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仲宇

　　生态保护的口号，已经喊了一阵子了。无论是权威领导的报告，还是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都下达了不少。然而，生态的恶化虽有所遏制，整个生态环境的状态却仍令人担忧。现今的许多保护生态的措施，部分有些功效，但是总体上看，收效并不显著。问题在于，具体的措施，要通过人去执行，而人有思维有情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只有人们自觉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自己的责职、义务时，才会将口号付诸行动。由此，首先需要端正人们的思想。对人的思想的教育、培养与纠正，需要耐心的工作。调动传统的社会与文化资源，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且在社会上，尤其是信众中有巨大的号召力。对于生态保护，佛教有十分丰富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经验。今天加以提炼和弘扬，对于生态保护，生态修复，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仅想就众生平等的观念对于生态保护的价值，说一点心得。

　　一、明众生平等之理树立生态保护理念

　　当前的生态恶化，得到的遏制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从整个大环境说，全球变暖、灾害频起，污染普遍化而且仍在滋漫，对生物生存环境的影响，非常令人担忧。每年每月都有若干种物种绝灭，越来越多的以往常见的物种列入了濒危生物的名单。人们期望看到的生态达于良性，至少不要再产生破坏生态的新的问题，并没有出现，更不用说生态的修复并渐臻于理想状态。不少保护生态的措施，恢复生态的投资，远没有产生出预期的效益，似乎是事倍功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情形？根本说来，是人们对于生态保护、对待生态的观念尚未转变，对待生态和具体的生物的态度尚未端正。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能建立起众志成城生平等的理念。

　　众生平等，是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基本观念之一。《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称“大乘平等法”。所谓平等，是不起差别心，当然包括对众生的态度在内。当今说保护生态，第一就要树立起这样的观念。因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就开始了对世界上的自然资源无限止的掠夺。依据西方人的思维，人高踞于整个世界之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需要才存在，人类可以向自然宣战，征服它，改造它，随意地利用其资源。动物，植物，整个生物界，应当臣服于人类，生物的生存权，要服从于人类（其实只是一部分人）生活、经营、发财致富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在不同的时期也可以与其他的社会思潮以及普泛的观念结全在一起，从而产生更大的危害。比如，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主义的思潮，成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激荡的社会思潮。本来，科学是造福于人类的，但是当着人们认为有了科学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人类就可以为所欲为，则常常引发生态的灾难。1958年，大跃进的喧闹甚嚣尘上，有人作歌曰：“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传统的信仰被简单地摈弃，而“我”的地位被抬到与造物主等价的地步。于是，盲目向自然开战的结果，是生态与整个环境的大破坏，植被丰硕的好山变成了秃山，为了大炼钢铁，大树成了燃料，为了表示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成片的山林被毁，大块大块的湖面被围而成田，无论地上走的天上飞的和水中游的，都逃不脱一场大浩劫。今天再来讲众生平等，正是为了对治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和造成的弊端。须知，在过去的时代里，人们保持着传统的价值观，对自然怀着深深的敬畏，对生命抱着深切的同情，对伤生表示出有罪感，把护生当成积德行善。其中就有众生平等观念的影响。传统信仰的被遗忘，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种种破坏包括对人们自己的生活环境破坏的重要缘由。今天讲众生平等，无非是想借助于传统的广泛的号召力，重建当代的价值观。

　　众生平等，首先是肯定一切生命体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值得人类的尊重。人也是众生，是整个生物系统的一部分。按照六道轮回之说，人道居六道之一，四生之中，人属胎生，虽与其他生物有别，也不至于分别的完全对立、可以傲视其余的地步。因此，每一生命体都有其尊严。人与其它物种在生存权利上是平等的，我们在行使人的权利时，必须顾及别的物种的生存权利，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不以破坏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平衡状态，更不以牺牲其它生物的生命或生存发展条件为代价，在发展过程中本着众生平等观念，尊重自然界的秩序和规律，尊重其它生物的生命和权利，致力于建立将人类自身纳入到自然秩序中，从而使人类在自然中获得幸福。

　　众生平等，肯定众生都有灵性，所以不能以寻常无生命之物对待。对众生的分别相，只是现象界的事，从更深的层次看，佛家认为，一切有情皆有佛性，都有由之为出发点，解脱、提升的希望。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当着人们自己将自己当成一切生命最高层次与最高价值的时候，无非是自诩自己为万物之灵，却忘记自己也是生物界一部分，忘记了自己来之于自然，生存与发展也都依赖于自然。人类的解放同样也应当是自然的蓬勃生机的焕发，一切生命体都过上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其本性的生活。因此，强调人与众生都有存在的权利，都有生存与发展的尊严，是我们理想的一部分，也是当今建立起人与自然、与生态系统和谐的基本条件之一。

　　众生平等，肯定众生之间有着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关系。根据生态学的基本知识，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彼此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的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密切，而且不断进行着物质的交换、能量的传递和信息的交流。构成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各种生物的种类、数量和空间配置在一定时期均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使各生态系统能够各自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逆动态系统，其演变的规律靠的是系统与环境、系统内部各自系统之间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干耦合关系，这种关系通过能量、物质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系统的平衡。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平衡。而且现代生物学认为，生命是以网络型存在的，各种生命形态处在不同网络层次中，同时又互相依存、互相补充。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由其周围的环境决定的，生命圈中的全部生命形式是互相决定的。

　　美国科学家小米勒总结出生态学的三定律：一，我们的任何行动都不是孤立的，对自然界的任何侵犯都有无数的效应，其中许多是不可预料的，称为多效应原理；二，每一事物无不与其它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交融，称为相互联系原理；三，我们所生产的任何物质均不应对地球上自然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有任何干扰，称为勿干扰原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的生存发展和其它生物的生存发展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并且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应以破坏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平衡状态，更不应以牺牲其它生物的生命或生存发展条件为代价。否则，自然界的运行平衡状态一旦由于人类的粗暴干预而打破，必然会引起环境问题乃至生态危机、环境灾害。那么除了自然界之外，人类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如此的事例不胜枚举。而根据佛教中缘起的观点，所谓“缘”就是指的“因”，即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条件，但这种原因或条件不是指事物存在的根本因，而是指处于依存关系中的某种事物作为他物存在的条件，而其自身又需另外的事物作为存在条件。“缘起”即依条件而产生，《杂阿含经》中说：“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中阿含经》中说：“若有此则有彼，若无此则无彼，若生此则生彼，若灭此则灭彼。”这虽然是佛教中解释事物的形成和变化原因及世间现象相互间的关系的概念，但是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其中与现代生态学的观念契合之处。而人对自然界巧取豪夺、滥捕滥杀，最后又在生态危机、环境灾难中损失惨重，不正是因果报应论的极好注释吗？

　　众生平等，意味着要用平等之心去看待一切生命，将众生的生存与幸福，当成自己的责任。《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说：

　　舍利弗当知，我本立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如我昔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

　　这种度脱一切的观念，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观念，也是我们建立生态保护的责任心的基本出发点：人类的解放不仅在于人类社会制度的合乎理想，也意味着生态状态的优化，地球上的一切，与人类都友好相处，各得生遂，各得其所。

　　二、悲众生之苦 增进生态保护情感

　　众生平等，不仅需要明白这样的道理，而且还应将之渗入自己的心灵深处，尤要将众生平等的理念，化为自己情感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在内心与一切生命体融为一体，将生态链中发生的一切都看成是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事，将生物遭遇到的困境与灾难，都感同身受。这种情感，正是大乘佛教提倡的菩萨心。

　　《维摩诘所说经·文殊师利问疾品》中载，文殊师利去维摩诘处问病，问起菩萨生病之故，维摩诘回答说：

　　“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

　　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萨病者以大悲起。”

　　“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的观念，直是将自己与众生联为一体。不错，大乘佛教有度尽一切众生的宏愿，其最终的归宿是让众生摆脱无明，成于佛果。这是一个宗教解脱的方案。人们可以赞成之，也可能会有人不尽赞成。然而，将自己与众生联成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却是一个伟大的情感。当代社会里，人们生活的世界，是无限地广阔了，又无限地狭窄了。人们生存的技术快速发展，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印有人的足迹；然而每一个人，都被从生态环境的整体，乃至于从社会联络中切割出来，每个人都受到严格的制约，眼光盯着生活的小圈子，整天围着工作、收入、利益、更好的享受转，极少去感受自己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更少去思考自己与其他生物以及全部生态之间的关系。生态问题的出现，与这有紧密的关系。农村里的人们，可能还会感受到生存环境中的小生态被破坏或者被修复，与自己休戚相关，城市居民则很难有这一类感受。生态场中发生的一切，都似乎离自己很遥远，只有在闻不到鸟语花香、吃不到昔时果蔬时，才会感叹环境的恶化。也就是说，在许多人的情感世界中，生态，对生态的感受，是缺位的。由于此，人们对于生态场，渐渐变得麻木，对于生态的破坏，没有了切肤之痛，众生病归众生病，于我毫不相干。因此，重建与生态系统的感情联系，才能回归到自然，回归到生态场。这就是大悲的精神。同经《观众生品》又记：

　　文殊师利又问：“何谓为悲？”

　　答曰：“菩萨所作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之。”

　　“何谓为喜？”

　　“有所饶益，欢喜无悔。”

　　“何谓为舍？”

　　“所作福佑，无所悕望。”

　　饶益众生，便生欢喜心，所成就一切，可毫无保留地舍予众生，才能体现大悲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切生命的灾难，才能牵动人们内心的震憾，一切关系动物、植被物生存环境的事件，才会引发人们高度的关注，从而鼓起保护生态的责任心。

　　与生物界、与周围环境的情感，其实是从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以来就存在着的。因为正是这一切成为人类生存和前提条件。但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技术手段的进步，越来越显得自己优越于其他，越来越倾向于用人类为中心的尺度去衡量环境和生态，而且常常是用个人的或小团体的利益加以衡量。根据对自己的利益是否有利，人们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分成有益的或者有害的。有益者扶持之，又利用之；有害者驱赶之消灭之。人将自己的利己感情投射到生态系统，不停地干扰它，破坏它，想使它完全合乎个人的利益需要。这种利己感情，其实是无感情世界的感情，只是对环境与生物的利用。人们也会与某些具体的生命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比如有些人对于所养的宠物，关爱倍加，有时甚至于过于母子之亲。宠物喜亦喜之，宠物病时则忧之抚之，甚者且为死去的宠物厚葬之。然而，这只是从一己出发的与个别动物的感情。《维摩诘所说经》提到的，则是要人们与众生建立起悲悯之情，关爱之情，对其“病”如同切肤之痛的感情。将对个别的动物或者植物的感情扩大至整个生物界，整个生态系统，庶几才近于维摩诘的大悲之心。

　　众生平等是佛教的信仰，是指引人们保护生态的重要理念，而一旦将之化为悲悯众生的情感，则便会渐渐化为自己感情生活的一部分。

　　三、立愿行一致之心 投身生态保护实践

　　关于生态保护的讨论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一开始我们就谈到的那样，现实与口号之间的差距，仍然没有明显的缩小。现在的生态保护，所遇到的瓶颈，其实主要不在于有关的知识——尽管这方面还要普及，而主要还在于人们没有将生态保护的理念转化为内在的情感，从而缺乏参与生态保护的情感冲动，没有那种见到众生“病”而悲戚，内心产生迫切要去帮助它们、似乎不帮就内心无法安宁的锥心思绪。与此相关，人们当然难以形成生态保护的责任担当。因此，关键之点，在于要在前面提到的明众生平等之理，悲众生疾苦之情的基础上，真正地将生态保护当成自己的宏愿，并且将之化为行动。愿行统一是佛家的优良传统。

　　前面提到作为众生平等的思想，其一是理论层面的解释理解，化为普遍为人接受的理念，进一步，则需要用大悲的心态去感受生态场的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还需要立下宏愿，将保护生态当成自己的责职，下决心为之努力付诸实践。《维摩诘所说经》解释如何度化众生时说：“欲度众生，除其烦恼。”众生的烦恼，多如牛毛，有些物种到了灭绝的边缘，有些则已经在人类的无限制利用、开发下在世界上消失。因此众生的烦恼，很大程度上是人类造成的。欲除其烦恼当然要人类承担起责任。

　　佛教关于众生平等的思想，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世界观，也早已成了佛教徒的宏愿，无论是在哪一种仪轨中，都小不了发愿和回向，而发愿中也总有度化众生。顺手捧起《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所发十二大愿，愿愿皆与度脱众生有关，而第三愿尤其紧密：

　　第三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莫令众生有所乏少。

　　后面的十一、十二大愿，也都以救度众生为主要内容。至于一般举行仪式，如同《慈悲梁皇宝忏》所说的那样：“发愿、回向，终至嘱累，所有功德，悉以布施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众生。”“壮严国土，利乐有情”是佛家的宏旨，表现了佛门的追求和身心的指南。

　　发愿，如果是真心的，则意味着奉献，意味着要放弃一部分自己的利益，意味着承担起本来不属于己的责任。因此，并不是仍何人都会发起救济众生保护生态的宏愿，它必须建筑在众生平等的理念之上，建筑在关切众生欲救离它们脱离苦难的情感之上。要真发愿，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对自己的欲望进行检讨反思，适当地抑制其膨胀。生态的保护是关乎人类生存全局的大事，人们为了保护生态，必须放弃一部分局部的或者一己的利益，这样就必须战胜自己的私欲。现代社会唤出了人心中各种各样的欲念，甚至可以说，现在已经处于一个欲念的世界，物欲，情欲，名利欲，权力欲，享受欲，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没有一个是没有欲的填充和展现的。现代社会里的欲，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焕发了民众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传统信仰的约束，它像脱了缰的野马到处狂奔，使得整个社会充斥了浮躁之风，急功近利之风，甚至于在一部分人身上出现了损人利己之风。当代生态的破坏，道德风气的恶化，都与无限制的欲，其中一部分是贪欲，有直接关系。如此一来，需要全社会配合的、关乎人类乃至整个世界全局利益的生态的保护，便常常被欲望的海洋所淹没。真的愿，必须抑其欲，发愿则意味着要尽更多义务，投入到生态保护的实践中。

　　说到保护生态的“行”，历代前贤、善信，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劝人护生，禁人伤生，种种经验，当今都应当进行总结。同时还应结合市场经济的现实，加以改进。比如说放生，是传统的护生手段，现在也仍然是重要的手段之一。然而，曾有报道，北京郊区山林中正月有大批鸟冻死，其中有许多是南方的品种，估计是正月放生所为。但放生却导致杀生，肯定不是当事者的初衷。这是无知导致的罪过。更加严重的是，有些人看中了放生的商机，捕捉大批的鸟类、鱼类以售予善男信女们。一将功成万骨枯，存活一只鸟在市场下换得金钱，常常是以多只鸟的伤亡为代价。捕鸟者售之，放生者购之，既放生之后，捕者的网正在等着。面对这一现实，放生的善行固然应当坚持，但其形式，却可有新的讲究。那种作秀式的放生，千万不要再现，不顾具体条件的放生，也应当停止。且放生的做法，是动物既已罹难之后，虽是善行，究属扬汤止沸之举，釜底抽薪之法，还在于唤起人们的护生之心，以及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免得它们走投无路之下，遭人毒手。愿行须统一。一切愿都须付之于行，一切行也都要围绕着愿，不能事与愿违。

　　总之，众生平等的思想，是当代生态保护的重要理念，也是建立中国人生态保护的观念与行为系统的重要资源。鉴于佛教在中国民众中具有的巨大的号召力，阐释和推广这一思想，一定会对于当今的生态保护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不是说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吗？此其一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