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名	译者	时代	八 大 菩 萨 名 号
八大菩萨曼荼罗经	不空	唐	观自在 慈氏 虚空藏 普贤 金刚手 曼殊室利 除盖障 地藏
大日经	善无畏 共一行	唐	普贤 弥勒 虚空藏 除一切盖障 观世自在 得大势 地藏 文殊师利
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拏利 焰鬘炽盛佛顶经	达磨栖那	唐	金刚手 妙吉祥 虚空藏 慈氏尊 观自在 地藏 除盖障 普贤
佛说八大菩萨经	法贤	宋	妙吉祥 圣观自在 慈氏 虚空藏 普贤 金刚手 除盖障 地藏
佛说大乘八大曼拿罗经	法贤	宋	圣观自在 慈氏 虚空藏 普贤 金刚手 曼殊室利 除盖障 地藏

　　麦积山第11窟的八大菩萨依其榜书题名与上述经文中八大菩萨名号相同，身相的描述相似，以此判断应依据《八大菩萨曼荼罗经》或《佛说大乘八大曼拿罗经》、《佛说八大菩萨经》而作，据之可补右壁所缺题名为“曼殊室利菩萨”或“妙吉祥菩萨”。
　　三
　　与麦积山第11窟题名相同的八大菩萨又见于榆林窟唐代壁画、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和四川大足石刻等。
　　榆林窟第25窟据敦煌研究院的分期，属于中唐（781——847年）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吐蕃时期开凿的洞窟，绝对年代约建于公元八世纪后期。该窟主室东（正）壁画卢舍那佛八大菩萨曼陀罗，其布局是正中为头戴高髻宝冠着菩萨装，禅定印，坐于莲花方狮座的“清静法身卢那舍佛”，“八大菩萨”分列两侧，现仅存右侧四菩萨分别榜书题名，上排两身为“地藏”、“虚空藏”，下排两身为“文殊师利”、“弥勒”，地藏手拿摩尼珠，虚空藏手持箭，文殊手拿花枝，弥勒手持宝瓶，均为坐姿。其名称与唐不空译《八大菩萨曼陀罗经》一致，按对称的构图应还有观世音、除盖障、金刚手、普贤四身菩萨[6]（图十一）。第20窟也有八大菩萨曼荼罗，应与第25窟的相同（此窟图像未见发表，2004年在敦煌举办的石窟学术国际研讨会上承蒙彭金章先生告知）。
　　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又称文成公主庙），据研究建于八世纪后半期中唐时期。其造像为摩崖石刻浮雕造像，正中主尊为大日如来，左右两侧分上下两层浮雕八大菩萨，均为立姿，上层每身高4米，下层每身高5.8米。均头戴宝冠，身着大翻领交领宽袖袍服，各有藏文题名于身侧，右上：弥勒菩萨，手持宝瓶，虚空藏菩萨，手持宝剑；右下：地藏菩萨，手持莲花，观世音菩萨，手持宝瓶；左上：普贤菩萨，手持花枝，金刚手菩萨，手持金刚杵；左下：文殊菩萨，手持花枝，除盖障菩萨，手持琉璃瓶[7]。上两处都是唐代中期吐蕃占领时期所绘或雕造，且其中的主佛一为卢舍那佛，一名大日如来，都是以密教法身佛出现的。
　　四川大足宝顶山部分之倒塔婆宋代转法轮塔（俗称“倒塔”），石制实心八角形塔，塔身四级，第一级每面开一长椭圆浅龛，每龛内立一菩萨，头戴花冠，身着轻衫，胸饰璎珞，按顺时针方向分别为：“南无虚空藏菩萨”，双手捧一灯台，台中有小坐佛一尊。“南无弥勒菩萨”，手及胸下已残。“南无观世音菩萨”，手捧净瓶、杨柳。“南无地藏王菩萨”，左手拄持一锡杖，右手捧摩尼珠，由珠内射出两道毫光，分从两肩上绕出龛外。“南无除盖障菩萨”，左手结印，右手拄一锡杖。“南无妙吉祥菩萨”，左手掂衣带，右手持莲花。“南无金刚手菩萨”，冠带分拂两侧，宽袖长垂至地，双手持鞭放左胸前（图十二）。“南无普贤王菩萨”，面、手已残。每龛像上侧两角各刻一字，共十六字“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佛日光辉，法轮常转”[8]。
　　在敦煌艺术中，八大菩萨出现于隋，有三种情况：一是药师经变中画八大菩萨，形象雷同，虽无题名但可据经文知其名号，如隋代417窟窟顶所绘；二是单绘一佛八菩萨，如开皇四年（584年）第302窟；三是塑二菩萨绘六菩萨于龛内外，如初唐第57窟、盛唐第45窟。后二种不知据何经，但可能与前述麦积山等处有题名的不同，非出自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等经。中晚唐八大菩萨很少。五代、宋时期，龛内多塑一佛，绘十大弟子及八大菩萨（或十大菩萨），其中五代第6窟有题名，为“南无月□菩萨，南无日光菩萨，南无明惠菩萨，南无月藏菩萨，南无妙吉祥菩萨， ，南无宝智菩萨，南无虚空藏菩萨”，宋代第25窟的题名为“南无定自在菩萨，南无法自在菩萨，南无法相自在菩萨，南无光相菩萨，南无宝首菩萨，南无持世菩萨”，另两身不清[9]。这二处八菩萨与麦积山第11窟、青海文成公主庙、榆林窟第25窟及四川宝顶倒塔等有题名的八大菩萨也不属于一个系谱。第14窟的大日如来及八大菩萨壁画也不是上述的八大菩萨系谱[10]　。其它无题名的八大菩萨或许有与麦积山第11窟的相同者。敦煌遗书P.2991号释慧菀述《报恩吉祥窟记》也提到八大菩萨：“遂于莫高胜境，…八大菩萨…。”[11]不空曾到河西地区传教数年，从榆林窟有中唐的八大菩萨壁画来看，应该对敦煌石窟艺术也有所影响。藏经洞所出绢画中有八大菩萨即是明证。
　　下表为笔者所见四处有题名的八大菩萨造像和壁画：

窟 号	时 代	形式	八大菩萨名号	依据经典
榆林窟25窟	中唐（八世纪后半期）	壁画	仅存地藏 虚空藏 文殊师利 弥勒	《八大菩萨曼陀罗经》
文成公主庙	中唐（八世纪后半期）	塑像	弥勒 虚空藏 地藏 观世音 普贤 金刚手 文殊 除盖障	同上
麦积山11窟	宋（约十二世纪初）	塑像	观自在 普贤 金刚手 除盖障 □□□□弥勒 虚空藏 地藏	同上
大足宝顶山倒塔	宋	雕刻	南无虚空藏 南无弥勒 南无观世音 南无地藏王 南无除盖障 南无妙吉祥 南无金刚手 南无普贤王	同上

　　关中地区唐代佛教中心长安也出有相关的造像。安国寺遗址出土有一些中晚唐（八世纪中叶左右或八世纪末九世纪初）时期的密教石像，其中八大菩萨或八大明王造像有不动明王、降三世明王、观音菩萨、马头明王、文殊菩萨[12]。虽然不全，但当时应该有完整的八大菩萨和八大明王像。据《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拏利焰鬘炽盛佛顶经》，八大明王为八大菩萨的教令轮身。
　　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新发现的朗巴朗则造像，共9尊，正中为大日如来像，两侧各4尊菩萨像，均游戏坐姿，据调查者研究，这8身菩萨就是依据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或《大日经》造出的八大菩萨系统，与前述及有题名的八大菩萨一致，其组合形式是以大日如来为主尊的。其雕刻年代当为八至九世纪的吐蕃时期[13）。
　　宋代以后，八大菩萨的绘塑更为普及，尤其是藏传佛教寺院尤多，石窟中也以藏传佛教艺术为主。如炳灵寺第90、133窟的明代壁画中绘有八大菩萨形象，也是分开位于佛的两侧，虽无题名，但很可能是依据《八大菩萨曼荼罗经》而绘制的[14）。
　　麦积山的八大菩萨出现于宋代，上七佛阁第3、5龛内的一佛八菩萨，虽未题名，推断很有可能与第11窟的相同。第108窟宋代重修，在两壁上部对称各绘四身菩萨，均因烟薰而模糊不清，每身菩萨旁均有榜题，俱漫漶不清，推测应该是八大菩萨，与第11窟的相同。
　　唐宋时期目前已确知有题名的上述八大菩萨造像或壁画，除大足“倒塔”的无主尊外，余皆有主尊，八菩萨均分列于主尊的两侧。关于主尊，榆林窟壁画题名为“清净法身卢那舍佛”（为卢舍那的误写），意译即大日如来，青海玉树大日如来堂和西藏昌都朗巴朗则（汉语意为“大日如来佛殿”）毫无疑问主尊是大日如来。麦积山第11窟的主尊因无题名，也无特别的标志显示就是大日如来，与经文中金刚界或胎藏界大日如来为菩萨形的形象都不一致。但由于有与上述诸处相同的八大菩萨为侍列于两侧，可以判断其应该是大日如来（或卢舍那佛）。
　　关于大日如来及八大菩萨系统造像的传播，霍巍先生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藏东、青海、甘肃等地的大日如来造像，不能排除由中原经敦煌、四川传入的可能性。唐代中原的两京地区应该是密教即已兴盛的地区，长安安国寺的密教造像以及龙门石窟的密教造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四川及甘肃的敦煌也是很重要的密教中心。由于开元三大士在中原的译经及传教活动，密教造像首先应该在中心地区发展并兴盛，并进而影响到周边地区，这是佛教造像样式发展的普遍规律。
　　麦积山石窟地近长安，早期的造像中有来自长安的影响，唐代由于地震造成的破坏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麦积山唐代的遗存极少，无法了解其情况。宋代可以说是麦积山重修的最盛期，但密教及其造像在麦积山不是很发达，第11窟的八大菩萨造像以及第108窟的八大菩萨壁画是麦积山比较明显的密教造像，但主尊并无明显的密宗造像的特征（第100窟宋代重塑的主佛结智拳印，极有可能是大日如来， 宋代以后麦积山的密教造像仍很少，比较明显的是元代在北朝第48窟内重塑的四臂观音、第35窟重塑的主尊佛像以及第2窟的明代重塑地藏和十王塑像等[15]），因此，第11窟虽被改造成了具有密宗色彩的洞窟，应该还是属于汉地密教，与上述其他有题名的八大菩萨造像属于一个系统，与以后发展起来的藏密不同。其来源也应该是长安密教。
　　四
　　有关八大菩萨的经典译出是在唐宋时期，且已流行各地，尤其象唐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及宋法贤等所译密教经典在当时较流行。随着经典的译出，有关八大菩萨的形象也随之出现于石窟造像及壁画中。根据这些经典的描述和宣传，建立或读诵受持供养八大菩萨曼陀罗，可得到种种好处，尤其是最后可以得成佛道，如《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中讲：“依法建立此八曼荼罗一遍者，所有十恶五逆谤方等经皆悉销灭，一切所求义利胜愿悉得成就”，“受持此八曼荼罗经，一切业障悉皆销灭，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佛说大乘八大曼拏罗经》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八大曼拏罗，依法受持恭敬供养，有大功德出生智能利益无量，乃至三际众生，皆得成就无等正智……若常持诵恭敬供养，所有五逆重罪，一切诸恶悉皆除灭，而能成就无上胜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曼拏罗依法受持志心持诵根本大明，彼人速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说八大菩萨经》：“一心谛听或自忆念，或书写读诵为他解说，彼人命终不堕恶趣，不生边地邪见诸恶律仪下贱族中，亦不生于长寿天中，亦不生于五浊恶世，饥馑疾病刀兵劫中，亦无王难水难火难贼盗虎狼等难，常生佛剎及天上人间。身相端严诸根具足，眷属圆满得宿命智。具六波罗蜜，行四无量法，通达一切甚深法藏，成最上道。”凡此不但能够消除各种灾难，得生佛国，并能成就佛道等正是信徒们希冀达到的愿望，也是最能够吸引众多信徒的地方。通常所造八大菩萨像，多依这三种经的说法,排列顺序依三经中之一经。这是因为，盛唐至北宋时流行的密宗，盛行一种为高级和尚得法证明的“灌顶法”。当灌顶或修炼时，每次需有一位大菩萨临坛证盟。据《灌顶摩尼罗檀大神咒经》等经说，密宗瑜伽部归场证盟者即为此八大菩萨。后来与密教相对的显宗也通用此说法，但不灌顶。此种八大菩萨像习称“证明像”。
　　由于唐开元二十二年大地震的破坏以及吐蕃的入侵，麦积山晚唐后呈现出“野寺残僧少，山圆细路高……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的冷落景象，没有了北朝时的兴盛景象。到了宋代麦积山又出现了大建崖阁和增塑重修塑像的高峰。现存麦积山这时期的碑碣和题记数十处就涉及到太宗至理宗等皇帝的年号和重修窟龛等重大活动，北宋基本上把地震残损造像进行妆塑，并用木构建筑恢复了塌毁的洞窟，从散花楼（现编第4窟）外上方石槽中工匠桑秀春等人“雍熙元年八月”的题记，可确定修复散花楼是在北宋太宗年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寺主智利再建宝塔。《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碑记述了熙宁年间神宗曾宣诏本寺得道高僧秀铁壁“入内升坐，演讲宗乘”，敕赐圆通禅师，并给麦积山赐田二百余顷，供赡僧众；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因麦积山顶产灵芝三十八本，乃赐“瑞应寺”名；宁宗嘉定年间给本寺主持和尚“赐紫明觉大师”，并由四川制置使处发还屯田给麦积山[16]。说明宋代几代皇帝对麦积山颇为重视。宋代麦积山虽然没有开凿过新洞窟，然而却在原有的窟龛内增塑和重修了大批的造像。从第59窟《重新妆塑东西两阁佛像施主舍钱记》中得知，北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由本寺主持沙门惠珍及太原王秀等人募集巨款对东西崖大佛和大量洞窟的主佛进行了维修[17]。第3、4、11、33、43、90、93、100、116、118等一大批洞窟的佛像都可能重修于此时，并且还增塑了不少的佛像、菩萨、弟子、力士和供养人泥塑。
　　以上就麦积山第11窟的宋代八大菩萨造像结合国内其它地区的同类造像作了简单的考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注释：
　　[1][日]赖富本宏，《秘密佛の研究》第608页，东京法藏馆，1900年
　　[2]《大正藏》第20册，第675～676页
　　[3]《大正藏》第20册第676页
　　[4]《大正藏》第14册第751～752页
　　[5]《大正藏》第19侧第339～340页
　　[6]《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37、第232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5月
　　[7]张宝玺《青海境内丝绸之路及唐蕃故道上的石窟》，《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第155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8]刘长久等编《大足石刻内容总录》第253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5月
　　[9]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第161页“八大菩萨画像”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
　　[10] 彭金章《敦煌石窟全集·密教画卷》图版4 ，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
　　[11]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卷第3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2]金申《陕西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密教石像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
　　[13]霍巍《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14]张宝玺《炳灵寺第1、90、133窟的清理与研究》，《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
　　[15]屈涛《麦积山石窟11——13世纪的营造》，《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
　　[16]麦积山宋碑《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碑》现嵌于瑞应寺天王殿左廊墙
　　[17]维修墨书题记现存编号第59，其实不是窟、龛，只是一方摩崖墨书泥皮，现残存字数已不多，虽经加固，但仍在继续风化，见马千《麦积山石窟宋代墨书题记的加固修复》，《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 。题记内容详见张锦秀编著《麦积山石窟志》第136～13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