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发达，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此时印度的社会财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掌握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吠舍”阶层手中。所谓吠舍，又作吠奢、毗舍、毗奢等，意译作居士、田家、商贾。是印度四姓之第三阶级，指从事农业、畜牧、手工业、商业等生产事业之一般平民阶级。佛经中经常提到的长者，其所具备的十德中，就有“大富”这一条。而我们今天通指在家信佛学佛的居士，在印度则指“多财富乐者”，在佛教的《五分律》卷二十一中，就有讨论拥有多少财富可以称居士的内容，（问言：汝各有几财得为居士？）其中有人自述自己有财二十亿，还有五百摩尼珠、一摩尼宝床。可见，佛典中的长者、居士，不仅拥有姓贵位高、智深年耆、上叹下归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道德修养，也拥有巨大的个人财富，在社会中有着特殊的影响。

　　佛教从一开始就和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佛陀成道后，最初供养、皈依的两兄弟提谓、波利，就是北天竺的商主，这二人就是佛教最早的优婆塞。其后，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商人（长者、居士）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僧众的衣食多由他们供养，而且办道修行所居住的阿兰若，也是由商人提供的。即如著名的道场给孤独园、竹林精舍等，也是当时拥有巨大个人财富的给孤独长者、迦兰陀长者购置或营建的。我们汉传佛教常并称的佛陀十大弟子中，须菩提就是吠舍种姓。

　　从佛教传播的途径来看，佛陀游化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长阿含·游行经》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佛陀成道前由北向南所走的路，以及入灭前由南向北走的路，这两条路便是当时的商道。而佛教从印度向中国的传播途径，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完全都是当时最兴盛的商道。著名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之路，更是文化传播之路，也是佛教弘扬之路。佛教的教理、经典、佛像、法器和印度传法高僧，都伴随着商队千里迢迢跋涉东来。如果我们考察早期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历史，我们很难想像，如果缺少众多商人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佛教会是一种什么生存状态。

　　即使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也还是离不开商业活动。唐代开始的禅宗丛林模式，形成的“农禅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使寺院经济有了充分的独立自主权，也使得寺院经济能够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经常开展的赈灾济贫、修桥补路、施衣施饭、治病收孤等慈善事业，补救了人民的生活，也为大乘菩萨道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从上述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发展离不开商业活动，商业活动能促进佛教发展。佛与商，并非简单的“出世”与“入世”的对立。佛陀在《法华经》明确指出：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本文将信奉佛教的商人简称为“佛商”。大乘佛教中著名的居士领袖维摩诘居士，就是佛商的最好榜样。

　　一、对三宝具足正信

　　佛商与其他商人的根本区别在“佛”上，也就是说，是否信佛，是一个显著标志。我们认为，“佛商”的“佛”是创造精神财富（文明），解决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心灵快乐、生死等问题；“佛商”的“商”是创造物质财富（文明），解决温饱、小康、富裕等问题。作为一个佛弟子，佛商无论在经营活动还是在生活中，始终应该遵循佛教的基本原则，对三宝具足正信。佛商必须遵守佛教的基本三皈依、五戒、在家菩萨戒等方面的要求，成为拥有高尚宗教道德伦理的人。

　　我们要认识到，佛教伦理与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是完全一致的。佛教教义本身，也包含了某些商业伦理规范。即如佛陀教育弟子们必须遵循的“八正道”中的“正业”与“正命”，正业是指正思维后所产生的行为。例如不做杀生、偷盗等事。要从事爱护生命、布施与慈善等善行。正命则是指正确的生活，即以正当的职业过正当的生活，不应从事非法职业或为道德所禁戒之事。

　　佛商还应该成为护持正法，反对邪教的模范，发扬“人间佛教”精神，在工作和生活中，行无言之教，说无声之法，以自己的成功实践证明佛法与世间不违。

　　二、对社会具足感恩

　　作为一个真正的佛商，自始至终都应该把社会的需要放在首位，把众生的疾苦放在心间，必须保持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始终一致性。同时，佛商还应该认识到，世间的事业不是最终的目的，需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积极主动地参与重建当今社会的财富伦理建设。佛教对信众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广种福田”，这就是佛教财富伦理的通俗表达。佛教出世解脱有二大资粮，即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与财富相关的福德资粮，只是出世解脱的必要条件，绝不是充分条件；只能具有支持性的效用，而不能成为终极的支配性的满足。如果认必要条件为充分条件，视财富为支配性满足，这就本末倒置。佛法系统中完整的福田观，应该由恭敬福田（敬田）、报恩福田（恩田）和悲悯福田（悲田）三部分构成，完整表达了对佛法僧三宝的恭敬之心，对父母师长的感恩之意，以及对贫弱群体的悲悯之念。

　　中国佛教弘化向来注重福德以悲敬为始，近代佛教弘化则更加突显了佛法报恩观念中的社会性内容。佛教的这一认识，决定了佛商对三种福田的知恩、感恩、报恩，应具体落实于对社会的回报上。佛陀在经典中教导我们，财富应分作四份。第一份用以保障家庭的日用开支；第二份用以投资增值，否则财富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三份用以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第四份用以慈善事业，一方面回馈社会大众，一方面为自己耕耘福田。其实这也是一种投资，是对于未来幸福的投资，而我们能从中收获的，绝不是有限的财富所能比拟的。哲学家西塞罗曾经说过：“追求财富的增长，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贪欲，而是为了要得到一种行善的工具。”只有将财富当作“行善的工具”去追求，才能使财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那么，人间就会充满温暖，许多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恐怖主义等也会迎刃而解。

　　三、对财富具足智慧

　　一个成功的佛商，个人拥有巨大的财富，如何正确对待这些财富，善用这些财富，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现代人追求财富，总是停留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以为拥有物质财富就有了人生的一切。其实物质财富只是满足人生基本的需要，是人生的低级需要。一味停留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其生命层次永远都提高不上去。所以，当一个人的物质财富可以满足基本生存时，应该进而追求精神财富。作为佛商来说，除了合理获得世俗财富而外，更要追求功德法财––佛法。

　　在《华严经》中，佛陀告诉我们，“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不仅供养如此，在我们所熟悉的《金刚经》中，佛陀还处处以较量功德的方式，告诉我们受持乃至极少的佛法或以法布施的利益，远远胜过用无量的珍宝布施。所以说，无论是供养还是布施，功德法财都远比世间财富更为殊胜。我们知道，世间的资产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分。事实上，所谓的固定资产也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房产会折旧，设备会损耗，它们的使用寿命都是有限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称为人生的固定资产，那么只有功德法财才是当之无愧的。功德法财似乎是无形的，但它却不会随着我们的死亡而消失，不会随着生命形式的转换而失去价值。

　　不仅如此，这善的种子还会不断为我们带来丰厚的馈赠。从这个角度来说，法财对于人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有形的钱财。佛经中，处处强调法财较之世俗财富的重要性。因为佛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人生困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脱人生烦恼，开发生命中的无尽宝藏。成就智慧，成就无量功德，其意义绝不是物质财富能够取代的。佛商对财富的态度，影响着周围的员工和信众，个人的修养，关系到他人对佛教的观感。我们只有在对财富有了正确的认识，了解到“法财”胜于“世财”的时候，我们才能通过世俗财富这一外化的手段，达成自己追求功德法财的目的。将自己的企业变成学修的道场，度化更多的人共入佛门，共成佛道。

　　四、对道德具足自觉

　　具有道德自觉，是一个成功佛商的必要条件。坚守商业道德，诚信经营，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建立一个和谐、理性、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而努力。不仅如此，道德自觉是一个佛商的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一日三省吾身”，不仅是儒家的修身之道，更是佛教所倡导的。佛商不仅要遵守佛教伦理来对佛教徒提出的道德要求，遵守法律、法规、契约等有关条款的约束性，更要具有道德自觉意识，以道德自觉贯通自己的人生与商业经营活动。道德他律的约束性是很有限的，而道德自觉的力量是无限的，商人无论何时何地，坚持合法经营，这是创建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和谐社会很重要的方面，而作为商业界精英和杰出代表的佛商，将坚持解行并重的佛教伦理精神，以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维护和贯彻佛教商业伦理道德的信念和决心。

　　具有生命智慧的佛商能感悟出自己商业活动的成功，往往取决于自己的善心与善行。福与德是有内在因果关系的，正所谓天地有灵知，天地相通，天人感应，人以善感，天以福应，天道酬德，商人若能以善心、善行经营，自然可以获得功德财富的馈赠。这是伦理–社会–个人之间合理运作和互动的实践法则。商人的命运和功德财宝的获得都与这一价值原理的运作息息相关。所以，佛商及其所经营企业的成功，在本质上，都是佛教伦理实践的成功体现。只有用诚信、慈悲、宽容、平衡、和谐等为基石的商业伦理来创建和提升企业文化，企业的和谐有序发展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佛商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服务于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及国内、国际减灾、赈灾等慈善事业。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广大佛商的共同努力，知恩报恩，努力实践，回馈社会，一定能为创建和谐美好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