩寺最直接相关的是新进士曲江宴后的雁塔题名。唐代举人登进士第被看成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都把这当成一件大事、幸事、喜事来对待。一旦放榜，及第的举人即新科进士便聚集到杏园曲江亭狂欢庆祝，一醉方休，然后集体到大慈恩寺里，选一善书者将同年进士的姓名、登第年月列于塔壁上。其意或在取“与雁塔并高”、“与雁塔同永”。雁塔题名従中宗时开始，迄于唐末，经过五代宋元的沉寂，至明清，陕西举人（间有进士）复沿袭唐代故事，题名刻碑罗列于雁塔旁。自古及今，人们皆以“雁塔题名”为我国古代一大文化盛事，对于陕西来说，则更是其厚重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被引以为光荣和值得骄傲的事情。实际上，至今遗存的唐代题名和数量颇巨的明清题名，的确是我们民族先贤留下的一份特殊遗产，是我们研究唐代历史文化、陕西历史文化的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除此之外，由于大慈恩寺是一代伟人玄奘大师译经弘法的重镇，同时又是他所创立的佛教唯识宗的祖庭，而寺中的雁塔自武则天重建以后即成为京城长安的最高建筑物和风景名胜，唐代以后，甚至于成了西安的象征性建筑，由是吸引了众多游客。特别是那些文人墨客、雅士骚人，他们登临抒怀，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不少瑰丽的色彩。单就大雁塔而言，它那“七层靡苍穹”、“直上青云垂”的雄姿，従唐代至今，巍然屹立已达一千数百年之久，由此而反映出的丰富文化内涵和智慧闪光，你难道能用一言两语就道得尽说得完吗……主
　　编写《大慈恩寺志》的目的就是要对此一名寺古刹的悠久历史、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进行全面系统、仔细认真的梳理、汇集、整理和记录。《志》内分设寺院历史沿革（包括当代兴建，并附“慈恩塔院”）、玄奘求法及译经、法相唯识宗祖庭、唐太宗唐高宗诏令、玄奘表启、人物（包括玄奘弟子、译经僧、历代住持、高僧、居士、政要）、考古文物、雁塔题名、曲江风景、慈恩学院、友好交往、诗文、碑铭、大事记共１５个部分，应当说是基本囊括了大慈恩寺自创建以来１３５０多年里历史演变的各个方面。本着“求真存实”的原则，《志》中对历史文献所载有关资料的收集首先是求全，其次是辨别真假，再次是无従稽考者则并列不同观点以待后贤。例如关于大慈恩寺的原址问题，本《志》根据最原始的资料，采用“净觉故伽蓝”说，而没有采用隋无漏寺说；关于大雁塔的级数，本《志》也従多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与以往文献记载不同的看法；在历代重修及法系变迁方面，寺内有碑记说川陕总督鄂海曾于康熙二十七年主持重修事宜，本《志》则据《清史稿》鄂海本传中鄂海至康熙三十二年始任陕西按察使，五十二年始为川陕总督的记载指出“二十七年”重修时间之误；此外还据《陕西省志·大事记》补充了明成化二年重修后至正德八年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喇嘛僧住持大慈恩寺弘扬藏传佛教以及正德八年明廷拨款重修的事实。又如关于曲江的定义问题，许多文献记载都指自曲江池北端流至慈恩寺前的支流称之为“黄渠”，本《志》则据实指正：従曲江池北端流出的两条支流，即向北流经敦化、立政二坊而至升道坊龙华寺境内的一支和向西流经青龙、通善二坊而至于晋昌坊东半部大慈恩寺前的一支，均属曲江的一部分，或者说，都称之为曲江，而将大慈恩寺前的曲江指为黄渠是错误的。经这样指正之后，有关历史上曲江位置之争便可顺利地解决了。修志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历史的连续性，由于大慈恩寺従创建至今并未修过专门寺志，因此，对于历史部分的资料而言，存在着如何集零为整和将之条理化、系统化的问题，例如有关大慈恩寺及相关的曲江风景区各景点的大量歌咏、三令节及曲江大会等方面的资料，文献记载都是零星的或散乱的，这次都一一加以收集、整理；对于金石铭文之类则属于抢救性保护和保存的问题。唐代大慈恩寺塔内壁间的进士题名先是经李德裕的人为毁坏，后复经唐末五代及宋初火烧，损失几不可挽回，幸有政和（１１１—１１１８）间柳心、樊察、王正叔等人的竭力抢救，方得存其部分至今；据传寺内原有明清题名碑上百方，后因种种原因委弃荒草间，至今完整可读者不过仅剩三十余方而已；寺内所存十余方鄂海祠堂落成纪念碑，因为似乎与本寺历史“无关”，尤其未被重视；重修碑算是最受保护的部分，然由于岁月无情，许多碑文也业已漫漶不清。凡此种种，如不及时加以整理，必然要留下许多遗憾。幸得本寺方丈增勤法师的全力支持，这次一无遗漏地进行摹拓，并一一辑录于本《志》中，实可慰也。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本《志》编写于寺内玄奘纪念堂即将落成、开光之际，因此得以将此一巨大工程的投资、设计，兴建进展情况，建筑物的规模、风格特色以及功能，建筑物内部的装饰、陈设等详细资料，及时记录在册，为后人留下一份第一手的完整的资料，亦实可庆幸也。古
　　《大慈恩寺志》的编写，始于１９９９年６月，至２０００年的８月修改定稿并打印成册，历时１４个月。它的编写完成和最后出版，首先要归功于增勤法师的策划，其次要归功于参与编撰的各位学者的协同合作，此外还要感谢大慈恩寺的全体僧众及寺院管委会成员的全力支持。古
　　谨以《大慈恩寺志》奉为大慈恩寺玄奘三藏院落成开光法会暨玄奘顶骨舍利奉安于纪念堂内开光法会的一分献礼。主
　　以斯为序。知
　　陈景富沐手撰于寓所无说斋古
　　２０００．８．１３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