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映辉

　　来源：长沙大学学报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不断地从自然界取得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又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原始农业出现以后，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大，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日益显著，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现在，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有两种：一是生态和自然资源的破坏，一是环境的污染。后者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前者则古已有之。所幸的是：考之载籍，就可以发现：在古代人类社会实践的某些方面，很早就自发地或自在地注意到了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相互关系，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保护环境的措施。中国古代的佛教寺院也有意、无意地为保护环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

　　佛教寺院对于环境的保护，主要是基于佛教的教义和禁忌，以及佛教徒修行参禅所需的环境条件。

　　首先，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所谓众生，即指人类、禽兽虫豸、林木花草等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佛教有许多戒律，是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规定和行为的限制。佛经说，戒为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学佛首先要守戒律。最主要的戒有五：不杀生、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饮酒。第一就是“不杀生”。由于佛教讲“众生平等”，不许杀生，所以僧侣对林木花草、飞禽走兽都持爱护的态度。寺院周围的自然环境，近水楼台，更是受到优先保护。其次，佛教僧侣出于灵魂寄托的目的，对生物有种特殊的感情，特别加以保护。第三，佛教徒修行参禅需要清静的环境，因此，寺院特别重视园林绿化，以求得清新安祥之所。一般来说，寺院多选择在风景秀丽的山林，如若处在市镇屋林之中，也以高墙大树遮隔，自然地形成作为静憩养性而用的园林空间。第四，一般百姓，对于佛教唯恐敬之不恭，对于寺院周围的环境，唯恐爱护不周，哪还敢破坏呢。第五，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也帮助保护寺院财产，维护寺院环境的秀美和幽静。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明成祖敕封庐山天池寺，规定了天池寺禁山的界址：东至五老峰，南至白云峰，西至马鞍山，北至讲经台，这一地区严禁樵采放牧，不准损毁森林。此道禁令在明清两代基本上得到执行。查慎行在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游庐山时说：“惟天池一带为禁山，苍翠如故”，“自大林（庐山有大林寺，在云顶峰，又名大林峰。笔者注）而西，冈脊迤坦，树阴丰茸，松毛堕地厚寸许，人行其上，策策有声。”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培养了许多高僧大德，吸引了无数的善男信女，大小寺院遍布全国各地，因此，我们决不可低估它在保护环境方面作出的成绩。

　　二

　　中国古代寺院对于保护环境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化环境。

　　美化环境，实际效果是保护了环境，由于还要能给人以美感，比一般的保护环境层次更高。佛教传入中国后，势力逐步壮大，寺院的数量，有的时期达到惊人的程度。北魏后期，佛教寺院已遍布北方各地。迁都洛阳后二十余年中，北魏全境寺院增至13700多所；北魏末年，更激增至30000余所。齐、周寺院有增无减，北齐超过40000，北周“有盈万数”。东晋南朝以后，江南佛教也大为发展，建康一地即有寺院500余所。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至鼎盛，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下令拆毁的寺院就达4600所，招提、兰若40000余所。各个时期遍布城乡的大大小小寺院，无不林木扶疏，花香鸟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把神州大地装点得漂漂亮亮。传颂干余年的杜牧《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说是历代寺院园林胜景的真实写照。就是一些山野小寺，景致之佳，也令人流连忘返。杜甫：“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刘禹锡也有诗曰：“何处深春好？春深兰若家。当香收柏叶，养蜜近梨花。野径宜行乐，游人尽驻车。菜园篱落短，遥见枯槔斜。”由于佛寺是善迎信徒，广接世人，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共享场所，优雅的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游览场所和休息娱乐的去处。

　　寺院园林对于环境的美化，尤见功效于城市中。我们知道，城市的最大特点是人口高度集中。它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的生态系统，是一种人工生态系统。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绿色植物）的量很少，消费者（人）的量很大，分解者（微生物）亦很少，城市的建筑、道路及大量废弃物的排放，改变了原有的生态和生态平衡。城市周围又大都是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森林和其它植被早已遭受了破坏。以洛阳为例，战国时著名的辩士苏秦，就是洛阳人。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洛阳附近田地既如此难得，表明战国末年这个地区的土地垦殖程度已经相当高，留下的林地大概不会有多少了。迨至西汉初年，洛阳的烧炭材木，已经不能靠近边供应了，人们要远到洛阳西南宜阳县山中去砍伐。北魏由代迁洛，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当时建设所需的材木都远取于西河之地，也就是吕梁山上。为什么不就近取之于伊洛流域诸山？可能是这些山上的森林已经破坏殆尽了。东汉、曹魏、西晋都是建都洛阳，几次改朝换代，洛阳几经焚毁。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各种复杂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毅然决然地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重建前的洛阳，承晋末“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之后，城内瓦砾遍地，一片废墟；城外森林消失殆尽，满目荒凉。后来，幸赖人工园林的建设，才使这样的局面得以改观。北魏迁洛之初，孝文帝元宏远谋政业，不事奢侈，皇家园林就只集中重建了西游园和华林园，并未开辟新的园林。倒是王侯贵族、外戚公主们建立了不少的私家园林，他们“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谢，家家而筑；花木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寺院园林，比较起来，也毫不逊色。北魏的最高统治者大多笃信佛教，大力修造寺院；庶士豪家舍宅为寺也蔚然成风，洛阳的寺院因此就非常的多，最盛时达1367所。“昭提（按：佛寺）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横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状。”佛寺注重绿化，大多是松竹拂檐，柳丝垂岸，香草护阶，菩提扶疏，环境十分幽美。如景林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寺中祗园精舍，“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法云寺“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其他如景明寺园林、宝光寺园林、景乐寺园林、永宁寺园林等等，都是当时佛寺名园。因了这众多的园林，洛阳城内，四季鲜花盛开，争芳斗艳，各种鸟儿竞相展露歌喉……城市完全变了模样，变得美丽可爱了。这些应是当时人们能直接感受到的。却还有许多的好处，人们不能耳闻目睹，不能不加以说明。现代科学表明：城市绿地、水面的保留和扩大，作为城市绿色屏障的城郊山林的存在，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作用。具体而言，树木能吸收许多种有毒气体和物质，吸滞烟尘；有些树木甚至还可以释放杀菌物质，杀灭细菌，从而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能不断吸收二氧化碳和放出氧气，以保证大气中二者的平衡，从而维护较大范围的生态平衡。森林还具有一定的调节小气候，改善环境的作用。由此可知，众多的寺院园林在美化洛阳城市环境方面，一定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其他城市，特别是古都亦然，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保护森林植被，植树造林，保持水土，防御自然灾害。

　　城市中的寺院园林，嘉木连阴，芳草如织，自然是僧侣们坚持植树造林，栽花种草的结果。中国古代的寺院有相当一部分是分布在山野乡村，在保护山地丘陵地带的森林植被和植树造林方面，僧侣们作了可贵的努力，从而为涵蓄水分，遏制水土流失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据《水经?河水注》载，离白马县故城大约50里的地方，有座神马寺，周围“耕耘垦斫，削落平尽”，惟寺旁“树木修整”，林木茂盛。湖南宁乡县是全国荒山迹地多，水寺流失严重的县，西部地区尤甚。据笔者亲眼所见，沩山地区到处童山秃岭，独密印寺（唐代灵佑禅师所建）旁古木参天，树木葱茏，显得格外突出。显然，寺旁森林得以保存至今，全赖寺院的作用。

　　唐贞观年间，藏王松赞干布曾领兵攻占松、茂等州（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把耕地、山林分给部下。不料这些人竟烧山围猎，毁林开荒，扩充牧场，肆意破坏森林，致使许多地方童山濯濯，山泉枯竭。松赞干布气愤之至，遂下令把余下的山林分成两类，一类为神山，由寺院管理，严禁任何僧俗人等侵犯，；一类为公林，属各部落、寨子共同管理使用。这两条法规，据说一直到本世纪50年年，还在贯彻执行，有力地制止了破坏森林的行为，使川西北的森林免遭厄运。

　　南岳衡山是我国有名的佛教圣地。唐朝末年，僧人京泰，外号“泰布纳”，在衡山佛寺“掌翰”二十年，目睹当时一些人在山上刀耕火种，对森林破坏很厉害，心中愤然，遂作《畲山谣》一首，云：“畲山儿，畲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年媚，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雀因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岸出，芝兰失根芭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鉏，千秋终是难复初。”这是一个很有点“环境意识”的僧人。他的歌谣后来传到京城，朝廷因此下诏，禁止在南岳畲山开荒。所以“千年古柏乔松间有存者，泰布纳之力也”。当然，寺院对林木的保护有时也力不从心。一些胆大之人，或迫于生计，或谋财源，上山樵采，致使森林破坏。仍以衡山为例。宋代法轮禅寺周围，“松杉数万，每至风激林响，声若洪涛”，可是到了明代，这里的林木已破坏得所剩无几了，明代韩阳《南岳种树记》说：“遥望林峦之间，众木森列，而往来之途，荆芜荒秽。夹道之木，百无二三。”王船山《莲峰志》也说到过去“枫、杉、桧、枬之流，干章插霄，一望苍郁。近颇伤于樵采。”兵争之地，战火所及，森林即遭剪伐，化为灰烬。清代潘耒《游南岳记》：“道中旧多古松，日影不到地，兵余剪伐殆尽，仅存数十株。”

　　寺院僧侣除注意保护天然森林植被外，还注重植树造林。例如昙摩密多，罽宾人。北魏初年，越葱岭，度流沙，到达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敦煌地处我国西北，自然条件本来并不是很好。精舍所在，又是闲旷之地，昙摩密多植柰千株，应是一番盛举。一些较大的寺院种植林木更多达上万株，乃至几十万株。衡山福严寺在建寺时，砍伐了一些林木，使得寺院附近有些萧索。福严寺主持慧思禅师，亲自倡导植树；而且身体力行。慧思之后的福严和尚更重视植树造林，在他的带领下，“栽种杉松十万株”。东晋著名高僧慧远的弟子昙诜，在庐山云顶峰讲经台东南一带种植许多花木，蔚然成林，云顶峰因而又名大林峰，昙诜在云顶峰所建寺院，亦名大林寺。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说：“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在大林寺西南侧，有两株婆罗木，人称“宝树”，相传亦为昙诜亲手栽植。高于巨枝，亭亭如盖。明代文人袁宏道见后，作《宝树诗》二首。其一云：“铁干铜肤四十围，隔峰犹自生孙枝；涂云抹日空山里，曾见东林行道时。”又北宋景德年间，黄龙寺和尚大超，手植杉木万株，皇帝褒其功绩，赐名“万杉”，诗人张孝祥为之吟咏道：“老干参天一万株，庐山佳处着浮图。”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保持一定的林地和水面，可以用来抵御自然灾害，“薮有圃草，圃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寺院在保护水土、防御自然灾害方面，曾做过不少工作，最典型的事例是唐代泗州开元寺。本来，因为“淮泗间地卑多雨潦”，泗州“岁有水害”。后来开元寺大和尚明远与郡守苏遇等谋划，“于沙湖隙地创避水僧坊”，“植松杉楠柽桧一万本。由是僧与民无垫溺患。”各时期寺院僧侣遍布各地，保护植被，植树造林，卓有成效，都能起到保护水土，抑制水土流失，防御自然灾害的作用，功不可没。

　　第三，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动物植物品种。

　　物种灭绝是当今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历史上我国的一些珍贵的动植物品种，由于寺院的保护得以保存下来，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仅举数例：

　　银杏，我国所特有的活化石。南岳衡山福严寺旁有两株。福严寺始建于南朝陈光大元年（公元567年）。这两株银杏据传是寺院主持慧思禅师于建寺时所种，树龄达1400多年。笔者曾见过这两株仍显青春风采的老树。遵化县城北禅林寺，有银杏，树龄更大，达1500多年。浙江天目山上因有佛寺故而生长成片的野生银杏。

　　鹅耳枥，濒于灭绝的最后一棵，保存于浙江普陀岛佛顶山上。

　　岩鸽、白鹇、小熊猫、苏门羚、弹琴蛙、大蚯蚓、枯叶蝶，均属世界少见的动物，靠我国佛教圣地峨嵋山报国寺的保护而幸存下来。

　　许多佛教徒从事了很多的社会公益事业，如行医施药，造桥修路，以及本文所述的保护环境、植树造林等等，这是历史事实，不能抹煞。如今，凡有佛教寺塔之处，无不绿树成荫，景色宜人，环境优美。所以认真总结佛教寺院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对今天的环境保护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