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想说爱你不容易

2014/9/8    热度：667   

响堂山石窟，想说爱你不容易
　　----赵立春在地方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文明是一个成熟透了的文明。这个评价并不为过。从邯郸独有的这十大文化脉系也可窥探出一些端倪。仅就邯郸的北齐石窟文化而言，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中便占据着一席其他地区难于替代也不可替代的地位。
　　纵观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历程，新疆地区是最早兴盛起来的，在佛教东渐过程中曾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东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古龟兹地区开凿石窟寺的风气逐渐向东施展他的影响，大约在4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以凉州（甘肃武威）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开始了石窟寺的开凿，如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的凉州石窟，河西走廊以东有西秦开凿的炳灵寺石窟等，这些石窟被称为凉州模式。
　　5世纪前期，北魏灭北凉，统一了中原北方地区，凉州佛教逐渐传入北魏都城平城，使其成为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佛教中心。为云岗石窟的开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云岗石窟的开凿显示出了北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这种实力也反映在艺术风格上，因此被学术界称之为云岗模式。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城南的伊阙开凿了龙门石窟，这意味着北魏统治者又为自己在新都营建了一个精神家园。龙门石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较多地继承着云岗石窟的模式。
　　6世纪前期，北魏统治集团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东西魏。北朝的统治中心分别转移到了邺城和长安，随着中原局势的动荡，故都洛阳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工程被迫中断，洛阳大量的人力、物力转而流入邺城，使得石窟艺术的流布又开拓出新的区域。在太行山东麓一线，以邺城为中心的响堂山石窟群自此诞生。
　　石窟雕塑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在从西域传来的过程中逐步被华夏文化所改造和同化。尤其受到南方趣味的不断冲击和影响。这种影响自北魏改制后日趋明显，而到北齐北周时期已经可以看出南北融合的明显迹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响堂山石窟为主的邯郸北齐石窟文化既是中外文化相交流、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南北文化之间互相渗透、相互融汇过程的历史体现。而从文化的深层内涵讲，这种南北之间的互相渗透与融合，也是佛教雕塑艺术逐渐趋于民族化世俗化的过程。正是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融汇过程，才使得佛像造型有了愈加中国化、民族化、和谐化的发展。对佛像的膜拜，从深目高鼻的外国人形象，变成了汉文化世俗等级社会中的人，让人能够感受到某种人情味和亲切感。响堂山石窟便是这种多元文化综合体现的杰出代表，因此，学术界称响堂山石窟的这种文化现象为“北齐模式”或“响堂模式”。
　　所以我说，响堂山石窟在艺术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是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诸多大石窟无法比拟也无法取代的。因此在1961 年，响堂山石窟与诸大石窟一起被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学者范文澜、郭沫若等响堂山石窟艺术均有很高的评价。鲁迅先生对响堂石窟艺术也多有偏爱，曾多次在北京琉璃厂购买响堂山石窟造像和刻经拓片精心收藏。并记录在他的日记中。
　　近100年来，响堂山石窟始终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目光。
　　而最早对响堂山石窟开展研究工作的是日本的学者长畈大丁。1922年，他曾先后三次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并在日本发表了调查报告。1935年我国学者开始对石窟艺术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考古组徐炳旭、顾颉刚老先生选择的第一个研究点不是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而是选择了响堂山。他们带领学生在南、北响堂进行了拍照、拓片、记录、整理了有关造像题记，校刊刻经、编制碑目、文字记录现状的工作，其后印行出版了《南北响堂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确认了响堂是以北齐石刻为主的石窟群，这是国内研究响堂的最早著作，也是我国对石窟寺艺术研究的创始。1936年11月，营造学社刘敦桢继徐、顾二老之后又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其主要观点阐述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同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也对响堂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调查，并出版了日文版《河北磁县河南武安响堂山石窟》一书。其后著名学者王去非，刘慧达、苏白、马世长等对响堂山石窟都进行过调查和研究。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共出版响堂山石窟专著5本，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新中国考古学上第一个博士，也就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李玉群先生的博士论文就选择了响堂山和邺城的佛教艺术。此外在美国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等高等院校也有专事响堂山石窟艺术研究的学者。日本著名陶瓷学者、大阪市立美术馆馆长蓑丰的爱人蒋人和女士数十年来一直倾心于响堂山石窟艺术的研究，并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响堂山石窟艺术不仅深得学者们的宠爱，而且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早在1956年这里便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响堂山石窟文物保管所（即今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的前身）。1959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冒雨参观了南响堂，并对第七窟（千佛洞）内的飞天，伎乐等造像给予了高度赞赏，并指示当地负责人要保护好这处艺术宝藏。因此，在“文革”期间，响堂山石窟免受了灾难。1961年，响堂山石窟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响堂山石窟在艺术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过内外学者肯定。作为邯郸十大文化脉系之一，我们应该冷静和清醒地思考我们的不足。与其他地区的石窟单位相比，我们在研究、保护、和发展上的差距是很大的。基本上处于全国倒数地位。在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系列中，共列入石窟单位14处，而响堂山石窟位列第七位，尽管这种排列没有名次的先后，但我们从侧面也可看出响堂山石窟的地位的重要性。据统计，第一批公布的这些石窟单位，大多在几十年前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保护机构，如敦煌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云岗石窟研究院、麦积山石窟研究所、大足石刻博物馆等，即使在第二批、第三批、乃至第五批公布的这些石窟单位中，有的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保护机构，如太原天龙山石窟研究所。而我们作为第一批国宝单位响堂山石窟至今还是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代管，一个县级的文物所在学术研究、文物保护、和人员素质上能不能够承担的起这一国之瑰宝的保护研究发展重任？这是响堂山石窟面临的最大的发展问题。
　　响堂山石窟也是在第一批石窟国宝单位中，唯一一处没有成立专门研究保护机构的单位。
　　差距是现实的,但是发展也是不可阻挡的潮流,面对现实,思考我们的不足,寻求深化发展之道,探索革新求变之路,也是现实的。正因为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们才有希望积蓄力量,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