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进程
2014/9/8   热度:962
浅谈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进程
作者:杨冰 袁炯
一、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进程即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进程
佛教艺术主要浓缩在雕塑与壁画中, 中国是世界上保存佛教雕塑与壁画最为丰富的国家, 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四大石窟中: 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 其它还有大足石窟、响堂山石窟等, 至于民间保存的较小的佛教雕刻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佛教艺术承载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 但这些佛教艺术却己不再是其发源地的艺术, 早己成为自己的文化瑰宝。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共同培育了中国式的佛教艺术。老子骑一青牛宣扬“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思想, 儒应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倡“仁”、 “礼乐”思想,佛教倡导“因果报应”和“轮回” 思想,很显然这三种文化代表了人类三种宇宙观,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即可以互相排斥也可以互相融合, 讣我们走进那艺术的殿堂看看敦煌石窟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泥塑清风秀骨, 我们仿佛看到了魏晋玄学名士的风采, 盛唐时期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形貌映丽, 含睇若笑,温雅敦厚, 富于情味,那种温雅的亲切早己不是宗教世界中超出人类情感的亲切, 我们可以从它们安祥的面容中感受到父母的亲切, 长者的慈祥,亲人的悌。但这种亲切、慈祥却是建立在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的基础上的, 这正是儒家的思想核心“仁”, 我们再看看唐时净土宗壁画, 载歌载舞, 热闹非凡, 它们是佛国描绘的天堂, 但我们却从中切身体会到了儒的礼乐文化, 在大足石窟中还可以看到不少以“孝”为题材的雕刻, 描绘的尽是儒家文化中的忠孝观, 从这所有一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强大的儒道思想文化的攻势面前佛教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艺术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回顾那段佛教传入中国儒、释、道冲突与融合不寻常的历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来, 儒家文化被视为正统思想,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炼丹成仙、保身隐居, 符篆斋醮对贵族和普通民众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在中原站稳脚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其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不可避免, 其中国化的历程正是它与儒、道等思想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妥协, 相互认可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佛教发源地印度原始佛教严格区分佛道与王道, 出世僧人高于在家僧人, 僧人不应向王者行礼,王者应尊重僧人,玄奘法师在印度学法期间, 当时印度的最高统治者戒日王曾连夜在步鼓的伴奏下渡河求见玄奘, 而玄奘却在鸠摩罗王的行宫中坐禅纹丝不动。印度的原始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 亡国之争, 华夷之争, 忠孝之争接踵而至。甚至发生了三朝大规模的灭佛惨剧, 冲突加速了融合, 融合促进了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进程, 表现在理论专著方面从南北朝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暂时缓解佛道与王道的关系到唐朝的《父母恩重经》 《盂兰盆经疏》竭力认同儒家学说, 表现在实践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释道安、慧远、支道林积极与玄学名士交往沟通以玄学作为入主中原的敲门砖。到唐朝创立了法严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等一改以往对外来佛经仅做文本的会通工作而是倾注于对经典教义的新理解, 作适合中国本土心理的新阐释。如禅宗,从南北朝时期竺道生创立“佛性说”发展而来,唐代的神秀, 惠能予以改造, 强调“顿悟成佛”大大简化了求佛的过程, 再到宋朝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表现在雕刻与壁画上从昙耀五窟佛像服饰的通肩式, 袒露右臂式到后来的冕服式, 从南北朝时期的“曹衣出水”带有印度的健陀罗风格到唐朝“吴带当风”的儒道风格, 从敦煌早期壁画的割肉贸鹰, 舍身饲虎等本生题材到唐代佛教壁画描绘西方净土:乐园, 欢乐的气氛令人向往, 这实际上是儒家提倡的礼乐教化。到了明清更是大肆修建城隍庙、关帝庙、岳飞庙, 把倍受儒家文化推崇的忠义的化身搬到佛教题材中来, 需要指出来的是唐宋的许多大家本身是儒、释、道兼修, 如王维的诗有寂静、空灵的境界, 被称为禅诗, 唐朝的怀素虽居佛门却性情疏放, 从意识到行为均表现出一种我行我素的个性特征, 常在醉后挥笔, 大概是醉后能达到道教所说的“浑沌”的境地和“无”的状态。佛教艺术在儒、释、道思想的滋养下迅速成长, 既有儒家的“法”,释教的“空灵”, 又有道家的洒脱, 终于绽放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奇葩!
二、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进程即佛教艺术世俗化的进程
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是伴随着佛国教义的世俗化, 修行方式的世俗化, 宗教人物形象的世俗化, 宗教题材的世俗化等展开的, 佛教自东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国, 其因果报应和轮回的思想首次出现在诸多华厦文化的面前, 而中国文化有着较强世俗化思维,儒家思想应封建王道的需要而生, 强调“礼”、 “仁爱”等: 墨家思想则代表手工业者的利益, 提倡“兼爱、非攻、非乐”等:法家思想和兵家思想更是立足于尘寰, 而代表士族阶层的儒家文化作为统治文化的确立则标志着中国新的伦理观的形成, 忠孝观的形成, 礼乐文化的形成,而有着辩证思维火花道教的形成, 则从出世的角度大大丰富了汉文化的宝库。佛教文化在中国何去何从, 不是被完整强大的汉文化同化便是被驱逐,本人认为教义精深的佛教文化作为汉文化的补充是可以被灾难深重的中国先人所接受,但其艺术表达方式唯有走向世俗化才容易被有着世俗思维逻辑的中国人认同。与道教推崇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相比, 佛教中的佛, 菩萨有明确的形象, 于是佛教形象首先
被魏晋南北朝有着玄学思想优秀的艺术家们关注, 卫协、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憎繇、杨子华、曹仲达等首先开启了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历程, 顾得其神、陆得其肉、张得其骨把呆板的佛教艺术程式无情的打破, 清涤了佛教雕塑中强烈的希腊化风格和伊朗风格, 《送子天王图》等经典作品融入了中国士人的学识和修养, 唐代的吴带当风, 周肪创立的周家样则描绘了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理念的永恒形象,人物形象更写实宗教气息已被大大削弱, 与其说这是一种冰冷森严的宗教文化, 还不如说是集几千年灿烂中国文化之大成的士人文化!至此佛的永恒形象完成了他的世俗化历程。唐代慧能创立的禅宗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基础上更前进了一步,宣扬砍柴挑水也能成佛而不必去念佛, 打坐折磨自己的身体, 在唐宋深受中国上至贵族, 下至平民的欢迎。唐代创立的净土宗成为唐代最为流行的佛教宗派, 大力宣扬西方乐土的思想反映到了敦煌壁画中来,把人间的奢华美好的生活场景搬到了佛国中来以适合那个强盛的唐国, 阴森恐怖的佛教本生题材不再有市场, 就其原因, 在漫长的动荡岁月中煎熬过来的中国百姓好不容易盼到如今强大、统一、富庶的唐王朝,人们存在于安定幸福的现实中干嘛还要在阴森恐怖的佛教本生题材中寻求精神上的自慰呢?因此, 佛教艺术走向世俗化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由动荡分裂走向安定统一, 伴随着中国百姓对美好现实生活的憧憬,对完美的艺术形式的追求中实现的。与此同时佛教雕塑在材质上创新也如火如荼, 敦煌和麦积山的泥塑可以说是中国独创, 夹贮干漆造像则使佛像不必重如泰山便可以被人抬着游街, 使佛像雕塑更多的出现在了城里。雕刻经幢也是我国佛教艺术中所特创。经幢本是以织物制成,在幢上书经, 故名经幢。经幢可随风飘转,以代诵读。在中国取其经久不坏, 改用石雕刻而成。 明清时佛教雕塑由官方走向民间, 随着中国陶瓷烧制技术走向成熟,佛教雕塑不再孤立在崇山峻岭之中, 佛教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明何朝宗用德化的中国白塑造的“达摩渡海”、 “渡海观音”等使佛像工艺雕塑成就达到了极致, 宗教色彩消失迄净, 对宗教的膜拜转向了作品审美价值的追求。总之, 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使佛与菩萨的造像闪耀着受世俗风化熏陶的影子, 力士金钢成了美与力量的凝结, 忠义的化身, 世俗化使菩萨在宋代由男身变成柔美婀娜的女性, 弥勒佛由清瘦的形象变成了憨态可掬、闪耀着中国式的哲学处世形态, 使他成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形象。从天上走向人间使他们褪去了佛的神秘却融入了士民的生活之中, 需要补充的是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与儒、释的接触中也完成了他的世俗化历程, 宋代出现了一部道教总结性专著, 吸收了儒释思想, 即《太上感应篇》元朝永乐宫壁画“朝元殿”则生动的描绘了众神仙朝觐元朝统治者的壁画。其背后深层原因是宗教文化离不开统治阶段的扶持, 宗教文化是应人类在蒙昧时期而生的一种哲学观, 只能在世俗秩序中生存发展,其艺术表达形
式也只有选择植根于所在民众的文化沃土中和所在时代背景才能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真正在人类文明史中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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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佛语:自相续中生起菩提心的方便是修持四无量心。在修持四无量心的时候,如果没有先从舍心开始起修,慈心、悲心、喜心就有偏袒,这样所修就不是无量而是梵住,所以四无量心的修持必须先从舍心开始,对一切众生无有亲疏之别,时时在平等之中,再修持慈悲喜心,才是四无量心。 (摘录自佛言网,由佛前明灯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