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刻版印刷始末

2014/9/8    热度：239   

佛教刻版印刷始末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此后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到了八世纪前后，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书可以一次印成，比过去手写时代，向前踏进了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早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传播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版画成熟期的作品。这卷举世闻名的唐代刻本佛经，已于五十多年前被英国人斯坦因（注：上世纪初）窃去，真令人切齿痛心。
　　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时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代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这为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公元971年（即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经五千余卷，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公元975年（即北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雷峰塔内藏经），是现存最古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塔下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书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这就无怪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阳刻本）也颇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是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元代道藏就是在平阳刻成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书坊或私人刊刻了不少大字的、小字的佛经和其他书籍，多有精工之品。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龙藏以及其他私家刻书，纸墨之精、雕刻之工、装潢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所用的纸张，如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也不断增加。
　　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中国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七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和敦煌发现的许多宗教画，艺术已渐趋纯熟。宋元刻本书的扉页画从宗教书籍发展到一般书籍。明代各地书肆刻印了大量佛经，几乎没有不附插图的。
　　公元1340年（元朝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种书籍，绚丽夺目。
　　刻版印刷是中国特殊的文化艺术之一。各地寺院中保存着不少古代刊刻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佛经和图书，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理应妥善保存。对于图书和佛经，首先应当查明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什么人出资刊刻的；第二是确认装潢的形式，是卷子式、梵箧式还是书册式，要从这两方面审查其文物价值。具有文物价值应当保存的，便要确定每版的高度、宽度、每行字数，查明函数、册数、卷数、页数，注明完整或残缺情形。即使残缺不全，也并不减损其文物价值，这是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