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岳大般若洞三教合一造像论其思想性和文化意义

2014/9/8    热度：742   

从安岳大般若洞三教合一造像论其思想性和文化意义
　　作者：汪 毅
　　三教合一,即指儒、释、道三教相互包容和相互融合。在我国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石刻艺术造像中,基本上表现的是佛教内容,儒释道三教造像共奉一堂的景观鲜见。然而,释道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造像在四川安岳石刻中却颇为典型,分布区域达数处,数量上千尊。其间,尤以“大般若洞”的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最显突出。
　　大般若洞在安岳县赤云乡境内。此洞状近乎正方形,高4.2米,宽4.2米,深4.8米,刻像159尊。从刻记中的“众妙所作始于宋朝”的记载和洞门正中题刻的“大般若洞”的落款年号及督名悉知,此洞镌凿于南宋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
　　大般若洞正壁凿高2.3米的释迦牟尼佛像,头临洞顶,结迦趺坐于仰莲座上,双手结禅定印,座下有供奉石台并接地,突出了其主体地位,展示了佛性的光辉。释迦牟尼佛的两侧有对称的刻像,共分三层,上层(洞正壁顶部)左右分别刻药师佛、阿弥陀佛、十大弟子像;中层左右龛中分别刻老子(道教创始人)坐像和孔子(儒家创始人,后为儒教)坐像,各高约0.8米;下层左右分别刻佛、观音像。洞侧两壁刻像相对称,分三层排列,每层以祥云分隔。上层镌文殊、普贤趺坐于祥云(实际高度占上中两层)与十童子像,中层刻二十四诸天像,下层凿十八罗汉尊者像与阿难、韦陀像(阿难、韦陀像分别靠主体像释迦牟尼佛左右)。洞右壁的罗汉尊者,或打坐,或对弈,或作小憩状,神态颇为生动有趣。由此可见,洞中造像突出了佛教内涵及其相关配置,儒释道三教代表人物的造像并非平分秋色,有明显的“尊卑”:释迦牟尼像居中,高大,配置有佛、菩萨、弟子、罗汉诸像多尊;孔子、老子像位于释迦牟尼像两侧,矮小,无侍者和其他配置。这表明凿洞刻像的发起者,既有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思想意识,又传达了佛教文化、思想意识在其主事的情况,耐人寻味。由此推断,大般若洞系以佛教为主体的三教合一造像窟。
　　如果说大般若洞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值得考察与解析,那么,其洞顶中部圆形图案中所刻的一个直径约两米的“人”字(暂称为颠倒双人字,下同)便如同密码颇值得去破译了。有一俗偈为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俗偈说,“两个人字颠倒颠,认着便是活神仙”。这一个不见字典的怪异字的确考住了所有前来参观的游客,至今尚未遇见认得此字的“活神仙”。此字相传为武则天所杜撰,这当然是故事了。1987年,笔者曾考察此字,认为系“化”字,理由有三:一,从字形而言,“化”字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从匕从人”,即左右结构,依照“匕”和“人”两部分构成。其中的“匕”,释为“到人”(见《说文解字》第165页)。“到”与“倒”字相通,例证:“草木之到植者过半,而不知其然”(见《辞海》第1852页《庄子·物外》)。由此推证,构成“化”字的“匕”和“人”两部分恰好是颠倒的两个人字——“人”。二,从字意考察,《说文解字》谓化字为“教化也”,即相从教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从洞中儒释道三教造像整体环境和构成而言,“人人”(化)字既是对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的呼应与延伸,又是对其融合的提炼与集中概括,并拓展升华了三教的内容。至于“人”字外的圈,似乎可以理解为儒释道的同构性,即三教的和谐圆满。由此判断,“人”(化)字与洞内所刻的儒释道三教造像有密切关系,并可能受到宋代僧侣契嵩的“辅相其教”的影响,即充当了倡导儒、释、道三教之间相互教化、互为融合的表现符号,形象地展示了中(儒道)、外(释)文化在此整合的结果———儒释道三教各自不同的渊源、性质、目标取向、价值取向在此的彼此适应而走向一体化。
　　由于“人”这个颠倒的双人字具有解析洞中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的同等意义,自然引起了有关专家对它的兴趣与注意,并作了大胆假设与考证。有的专家认为“人”是字,有的专家认为“人”是图案,众说纷纭。
　　王家佑、袁曙光先生认为“人”是字,并在《安岳石窟造像调查简报》中表述颠倒双人“似变化儒家之‘仁’字,并暗示佛教密法与道教‘逆则成仙’之义,真所谓‘仙佛合宗’,或与地方古风有关。”然而,笔者以为,此推测虽有一定道理,但值得商榷,一是从字形而言,“仁”字即“二人”的直解,未能表达“两个人字颠倒颠”的关系;二是从内容而言,“仁”是儒家的主旨之一,与洞中佛教为主体的造像格局几乎没有呼应,缺乏与特定环境的自然联系。
　　胡文和先生则认为“人”是图,并在《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一书中指出:“两个颠倒的‘人’字,乃是道教太极图,即阴阳两仪的形象化。”此说亦值得商榷:一是道教书籍与仪轨中从未见此图;二是此推断与洞中以佛教为主体的三教合一造像格局缺乏必然的联系。
　　张划先生认为“人”是字,更是图,并有专文《安岳大般若洞怪图辨析》(载《四川文物》1997年第2期)。在文中,张划先生开悟灵机,纵横捭阖,大胆假设,充分求证,不乏思辨与文化哲学意义。张划先生既推测“人”是“佛”字的异写,又着重阐释推证它是双人图(释教的佛法图、道教太极图的同构图、儒家易经八卦的简括图、儒释道三教的圆融图),并认为此图具有哲学气功学等诸多方面的意义。应该肯定,张划先生所论是有相当宽度和深度的。然而,他却未肯定回答“人”究竟是什么,传达的却是形式逻辑中的或然性。笔者以为,推测“人”是“佛”字的异写,这似乎缺乏依据,因为《说文解字》《字海》《辞海》等权威工具书均无此记述,而仅从内容去推测和演绎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解析推证“人”是双人图,并认为它具有哲学气功学等诸多方面的意义,是不乏道理的。但我仍以为“人”是字,是“化”字,这既符合民谣“两个人字颠倒颠”中的“字”的流传,又符合“图(洞中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文(‘化’字)并举”和图文互补而构成整体的逻辑关系与文化背景的表述,更能表达三教共奉融合的、关于“化”的包容关系及其时代意义和文化的多元性。至于“人”字的奥秘、表达的宗教(儒释道)关系、阐释的思想、文化、哲学意义等,尚待进一步探讨和揭示。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在宗教的各种典籍中,还是在四川与重庆大足石刻屈指可数的三教合一石窟造像中,迄今尚未发现此字。可见“
　　人”字具有唯一性,颇值得关注与体味。为此,只有努力解析“人”这个如同密码的奇异字,才能准确、全面、深度诠释三教合一刻像共奉一堂的特殊思想内涵与文化意义。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释道有各自的总代表或“精神领袖”,有各自的解释判断世界的主张,有各自的理论体系,有各自的文化特征。但是,它们更具有教化、资治的共同特征,并由此而构成互为包容融合的基础。三教在对立统一中发展,构成了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凸现了那个历史时期总的文化特征。众所周知,佛教源于印度,并延及东南亚许多国家;而儒教(家)和道教,则系国粹。就此意义上说,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造像是亚洲范围内宗教之间的横向联系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它们不仅拓宽了雕刻题材,而且使艺术审美对象由此前的或佛或道或儒的单一化而变成立体交叉化。因此,探究这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并揭示其关系和过程不乏时代和文化意义。
　　从历史发展角度进行考察,佛教自两汉之际远涉流沙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儒家学说和老庄思想并行,同样为执政者所利用,只是后者不及前者影响大罢了,特别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因此,佛教一踏上华夏族这块土地,便一方面和儒家思想混杂合流——接受者首先是步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氛围的儒士,从而构成“儒释”;另一方面,佛学与老庄思想交叉而构成“佛道”。这个“混杂合流”、“交叉”的过程,便是佛教与儒道结合或相互教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佛教历经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才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王朝的重建而独立发展并直抵高峰。这个高峰的标志:寺院经济的成熟与膨胀、佛教高度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的繁荣等。同时,这个高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然而,儒、释、道三教并重却出现于唐代。一方面,执政者重视,大凡遇国家庆典、节日等,经常诏三教讲论于殿廷;再一方面,士人(已融于佛道者)宣三教于街市,使之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三教内部注重调和关系,如,华严宗第五祖宗密(公元780～840年)所著的《禅源诸诠集》《华严原人诠》中均肯定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同是至圣,并鼓倡“三教同源”;又一方面,释氏规劝人心存善念,息争退让,利他无我,孔孟宣扬仁义,老庄主张隐退息争。在此交融中,儒释道三教找到了共渡彼岸的结合点。由此可见,三教的契接融合与时代风气、自我的调整,特别是统治政权的倡导密不可分。
　　儒、释、道三教共融最突出在宋代。这与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官僚阶层及学士有力倡导,如,宋朝宰相李纲(1083～1140年)著《三教论》,大学士苏东坡、文彦博均以开放吸收的态势,鼓吹倡导“三教归一”;另一方面,宗教内部也因改革教理而努力倡导三教互融、平等,活跃于宋仁宗时代的禅宗云门宗著名僧侣契嵩在他的《辅教编》一书中指出:“广引经籍,以证三家一致,辅相其教。”佛印了元的口号更为形象明白:“道冠儒屐佛袈裟,和会三家为一家。”被奉为南宋祖师的张紫阳(984～1082年)也认为道、儒、释“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并主张以道教修炼性命之说来撮合三教。创立全真道的王重阳(公元1167年)便声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并规定道教经典《道德经》、佛教经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儒家的《孝经》为全真道徒必修经典。由此,笔者以为:安岳大般若洞的“三教合一”刻像便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安岳大般若洞的三教并存是以佛教为主体的,即不仅正壁主体像是释迦牟尼佛像,而且侧壁上中下三层均刻的是佛像。这种现象显示,估计是当时三教之中佛教势力雄踞于儒、道两教之上的缘故,或者说是受了张商英《护法论》思想的影响,认为“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脓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它既表述了三教“治”的共性,又在“治”的功效上作了程度区别,即将“佛”的档次推为至尊——“治骨髓之疾”,而“道”次之,“儒”再次之。张商英还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阐述了三教本旨无违的理论。不过,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宋时,执政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更加重视儒家伦理纲常,将儒家的地位尊崇极限,而佛教势力在中原已经衰弱,可为什么安岳大般若洞中佛(释迦牟尼)却被尊为主体?尽管佛教的修养功夫与宋时代表文化主流的理学主张“天理合一”所涉及的修身养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关系与变化,无疑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总之,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比具体的某一种宗教形态的造像更具有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发展的必然与相互碰撞、对立、包容、整合的过程,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史,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
　　汪毅：四川《巴蜀史志》副主编、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