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富
　　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却在中国久盛不衰。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中国佛教文化的丰富多彩、精美绝伦，都堪称世界之最。佛教自传人中国至今，在经历了大约二千年的风雨洗礼之后，更加显出她妩媚的风采。改革开放以来，佛教文化倍受青睐，佛教文化的研究、弘扬掀起了——个不大不小的浪潮。在振兴中国经济的事业中，佛教文化被列为旅游经济的——项重要资源而加以开发利用，这说明佛教文化在今天不仅有着协调自然、协调社会、协调人心的功能，而且在经济建设中也存在着极大的潜能。佛教文化被社会重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喜中也有忧，这个忧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对“佛教文化”定位不准，对其内涵的把握往往出现偏颇，该发掘的没有被发掘出来，该利用的没有被利用。这不仅涉及到开发利用档次高低的问题，而且还有正确与法否的问题。这里仅就陕西省佛教文化及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谈些粗浅的看法，倘有不当，希望各方指教。
　　一、端正对佛教文化的认识
　　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首要问题是对此一“文化”要怎样去认识。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他的内涵的把握、定位的大问题。
　　所谓“文化”，从广义上看即人类用智慧的劳动(而非生物本能)创造出来的事物和知识。宗教即文化之一种。因此，我们所说的“佛教文化”其实就是指有关佛教的方方面面，是佛教这种文化及其延伸。
　　以往，但凡说起“佛教”这两个字，人们便很快地与“迷信”联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而视之，这无疑是不正确的。所谓迷信，指的是占星、风水、命相和鬼神等。而佛教，从其本来意义上讲，则是一种特定的修身悟性的学问，是一种哲学。佛教徒从“善知识”处得到启发，按照戒、定、慧三学要求去递修，最后觉悟真理，去欲除妄，获得解脱，进入寂静的涅檠境界。佛者，觉也。凡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皆可称之为佛。可见，佛并非专指某一个圣者，也就是说，佛并非某一个人的专称，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偶像，佛是一种境界，一个目标，众生只要相信这种说教，便会产生“愿”，由“愿”而生“行”，由“行”而至“果”，人人都有成佛的希望。佛教徒的礼佛、礼塔、诵经等等，最先只是为了借此表达信仰的虔诚态度，坚定修行的信心和决心，是修身悟性的一种手段、一个步骤，是对利欲、妄念的克制。当然，也无庸讳言，佛教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对佛、菩萨的“法力”过分的夸大宣传，另一方面又由于“因了民间固有习俗，加上神道怪诞的传说”，致使佛教的根本精神被“湮没”，佛、菩萨亦被歪曲成无所不能的“救世主”，原本是修身悟性的佛教也便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祈福求佑的“祈祷佛教”，于是，有人“竟把佛教看作充满了牛鬼蛇神的低级迷信，也以为佛教的存在，不过是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一截尚未蜕化掉的尾巴而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醒的佛教徒及时地提出了“正信的佛教”的新说，强调“所谓正信，就是正确的信仰、正当的信誓、正轨的信解，正直的信行、真正的信赖”，用以与求名取利、消灾延福的“祈祷佛教”相区别。不言而喻，祈祷佛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文化，更不是我们所要发掘、利用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 ’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佛教文化呢?从主要方面讲，通常所说的佛教文化指(1)阐述佛教徒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佛教哲学；(2)借以论证佛教人生观、世界观的佛教逻辑(因明)学；(3)诱导僧人对佛法坚信不疑、在通往极乐世界彼岸清苦而漫长的慈航中誓死不回的佛教心理学；(4)宣扬慈悲、美善、宽容、忍耐等思想、精神，借戒律详细而严格地界定“罪”与“恶”，同时也便指示出从善的方向、道路的佛教伦理学；(5)为弘法需要而创造的石窟、庙宇、宝塔、塑(铸)像、绘画、梵呗、变文、话本、宝卷及讲唱等佛教文学艺术；(6)佛典翻译中的语言文字学和音韵学，(7)与佛教传播、弘扬有关的政治、经济、历史、民族、民俗学、医学、天文学和体育养生学；(8)僧团组织和行事、化导仪轨、程式，等等。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佛教(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佛教文化是一种综合性文化，尤其是在经过长期地与中国所固有的儒、道学说融合、会通之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在佛教文化中，既有纯宗教性的部分，也有与世俗文化联系密切的部分。纯宗教性部分往往带有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它的唯心主义哲学则更是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但即使就是这样的佛教哲学，她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长途中，也曾经是一级阶梯，一支火把，同属于人类创造的思想、精神财富之一。
　　在端正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中，还应当明白，佛教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她的最后消亡尤其有待于人类科学水平的极大提高以及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任何违反客观规律、企图使用强力、强迫的方法、手段去消灭佛教的思想和行动都将是卤莽、愚蠢的行为。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但佛教并未因此而被消灭，有时甚至是在灭法运动过后反而以更加狂热的态势来表现自己，例如在“会昌法难”后不久发生的唐懿宗迎奉法门寺真身指骨舍利人宫供养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文革”中，佛教也曾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在这场暴风雨过后，她又在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再次显示其生机，当人们在反思以往的卤莽行为，重新以审视的目光面对佛教时，似乎才第一次发现她的迷人魅力。僧俗研究佛教文化热潮的兴起、佛教文化被社会更多的人认可和重视、佛教领域中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等等，一一都在说明这个问题。就连西方人也有抛弃上帝而转向东方神秘宗教的倾向，这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们如此这般地讨论佛教文化，目的全然不是在为佛教辩护和唱赞歌，而仅仅是采用科学的态度对这样一种文化进行全面的再考察、再认识，以便在她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时候，力求找出她与当前两个文明建设的切合点，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实现僧与俗之间的团结、协调、和谐，使这一“出世间法”变为“世间法”，尽其所能，为社会服务。这应当是僧俗双方都皆大欢喜的好事。
　　二、陕西佛教文化大观
　　陕西佛教在唐代以前主要是指帝都长安佛教以及由这个中心向外辐射传播的佛教，至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也是这些地区的佛教文化。长安(今西安市)在历史上的一个长时间里，曾经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佛教弘传的中心。由于这个原因，这里高僧大德之众，佛学研习之深，寺院宝塔之多，法事活动之盛……都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学术界有这样的说法：长安是佛教的第二故乡，长安佛教史就是半部中国佛教史。由于长安佛教的辐射和影响，整个陕西佛教文化也比其它省分的佛教文化来得深厚。所以，长安佛教，乃至于陕西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那么，在陕西佛教文化这个宝库中，究竟有哪些珍藏呢?这里就其主要者约略列诸如下：
　　(一)长安是印度佛教在中国内地的最早传播地。汉哀帝元寿元年(2年)，西汉博士景卢从月氏使口受浮屠经被称之为信史。这件事比东汉永平传法的传统说法提前了半个世纪，中国的佛教首传之区也由洛阳变成为长安。
　　(二)长安是中国佛教由大小乘兼弘阶段向主弘阶段转变的策动地，也是中国佛教开始快速推进发展的前沿阵地。这主要体现在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至止长安译出佛典35部425卷，其中又以大乘经典居多，从此使大乘佛教成为中国佛教之主流，以自利利他、普度众生为特点的大乘教终于在中国找到了其安身立命的“最广阔的家园”。
　　(三)长安是中国佛教最大的译经重镇。长安的佛典翻译事业开始于西晋武帝之末，译匠为高僧敦煌菩萨竺法护，译经地点在长安青门外大寺，译经总数为165部，从此开长安佛典翻译事业之先河，前秦时期，高僧道安继续在长安组织中外译人从事佛典翻译，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一步奠定了中国佛典翻译的基础；后秦时期，鸠摩罗什在长安创立第一个国立译经场——逍遥园大寺(今草堂寺)译经场，集四方英俊、一时之杰于一堂，共相提携，禀访精研，务穷幽旨，从而开创了中国佛教佛典翻译的新局面，由私译进至官译，由散译进至有组织的翻译，由直译进至意译，由大小乘兼译进至着重大乘经典的翻译，鸠摩罗什因此成了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的第一人。此后，历元魏、北周而隶于隋唐，中国佛教逐渐达于鼎盛，佛典翻译亦代不乏人，译事也逐渐臻于完善，长安成为佛典翻译郁为称首之区，从译者数10人，玄奘、义净、不空是其中之杰出者，都列于四大翻译家之列。长安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包括弘福寺、西明寺和玉华宫寺)、大荐福寺也成了唐代长安三大译经场的所在地。这时的译经不仅规模大，而且组织严密、完备，分工具体、细致，同时又有玄奘这样的唐、梵文兼善的杰出大师，因而译文也更加准确，译出的数量也大。据《贞元释教目录》载，自东汉水平十年(67年)至唐贞元十六年(800年)，凡734年，期间传译缁素187人，所出大小乘及贤圣集传7399卷，约略估计，其中的半数以上出自于长安。这些经典大部分留存至今，既是佛教化度众生的“法宝”，也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无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遗产。
　　·(四)长安是中国佛教各学派、宗派创立、发展、活动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早期中国佛教的学派所推重的经典，不少就译出于长安，诸如《成实论》、《阿毗昙心论》、《发智论》、《婆须密菩萨所集论》、《杂阿比昙比婆沙》等。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9宗中的三阶教、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密宗、律宗都创立于长安。这些宗派除三阶教外，都源远流长、师资传承有序、法脉绵延不绝，每一个宗派都有其一部发展史，各宗派史则又共同构建了中国佛教史的大框架。
　　(五)长安集结着庞大的“僧宝”群。仅据梁、唐、宋三种《高僧传》的不绝对准确统计，自佛教始传至宋端拱年间(988～989年)，长期居住于长安的高僧大德总数为461人，占三种《高僧传》总人数的36％。由于梁、宋两种《高僧传》出自于南方，他们对长安的高僧了解、采集并不完全，因此，在实际上，长安高僧大德的人数要比记录在册的人数更多。如果加上到长安游学暂住的名僧，那么，长安的“僧宝”群还要大得多。古代的高僧大德多为饱学之士，他们经纶满腹，三坟五典，儒术老庄，琴棋书画，兼研者有之，独善者则更多。正是这样一大批英才秀杰，在消化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再与儒道学说融会贯通，最后将佛教改造成为中国式的宗教，同时在政治、科技、医学、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陕西有着众多历史价值很高的寺、塔等佛教建筑。境内现存的寺院数以百计，其创建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西晋时期，如长安敦煌寺、户县的罗汉寺、草堂寺等等；最著名的应算各个宗派的祖庭和相关寺院，如百塔寺、草堂寺、至相寺、华严寺、大慈恩寺、兴教寺、大兴善寺、青龙寺、大荐福寺等。此外还有唐代的两处佛教灵境即扶风县法门寺和终南山南五台，以及上述的译经场所在寺庙等。现存的数以百计的寺院历经千百年的风雨侵蚀之后，原来的建筑早巳荡然无存，现在可以看到的多系明清以后的建筑，但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仍然可以整理、勾勒出不少古寺的旧貌。至于佛塔，其命运要比堂殿楼阁之类要好一些，至今幸存的有周至仙游寺、南五台圣寿寺之隋塔，唐塔则有大雁塔、小雁塔、香积寺善导供塔、草堂寺鸠摩罗什舍利塔、华严寺杜顺塔、澄观塔，宋、金、明各代之宝塔，其数量就更多了，在三秦大地上，几乎随处都可看到它们的丰姿。无论是佛寺还是宝塔，都明显地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特色，是中国建筑史、艺术史、佛教史的有机结合体、活样板、实物文献。
　　(七)佛教雕塑琳琅满目，石窟艺术异采纷呈。约略统计，陕西省境内至今遗存的佛教石窟尚有13处之多，它们是药王山石窟、子长县石窟寺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黄龙县圣寿寺石窟、麟游县千佛院摩崖造像和慈禅寺石窟、米脂县万佛洞、佳县云崖寺寺石窟、旬邑千佛洞、彬县大佛寺石窟、宜君县福地石窟和娑罗树石窟，此外还有壁塑明珠蓝田县水陆庵。这些石窟、摩崖、壁塑造像，最早可以上溯到北魏时期，历南北朝、隋、唐、宋、金至于明，标领各代，函括千年，勾画出明显的历史演变轨迹，我国石刻艺术史上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可在这里找到其代表作品，其中之宜君县福地石窟、彬县大佛寺石窟、麟游县慈禅寺石窟、蓝田县水陆庵壁塑尤其弥足珍贵。它们在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至于单体的雕(塑、铸)像，更是数不胜数，全省各地的博物馆几乎都有专门的陈列室，而且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不断地有千年古物被发现，例如1992年在武则天出家的感业寺遗址(未央区汉城西查村附近)曾出土三尊石刻彩绘贴金菩萨像，被认为是隋末唐初的宫廷供养物。诸如此类，不一面足。
　　(八)佛舍利及法器文物举世无双，惊世骇俗，价值连城。长安作为佛教弘传中心的时间长达千年，佛寺多而且壮，国寺、宫廷寺院、内道场、皇亲国戚及文武大臣的愿寺、佛堂等等，寺寺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同时也就有着经济实力雄厚的大檀越。寺院的地位决定其供奉之像设、法器、文物之等级。一个著名寺院往往就是一个高等级的艺术晶陈列馆。历史的风云、战争的烟尘曾使它们久违天日，科学的考古发掘又使它们重现原来的风采。临潼庆山寺遗址出土的金棺银郭，西明寺古井中所藏的数百件唐代银器，周至县仙游寺法王塔地宫起出的隋室舍利，法门寺真身塔下地宫发现的四枚佛真身指骨舍利以及七重宝函、四面十二环锡杖等等，无一不是国之重宝。还有许多与帝王、朝臣、名僧有着密切关系的已知的和未知的寺院的地下深处，谁能说不会有朝一日又有惊人的文物出土呢。
　　(九)有保全完好的“法宝”大藏经孤本和贝叶经。玄奘三藏塔所兴教寺至今保全着据说是印度传来的部分贝叶经，数量虽少，价值却大。大藏经“积砂藏”宋代孤本，原藏于西安卧龙寺，民国间经康有为发现后而移存于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广仁寺至今藏有清康熙年间重修的明版大藏经6770卷，洋县智国寺亦藏有明代慈圣宣明肃皇太后所赐织锦硬壳大藏经3000余卷等等。此外，法门寺明塔中也清理出普宁藏、比卢藏的残卷。这些经藏既是“法宝”，又是文物，还是研究佛教的宝贵文献资料。
　　（十)长安作为十几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和弘法中心，地位特殊，环境特殊，既是儒释道三教斗争的前沿阵地，又是三教融合的熔炉。由宫廷出面组织的“三教辩论”是这种斗争、融合的特殊形式，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吸收、消化、改造外来文化，建设民族文化的高度智慧。
　　(十一)长安的帝都和弘法中心的地位，又决定了她同时也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汉迄唐，从印度等西域各国前来长安弘法的高僧代不乏人，仅就可考者言之，总数即达40余人之多。赴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海东僧人也有30余人自长安出发，或南下浮海，或西出阳关，还国后亦多有留居长安弘法，并做出重大贡献者，如竺法护、玄奘、义净等等。这些东来西去的僧人，还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古代朝鲜、日本前来长安求法请益的僧人分别为57人、9人。这些人中，有的学成还国，成了该国传经续法的僧才；有的终生留居中国，在中国佛教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的还在介绍、传播佛教以外的中国文化方面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外籍僧人所学涉及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足迹北及坊州(今铜川市)，南至汉水、商山，其中又以都城长安及终南山为多。他们曾居住习法过的寺院有：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大荐福寺、大禅定寺、西明寺、弘福寺、千福寺、资圣寺、青龙寺、龙兴寺、宝寿寺、法海寺、玄法寺、祟福寺、章敬寺、普光寺、空观寺、会昌寺、清禅寺、宝堂寺、太原寺、北苑白莲亭、大内甘露殿、兴教寺、长安香积寺、终南山的至相寺、丰德寺、云际寺、翠微寺、紫阁峰寺、胜光寺别院、津梁寺、仙游寺、汉中之乾明寺、安康之新罗寺、铜川之玉华宫寺以及商山等。所有这些寺院，无疑都是值得中、韩、日人民永远纪念的地方，更是韩、日两国僧俗向往并希望巡礼、赡仰的圣地。
　　以上就是陕西佛教文化的大概。仅仅从这一“大概”中，已经不难看出，陕西的佛教文化遗产是丰富多彩的，它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是巨大的。可以这样说，象陕西这样有分量的佛教文化遗产，在全国各个省市中是非常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对这样的一份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地无视它，漠视它，而是应当引以为骄傲，从中得到鼓舞，不仅要把它保护好，而且要积极地进行开发利用，使其重新焕发光彩，在陕西经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里之所以如此这般地历数陕西佛教的方方面面，一是要借以显示其丰富和瑰丽，从而引起社会，尤其是有关部门的重视；二是想通过这样的“清仓盘底”，作到心中有数，三是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便于对开发利用的内容进行筛选、抉择。
　　三、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及内容
　　陕西佛教文化的旅游资源不仅是值得，而且是应该开发利用的。但在开发利用中应当坚持什么原则，注意哪些事项，哪些内容可以开发利用，最后达到怎样的结果呢?这都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坚持原则，实质就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既要开发利用佛教文化中有利于发展旅游经济的资源，又不能在实践中宣传宗教，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消极的作用。诸如滥建寺宇、水陆斋会及一切祈福求财活动都不应列为开发项目。
　　重视规划，指在开发前，省级有关领导部门应全盘考虑，做出整体规划，其下属各级相关部门根据总体规划，再做出本地具体规划。此规划应具有法律效力，凡此类开发，均应依此规划进行。制定规划前应对全省佛教文化旅游资源认真考察，做到心中有数。这种开发，并非多多益善。滥加开发，非但劳而无益，甚至会降低档次，有损于佛教文化及陕西的形象。制定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在诸多的资源中，按内容质量分出等次，从具体操作角度定难易，在此基础上定项目、定重点、定地点、定缓急、定开发经营方式。既有远期目标，又有近期计划，坚决杜绝那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或好大喜功、不自量力的做法。加强规划是合理利用资源、优化旅游环境、塑造陕西形象、提高旅游质量，进而发展旅游业的第一步。它是对合理开发的积极引导，同时又是对那种破坏资源、乱建滥建的无序行为的有效遏制。
　　所谓科学地选择开发项目，起着眼点应该是，也必须是；或有利于增长知识，或有利于进行思想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国际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爱心奉献教育等)，或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或有利于民众休闲娱乐。凡是符合以上条件者，都应大开绿灯，大力支持，大力保护。只有具备了以上条件的项目，才算得上是档次高、内涵深、品位正的项目。也只有是这样的项目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并且长盛不衰，从而保证理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那些花费大钱，瞎编乱造的人造景点，往往门可罗雀，乃至于最后关门大吉，这样的事情是极应在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中引以为鉴的。
　　此外，还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在开发利用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时候，要尽可能地保存或再现佛教文化所独具的特色和风貌。从某种角度上说，佛教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便是它的园林式属性。佛教讲究寂静、清净。寂静清净的环境相对地远离喧嚣的尘世，便于僧人习定修行，便于思维生慧，便于收到修行的理想效果。因此，一般地说，佛教寺院往往修建在僻静、清幽的山林怀抱之中，中国化的禅宗产生之后，情形尤其，是如此，僧人依山林而生活，同时又保护、养育了山林，寺院与山林相益，自然与人文双美。至今仍遍布于全国各地的无数佛教名山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即使是修建于人烟稠密的城镇之寺院，以院墙与外界分隔开来的院内小环境也是相对静谧的，绿荫如盖掩映殿堂，四时花草绣出小径，很能给人一种庭院深深的感觉。一部《全唐诗》，随处可以翻出描写寺院美景的佳句。佛教名山以及个体寺院的这种环境氛围，客观上也极为有利于世俗民众，普遍地成为他们休息、游玩、度假的好去处。在城市人口猛增，生活日益紧张的今天，利用佛教文化的资源，多营造一些这样的环境、场所，无疑地是一件造福于人民的大功德。那种在佛教名山、圣地以毁坏生态环境、毁坏原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代价，乱置设施，乱建堂馆场所，建筑物不伦不类等等诸如此类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因而是开发利用佛教文化旅游资源时所应当竭力避免的歧路。
　　最后还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将抽象的非可视性的佛教文化转变为形象化、可视性的佛教文化的问题。举例说，寺院殿堂楼阁佛塔碑石文物之类是属于形象化、可视性的种类，而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等原本也是既可视又形象的，但现在却仅见于文献记载，要把它开发成一种旅游文化，则应重新将其还原。由于类似这样的资源很多，如果不用力将其进行再创造，便无法使其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所谓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便不能算是高层次、深层次的开发利用。
　　根据以上所述的原则和要求，陕西佛教文化可当成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内容拟有：
　　(1)在历史悠久的名寺大刹中普遍开设陈列室，着重介绍该寺历史沿革、金石文物、遗闻轶事、历代高僧大德、译经弘法活动、古今国际交往等等。通过这样的陈列室，游客在一览寺宇宝塔之类的外貌之外，还能深入时间的长河，悠游于尘封的历史之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既增长知识，又凭添了几分游兴雅趣。这比匆匆地走马观花的“看庙”无疑是不大一样的。象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大荐福寺、青龙寺、兴教寺、香积寺、草堂寺、仙游寺、法门寺、玉华寺等等寺院都有丰富的内容足以充实陈列室。、
　　(2)为那些在佛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高僧大德在有关寺院和场所树碑立像，供游人瞻仰。象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不空以及一行、道安、朱士行、法显等，外国僧如韩国的圆测、慧超、神晌，日本的空海、圆仁等。这些人不仅在佛教文化上做出了贡献，而且在世俗文化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或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明星，或者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特使，饮誉古今，流芳百世，值得后人纪念敬仰。为这些人树碑立像，不仅使陕西的旅游环境大为增色添彩，同时也可以显示出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层面。
　　(3)对重大的文化活动如历代佛经翻译活动等利用图画或雕塑的形式再现其历史场面。以佛经翻译而言，这不仅是佛教界的事情，也是世俗文化的大事；不仅是陕西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大事。从形式上看，不同朝代的翻译又各有其特点，总的趋势是日益完善，日益成熟，日益完美。先是孤灯只影的个人私译；继之是一人主持，数百人、数千人参与讨论的集体翻译；最后是组织严密、分工具体、各司其职、层层把关的译场式翻译……这些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成长、发展历史。通过再现历史场面，配上一定的文字说明或讲解，不仅可以让人增长知识，而且还可领略、体味其中的甘苦，分享我们民族先人创造灿烂文化的那分荣耀和欢欣。
　　(4)用壁画装严寺院的殿堂、廊庑。历史文献如《寺塔记》、《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益州名画录》等等，还有各种方志、杂记，都大量地记载着古代寺院丹青的情况，尤其是作为封建王朝的京城寺院，往往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古代画家几乎个个擅长佛画，寺院壁画多为名家手笔。仅以长安佛教寺院而言，在现存《寺塔记》所载的长安左街18所寺院中就有唐代画家或雕塑家吴道子、李岫、边鸾、韩干、张躁、尉迟乙僧等10余人的作品。古代寺院壁画的作用着重于弘扬教义、庄严福地。今天的寺院，无论是大殿还是廊庑，基本上是白壁徒立，尘垢蛛网，剩添荒凉，为什么不可以向古代学习，用丹青释之，突出佛教慈悲、护生、兼爱、平等、去恶向善思想，对僧俗进行教化?这样做，既美化了寺院，又可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还可为画家们提供“用武”之地，何乐而不为之!
　　(5)全面推行各寺院的园林化计划。如前所述，寺院的园林化原本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佛教创立后所建立的第一个寺院名叫“祗树给孤独园精舍”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皇家园林。佛教讲净、静，故寺院又叫“净住舍”、“净居”、“净屋”，修禅人定要求人“净室”，往生之地称“净国”、“净域”、“净土”，等等。所以，佛寺的建设应以清净为先，而园林式的环境有利于造成清净的氛围；佛教的护生思想行为又直接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繁育、保护发生关系。无论是作为一方净土来要求，还是作为一项旅游景点来要求，抑或是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寺院都应发扬其优良传统、特长，以优美环境取胜。
　　(6)在终南山等地开辟以佛教寺院等人文景点为核心的森林公园。这是在整个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项目中的大题目，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发展旅游事业，而且也在于为西安市数百万市民提供更多的消闲游乐的好场所。开辟这样的森林公园，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可能性、可行性。随着西安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基建占用大片城乡土地，市内绿地越来越少，有限的消闲娱乐场所人满为患，在适宜的地方开辟新休闲娱乐场所已迫在眉睫。终南山距离市区只有几十公里，自然被看作理想的旅游胜地。终南山自古有“终南神秀”、“终南百万玉楼台”的美誉。它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历史上存在过的阿房宫，“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为阙，规恢三百里”；汉上林苑以终南山北麓为限；汉武帝还在午谷口建御宿苑；后秦时之逍遥园“南连远乔(终南山北麓)，北联长河(渭河)”；隋文帝在太平口建太平宫；唐高祖在太和谷建太和宫(后来改名翠微宫、翠微寺)。毫无疑问，终南山自古以来都以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著称。不仅如此，它同时也是一座佛教名山，历史上，山中寺院不啻成百上千，散布于眉县至蓝田一百几十公里的深山幽谷之中，仅户县境内的山中便“无地不寺，无寺不奇”；南五台塔寺沟的寺院即有寺达四五十座。至今存在的寺院有蓝田的水陆庵，嘉五台的破山寺，南五台的圣寿寺、大茅棚、紫竹林，天子峪的至相寺、百塔寺，子午峪口的香积寺，丰峪口的丰德寺、观音寺、净业寺，高冠峪的圭峰寺，紫阁峪口的草堂寺、宝林寺，太平峪口的金峰寺、云际古寺等等。古代许多高僧大德曾居于这些寺院中译经、弘法，寂后又葬身岩壑，与青松翠柏共眠。这些事实说明，终南山的确有着很深的文化积淀，天成的自然风景与特殊的人文名胜，使其成为古今人们寻幽觅古、游览娱乐的好去处。从而也说明它具有开辟、建立森林公园的良好基础和条件。如蓝田的王顺山、长安的嘉午台、天子峪、丰峪口、户县的紫阁峪、太平峪、周至的黑河峪等地都可以以当地的人文景观为中心建立森林公园。此外，象铜川市的玉华山，在唐代也是皇家的苑林，唐高祖和太宗皇帝都曾在此办公、避暑过，大旅行家、大思想家、大翻译家、佛学大师和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玄奘三藏也曾在此组织译场。这里既是风景名胜之区，又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也是建设森林公园、发展旅游事业的非常理想的环境，把它发展成盛夏避暑的场所，比之终南山又多了几分优越的条件，前景是极可乐观的。
　　(7)开辟终南山佛教胜迹旅游专线。这里使用“开辟．--字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早在古代，终南山的游览路线即已存在。翻开《全唐诗》，我们便会发现唐代人在终南山留下的一行行清晰的足迹；至宋代，章敦等人更为我们指示了一条游览的路线：自长安至终南山西段，游五郡、延生、大秦、仙游、美陂，晚宿草堂；次日，游紫阁，经宿在登白阁废寺，复宿草堂；又次日，过高冠潭、百塔寺、南五台、太一宫，回宿百塔寺，然后取代华严寺而回西安。明代进士王九思致仕还归故里户县，其闲美风流不减当年，在遍游终南山之后，备极赞赏之情唱道：“卷将丽句袖中回，驮得南山马上归”；“胸中自著南山后，小却人间百万丘”。终南神秀，已在不言之中。古代的王公贵胄、迁客骚人对终南山胜景尚且如此钟情，饱受都市尘嚣的今人自然会更向往那里的林野和幽泉，开辟一条通途，将上述的佛教胜迹壁联珠串起来，或车、或骑、或徒步，这对于喜欢新鲜和探索的人来说，应当是具有吸引力的。
　　(8)开设外国僧人求法、请益遗址寻访、游览专项。目前，人们除知道少数几个寺院与朝鲜(韩国)、日本有密切关系以外，更多的这样的地方至今仍鲜为人知。如果能将与外国有关系的全部寺院都发掘出来并将其各自的“国际关系史”都进行整理，汇总成游览专项，这也是招徕国外游客的办法之一。据我所知，韩国学者或游客到西安后，都往往要求寻访这样的遗址。这说明此一开发设想并非没有事实依据。
　　(9)加强培训懂得佛教历史知识的讲解员和导游人员。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首先是知识的开发。规划，定项目，搞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包括佛教知识，懂得佛教知识的讲解员和导游人员可以有助于提高旅游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里，知识、科学的含量也是一个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本文也把有关培训的问题列入了“开发项目”。
　　以上便是有关陕西佛教文化及其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一些思考和想法，或许对西安乃至陕西的旅游业的建设和发展有些许的参考价值，至少是想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所以，倘或不够成熟，甚至于不完全正确，亦诚望识者多多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科院历史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