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有时并不能真正积功德，反倒鼓励不肖商人捕捉野生动物，甚至破坏山林的生态。我们何不从放生到护生，一起来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呢?
　　北投佛教文化馆与农禅寺，把信众捐来作为放生的钱共一百三十万元，转请台北市立动物园兴建了七座鸟园，专门收容为人弃养或遭人伤害的稀有鸟类，这些鸟园叫做“护生鸟园”。
　　我读到这个报道，忍不住喝彩，佛教界千余年来讲“放生”，已经成为积习难改的行为，由于放生积功德的观念，鼓励了那些不肖的商人捕捉野生动物来卖给佛教徒，动物在捉放之间吃尽苦头，甚至横死山林。也由于放生，放鸟则破坏山林的生态，放鱼则破坏河流的生物链，非但被放的鱼、鸟、乌龟不能得救，反而害了山林河流里原住的动物。又由于被放生的动物都是繁殖畜养，根本没有野生的能力，每次有佛教徒放生就尸横遍野，令人不忍卒睹。
　　放生已经成为环境森林破坏的大问题。我的弟弟从前住在阿里山，他说阿里山是佛教徒放生的热门地区，放生活动几乎五日无之，每回放生法会过后，佛教徒呼啸而去，留下满地的鸟雀，或挣扎死去，或奄奄一息，或成为野猫野狗的食物，连非佛教徒看到那种“惨烈”的画面都会落泪，搞不懂为什么慈悲的佛教徒竟有如此无知野蛮的行为。
　　我也曾问过许多环保专家、生物专家，谈起佛教徒的放生行为，他们也都表示，在山林溪流胡乱放生是愚蠢的行为，对环境与生物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前，我也时常参加放生活动，虽然眼见许多动物当场死亡，有些师父告诉我们：“它们是当场得到超度，转生善处了。”我心里虽然有许多疑惑，但也曾想：放生最可贵的不在行为，而在慈悲之念，如果人有一念之仁，放生的功德就圆满了。
　　后来我逐渐发现，我们佛教徒讲放生，大部分不是为了真实清净的慈悲之念，而是为了做自己功德的一念之私。例如我们平常并不做慈悲的事，一旦事业不顺利了，就去放生；一旦家人生病了，就去放生；一旦发财了想做一点功德，也去放生；于是无数的生灵成为我们功德的筹码，我们以鸟、兽、虫、鱼的生命来作为我们自私的赌注。久而久之，很慈悲的放生行为竟成为生命的悲歌。
　　从慈悲变成悲哀，从“一念之仁”到“一念之私”，想必是佛教徒所不愿见的。
　　现在，我们到全省各地的水库，几乎在水库旁边都有整条街在卖“活鱼三吃”，一天要宰杀几吨的活鱼，有一次我问鱼店的老板：“这水库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活鱼呢?是不是从外地市场运来卖的?”鱼店老板的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他说：“怎么不会有呢?我们这水库的上游，常常有佛教徒整卡车整卡车的载鲤鱼来放生呢!”
　　弟弟告诉我，在阿里山也有许多人架鸟网，以捕捉那些放生的鸟类维持生活，如果抓到那还活蹦乱跳的小鸟，就再卖给人放生，如果抓到奄奄一息，甚至死亡的小鸟，就卖给山产店烤小鸟。
　　这是放生所带来的实情，却很少人去思考。更严重的是环境的破坏，放生的人大概都假想鱼鸟在河海森林都可以活得很好，其实不然，我们可以想像把数万只猪牛鸡鸭放到山林的情景，就可以知道，长期被人类豢养的动物根本早就失去自我生存的能力；即使它们能够存活，也会使环境失衡，从前福寿螺、巴西龟、食人鱼对环境的破坏可为殷鉴。
　　放生行为带来的缺失既是罄竹难书，而放生的利益只是为了自私的功德，为什么佛教徒还如此热衷于放生呢?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取代放生呢?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对放生做更深入的思考呢?
　　我觉得北投佛教文化馆与农禅寺提倡的“护生”，就比放生更有意义，可以取代传统放生的观念，鼓励佛教徒一起从事惜生、护生的工作，比放生的行为更重要，当然也更有功德。
　　推动以护生代替放生的圣严法师说：佛教一千多年来提倡放生，是为了保护自然生态，鼓励大家不要滥捕、滥杀。可是，在今天的社会，放生已变成是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行为。
　　例如三年前我们还在放生乌龟，每次抓到的乌龟，身上都刻了好多字，不知被人家放过多少次了，在被人抓抓放放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生态不对的话，会死掉——部分。
　　鱼也有相同的情形。鱼类原属于自然界的，但现在有许多是人工培养的，人工养的鱼再放回自然界去，一定会死掉，而且会对当地的水造成污染。
　　鸟类也是。过去我们买山产店的鸟回去放生，甚至现在每年佛菩萨生日、纪念日的时候，很多寺院仍然会举行放生。于是在放生日的前几天，山产店就会派出很多人到中南部去捕鸟，抓了再送到台北的寺院门口，卖给佛教徒放生。这种行为不是在放生，而是在杀生。根据专家研究，这种把自然界的鸟抓来再放生，一百只鸟中，存活只有三十只，甚至会低到只有五六只存活。若是买人工养的名贵的鸟来放生，一百只当中的存活率等于零。
　　所以，我们现在大声疾呼，放生的观念应该要改变，是要保护自然才对。
　　要改变长久以来的“放生观念”，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面要有理性的思维，并且承认从前我们的放生观念是有缺失的。如果我们能从这一点来认识、来觉醒，才是最大的功德。
　　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则轶事，说他的爱妾是虔诚佛教徒，热衷于放生，有一天到山林里放生回来，看见庭中一群蚂蚁正在争食掉落的糖，她一举脚把蚂蚁都踩死了。
　　苏东坡看见了，不禁感叹地说：“你放生是为了慈悲，原是好事，但是为何独厚禽鸟，而薄待于蚂蚁，这不是真实的慈悲呀!”
　　放生原是慈悲的好事，是由真实的慈悲心来发展；我们今日既然看到放生带来严重的问题，应该闻过则喜，一起使“放生”成为“护生”，甚至呼吁佛教徒共同为“环境保护”而努力。只有人人保护环境，建立当下与永远的净土，生灵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保护。
　　有远见的法师大德都主张以“护生”、“环保”来取代传统的放生，像圣严法师就把一九九二年定为北投佛教文化馆、农禅寺、中华佛教研究所的“环保年”，希望佛教徒实践环保工作，不要透支自然资源，使子子孙孙都有资源可用，他不断地呼吁我们佛教徒“要节约，戒贪，戒杀，少用自然资源，才愈能够对我们未来的天国也好，未来的净土也好，积存愈大的功德。”
　　像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也在演讲开示时一再呼吁弟子要珍惜资源、保护环境，说：“我们要存着一份戒惧谨慎的恭敬心，尊重天地万物。”使慈济人都能大力推动环保理念，甚至实践资源回收，使回收的资源转化为真正慈济利生的事业。
　　在现代，当我们说到功德，应该分成两方面，一是来自于人心的净化，使人人生起仁民爱物的心；二是来自于环境的净化，使众生都能活在清净的环境中，免于恐惧，这才是真功德。
　　我们何不从放生到护生，然后一起来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呢?
　　〖省思〗　
　　放生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放生的真正功德在哪里？在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世人大肆捕杀野生动物的当今时代，该如何继续承和发扬佛教放生的传统精神呢？本文作者从护生、环保角度对当今人们采用的传统放生方式在现时代所造成的一定的负面后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放生的基本精神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仍然应该坚持放生，但正确合理的发心和回向、对放生时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以及对放生后动物生存状况的考量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放生真成了作者所说的一些人为谋取个人功德的自私的筹码，放生时随便找个地方一放生就以为大功告成了，丝毫不考量放生后动物的死活以及放生行为对生态环境、对净化人心的影响，那样实际上也背离了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精神，恐难以获得真正的功德。当然，完全以护生、环保取代传统放生未免有些过，如在某些未遭破坏的生态环境条件下传统放生仍然是十分必要、不可取代的。
　　将放生与护生、环保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许才是比较合理地适应现时代的放生精神吧！古代大德尚建有专门的放生池，现代的佛弟子为什么不能发愿建立专门的护生园呢！或许有地方政府部门不重视、有限制等原因，但真正贯彻佛教慈悲精神的放生应该在放生的行为中感动世人、转变人的麻木之心的。真正的放生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佛教大慈大悲精神的积极体现啊！如果佛教的不断放生刺激了一些不肖商人总是捕捉鸟类等野生动物来卖给佛教徒“做功德”，真正的慈悲精神又从何处体现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