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石窟艺术的“收官”大作——大足石刻

2014/9/8    热度：192   

佛教石窟艺术的“收官”大作——大足石刻
　　□ 金 森　《环球花雨》 2006年第10期
　　大足县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处于川中丘陵与川东纵谷的交接地带，因而山峦起伏，峰回路转，石质多为砂岩类，其坚度较为适于雕刻。同时，这里因地处巴蜀腹地，幸运地躲过多次战火浩劫，于是，在四百余年的时间里，大足成为中国佛、道、儒三教弘扬教法的重要场所，世俗化、生活化、大众化的追求，使得深奥难懂的教义，通过雕刻艺术平易地表现出来，使其闪耀出中国民族艺术的独特光辉。
　　源于古印度的石窟造像艺术自公元3世纪传人中国后，先后于公元4世纪和公元7世纪前后(魏晋至盛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但至公元8世纪中叶(唐天宝之后)走向衰落。于此续绝之际，位于长江流域的大足县境内摩崖造像却异军突起，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建成的大足石刻，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从而把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四百余年。此后，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停滞不前，其他地方也未再新开凿一座大型石窟，大足石刻也就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后期的杰出代表，它与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102处摩崖造像的总称，包括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五处(简称“五山”)摩崖造像石窟群。大足石刻出现的时代正是世界石窟艺术走向衰微的时代，因而它的开凿同时也掀开了世界石窟造像艺术在这一时期最为辉煌的一页。大足石刻始建于初唐，兴于晚唐、五代，盛于宋，续延于明、清及民国，1100余年来，大足石刻虽栉风沐雨，但多数造像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在大足石刻的“五山”摩崖造像中，规模最为庞大同时也最具艺术价值的当推宝顶山摩崖石刻。
　　公元1174—1252年的70余年间，时称“六代祖师传密印”的大足县僧人赵智凤，承袭了晚唐川西柳本尊创立的佛教密宗教派，于宝顶山传教。他以弘扬佛法为主旨，清苦七十余载，四方募化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了中国佛教密宗史上现存唯一的一座大型石窟道场，使大足石刻的艺术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峰。一时间，四方道俗云集赵智风门下，石刻高手聚集宝顶山竞技献艺，宝顶山遂成为中国佛教密宗瑜伽派的中心，蜀中也留下“上朝峨嵋，下朝宝顶”之说。
　　宝顶山也称香山，位于大足县城龙岗镇东北15公里处，海拔527米。宝顶山摩崖造像主要包括圣寿寺、大佛湾、小佛湾三个摩崖造像群，摩崖造像总面积达17．93公顷。
　　圣寿寺倚山构筑，雄伟壮观。南宋淳佑年间由赵智凤所建，后在元末焚毁，明、清两度重修。现在的帝释殿、大雄殿、三世佛殿、燃灯殿和维摩殿等七重殿宇，为清代重建，建筑面积达1631．3平方米。
　　大佛湾是位于圣寿寺侧下方形似“旷字形的山湾。崖面长约500米，高约3-15米，依次刻有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图、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千手观音、释迦涅檠圣迹图、九龙浴太子图、孔雀明王经变相、毗卢洞、父母恩重经变相、雷音图、大方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地狱变相、柳本尊行化图、十大明王、牧牛图、圆觉洞、柳本尊面部造像等，图文并茂，无一龛重复。
　　小佛湾位于圣寿寺的另一侧，坐南面北。其主要建筑为一座石砌的坛台，高2．31米，东西宽16．45米，坛台上用条石砌成石壁、石室，其上遍刻佛、菩萨像。主要有祖师法身经目塔、经变洞、殿堂月轮佛龛及十恶罪报图、毗卢庵洞、华严三圣洞、灌顶井龛等。
　　以宝顶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在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有别于我国西北和中原的早期石窟。大足石刻，不但有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更具有巴蜀文化的地域特色；既有雄浑的阳刚之气，又有世俗情趣的婉约之美。大足石刻是世俗生活的一幅完美画卷，更是古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
　　俗话说，天下名山佛占多。而大足石刻“三教”造像俱全，有别于前期石窟表现特点。以大足南山摩崖造型为代表的公元11-13世纪中叶的道教造像，是中国这一时期雕刻最精美、体系最完备的道教造像群。而大足石篆山摩崖造像中以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主尊的“儒家”造像，在石窟艺术中更可谓凤毛麟角。本来，在多国、多宗教之间基本互相排斥，而在大足，以中国人的意愿心理竟是可以在同一空间内把三教合一。以石篆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造像，以及以石门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在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史上亦极为罕见。
　　大足石刻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大足石刻注重雕刻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典范。在立体造型的技法上，运用写实与夸张互补的手法，摹难显之状，传难达之情，对不同的人物赋予不同的性格特征，务求传神写心。强调善恶、美丑的强烈对比，表现的内容贴近生活，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有极大的社会教化作用。在选材上，既源于经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在布局上，是艺术、宗教、科学、自然的巧妙结合。在审美上，融神秘、自然、典雅三者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鉴戒的审美要求。在表现上，突破了一些宗教雕塑的旧模式，有了创造性的发展，比如神像人化、人神合一等，极富中国特色。总之，大足石刻在诸多方面都开创了石窟艺术的新形式，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大足石刻还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纯朴的生活气息，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把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在内容的取舍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力求与世俗生活及审美情趣相结合。其人物形象文静温和、衣饰华丽；形体上力求美而不妖，丽而不娇。造像中，无论是佛、菩萨，还是罗汉、金刚以及各种侍者像，都颇似现实中各类人物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宝顶山摩崖造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景之广泛，几乎应有尽有，颇似公元12-13世纪中叶间(宋代)的一座民间风俗画廊。无论王公大臣、官绅士庶、渔樵耕读，各类人物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它从各个侧面浓缩地反映了公元9-13世纪间(晚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它使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终于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同时，大足石刻也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按过去佛教史籍记载，中国密宗盛行于公元8世纪初叶，流行于黄河流域，至公元9世纪初日本僧人空海东传日本后，中国汉地密宗似渐衰。而大足北山、宝顶山大量造像及其碑刻无可争辩地表明，公元9-13世纪，密宗在中国不仅未见绝迹，而且正处于兴盛时期。
　　石窟一词来源于古印度，印度的阿丹陀石窟被公认为世界佛教石窟的开山第一窟。大足石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石窟造像艺术后期的扛鼎之作，是中国石窟艺术最后的一座丰碑。与古印度的阿丹陀石窟相对应而言，大足石刻，尤其是宝顶山石窟又可谓是世界佛教石窟艺术的“收官”大作。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大足石刻时，对大足石刻所达到的艺术成就赞叹不已，他说：“我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这里使我觉得它是最生动、最宏伟的古代博物馆，大足石刻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