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擦擦”的种类和艺术风格

　　元代时期藏区“擦擦”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发达。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变后，“擦擦”基本上摆脱了早期完全模仿的痕迹，雪域藏文化的地力特征和民族色彩也愈发鲜明和强烈，从而形成了“擦擦”独特的艺术种类和艺术风格，亦受到广大信教百姓的普遍欢迎。法国藏学家鲁米尔·吉塞尔在《西藏艺术》一书曾这样评价道：

　　用泥土制作的西藏微型浮雕，藏语称之为“擦擦”特别使人感到兴趣，令人感动。这些小浮雕描绘出了受人崇拜佛和圣贤的各种精微的形象，有的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三度空间。藏族雕塑家的表现手法高超，甚至连细微末节都刻画得相当精到。

　　的确，“擦擦”作为小型的佛教艺术，大者盈尺，小者不过方寸，因而它最大的美学特征就在于人物刻画的细腻入微与精巧传神。当然要想制作好精美的“擦擦”，首先必须制作好一个精美的、符合造像法度的模具。在藏区制作“擦擦”的模具，一般为铜器和铁器，但也有用木刻、陶器制成的模具。模具造型的好坏、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工匠水平的高低与否。通常模具的制造者是寺院里有工巧技能的僧人或是上师，但有时民间的工匠艺人也制作“擦擦”模具。由于“擦擦”的模具体积较小，十分便于随身携带，因而它不同于寺院里大型的泥雕彩塑或唐卡等需要极高的技能和宗教修养，也不需要特殊的绘制材料，只要有一个模具和随地可取的泥土即成。正像扎雅活佛在《西藏宗教艺术》所说：“擦擦的浮雕是用硬模挤压而成或用单面凹凸模压而成，小型泥佛和‘佛塔小山’则是用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软模的一种模子做成。”所以“擦擦”在藏区民间供神佛的圣物中其数量最多。

　　从宗教的礼仪行为来看，制作和供养“擦擦”属于佛教中造像功德的一种，如藏族《彩绘工序明鉴》所言：

　　在泥土上，石灰上，木头上，白骨上……墙面上等处 皆可绘画佛像，或重新塑佛像者，将不投生于恶趣、罪孽种、邪见种之人家；将不出现肢体不全，即使犯有罪过也会得净罪之福，因塑造佛像之善果可减免在地狱中受罪， 并可在三乘之中任何一乘得到实现……任何不善之业都不能诱惑，而且对佛产生无限信仰。故此，凡塑造佛像者无论何种缘故犯有何种罪过，均如同把酥油丢在火堆上连烟都不冒便消失。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藏区人们才大量地制作“擦擦”，其目的无非是禳灾祈福，表达一种还愿和善业的宗教心理。

　　“擦擦”的制作者在藏区，一般都是到处朝圣和讲说佛法的游方僧，或是生活贫穷的佛教徒们。他们这杆做一方面是为自己今生多积善业，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他们平日里多活动于通往神山、圣湖的路口或转经的路上，为四方朝佛的信众虔诚地制作一个又一个的“擦擦”，并接受过往僧众的施舍。有的人为了向菩萨还愿，用钱物赎来“擦擦”，供放在自己认为具有灵气的地方。它的朝圣者将自己认为能够寄托信仰的小泥佛带到千里之外的圣神地方。由于“擦擦”的大量制作，在民间出现了专门供奉放置“擦擦”的小屋子，藏语称为“擦康”。

　　不同用途的“擦康”在藏区有多种。在“擦康”放满“擦擦”之后，再用墙把它围起来，只留一个不太大的小口，为的是让朝圣转经的人们不断添置新的“擦擦”进去，日积月累，“擦擦”越聚越多，以至成千上万。藏族人认为这样绕“擦康”转一圈，就等于向佛菩萨行了无数次礼，念了无数次经，可以减轻自己的罪孽，增加福慧。

　　在藏区“擦擦”的种类一般可分为四种：一种是泥制“擦擦”，这种“擦擦”是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擦擦”：制作时，泥佛的背面要加入青稞粒、麦粒或是吉祥物之类，以表示对佛的虔诚及对美好生活的祈望。第二种是用活佛圆寂后的骨灰与泥土掺和制成的“擦擦”。一般而言，活佛圆寂后都要以塔葬形式入殓，届时可将用活佛骨灰和泥十制成的“擦擦”放入塔中，受人供养，同时作为象征法身的“擦擦”也可赐福于信众。第三种是用处理著名大活佛法身时的血水，搀和盐巴、藏红花和其他名贵药物与泥巴融合制成的“擦擦”，这种“擦擦”称为“布擦”。“布”为法体之意，“擦”为泥佛。这是藏族地区最为珍贵的“擦擦”，除有礼敬活佛的意思之外，据说还有赐福和护身之功效。据说若能带上此种“擦擦”作为护身符，可抵挡一切邪恶，确保吉祥平安。因为这些圆寂的大活佛，仅限于藏传佛教史上的著名领袖人物，如达赖、班弹、嘎玛巴等少数活佛。所以“布擦”在藏族人心目中具有非常神圣的地位，一般人很难得到。历史—上也只有活佛们的亲属及官员、贵族才能受赐。第四种是用藏红花、珍珠、玛瑙等各种名藏药物合成制作的“擦擦”。这类“擦擦”也十分贵重，一般是由寺院里的“曼巴”即藏医师制作。除了具有物质价值外，据说此类“擦擦”还有一定的医疗功效。

　　以上各类“擦擦”在制作完成后，必须要请喇嘛诵经加持，举行开光仪式，否则视为不合造像法度。有些的“擦擦”在年代上相对其他藏区要早一些，而且在制作工艺、人物造型、背景饰物等的处理上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地。

　　下面我们以阿里的“擦擦”为例，从题材和艺术手法方面作些探讨。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说过，“擦擦”最早是由“窣堵婆”佛塔演变而来，所以早期传入西藏的“擦擦”很可能是佛塔式“擦擦”占较大比例。从笔者所能见到的文物资料看，至少有10种以上的塔式“擦擦”造型。杜齐教授在《西藏考古》一书中提供的塔式“擦擦”也有9种之多。近年来考古学者们在古格发掘时，也清理出了上万枚“擦擦”，经整理分为九大类，其中塔类有5个品种。这个数字虽然比我们提出的10种以上少了一半，但我们还是相信古格早期的佛塔种类肯定会在10种以上。比如藏区常见的塔有“意之塔”、“身之塔”、“语之塔”，分别表示佛教所说的“身、语、意”；另有象征佛陀一生八个不同阶段的八逝塔；还有“天降塔”、“菩提塔”、“金刚塔”等，仅这些塔的类型而言就有10种之多，因而我们有理由确信塔在“擦擦”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正如杜齐所言：“我们应该像重视寺庙一样地对塔加以重视。在这一点上，就塔的各种形式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古格出土的佛塔主要有梵文单塔、藏文单塔、三塔、五塔、十塔、十二塔、十五塔、十七塔、四十八塔、八逝塔、金刚塔等等。

　　梵文单塔，又称“天降塔”。据说是仿照印度的桑奇塔而建。这是佛陀死后升天的母亲传法去兜率天国后降世的地方，这种塔最典型的特征是四面有台阶，以此象征只经努力修行就可达到最高的佛教境界。

　　“多门塔”是单塔中的一类，造型比天降塔更为丰富，塔刹与中部的宝瓶部位与天降塔相近，所不同的是塔基部分。“三塔擦擦”在造型上一般突出中间部位的佛塔，两边的佛塔较小，佛塔上部有《般若波罗密多经》的持咒。杜齐介绍的源于托林寺的多门塔“擦擦”也颇有特色，中间为主佛塔，两边立满若干小佛塔，这类小佛塔在前藏及甘青地区并不常见。笔者收藏的一枚来自于古格的八逝塔，也别具风格。其构图巧妙，在一个圆形塔身的周围刻上象征佛陀八个阶段的八个小佛塔。这枚“擦擦”表面发白，并十分光滑。或许，为了制作的精美，在和泥时为厂使泥土变软，往泥土里添加了奶油的缘故。

　　与前藏的单塔“擦擦”相比，古格地区的单塔和多塔“擦擦”，一般在塔刹上有装饰飘带、梵文和藏文经咒。但前藏的塔式“擦擦”，造型简单古朴，有的刻藏文经咒，有的无经咒。古格的多塔“擦擦”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通常塔置于“擦擦”的中正方，有众多塔组成的三角形塔型，也有平排式双层塔型。经咒大多刻在塔的下方，如杜齐《西藏考古》中图95和96图。总体看，塔成了“擦擦”制作的主要造像图案，最常见的如“天降塔”、“多门塔”、“菩提塔”等。类型繁多的塔擦擦，还有单个塔，三、四个或为数更多的群塔。

　　古格“擦擦”中，艺术水平最高、制作艺术较精美的还是佛、菩萨、护法神像类。佛像类“擦擦”有6种，比较典型的是一佛二弟子、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六尊像。一佛二弟子泥像，外形呈圆拱形。佛陀结跏趺坐于双狮须弥座的覆莲座上，佛西侧为弟子，须弥座以上的外周饰草叶纹、火焰纹双重背光，背光内有不太清晰的藏文经咒，背面捺印八塔纹。又如杜齐《西藏考古》中的108图，也是一佛二菩萨，佛陀盘腿端座于莲花座上，两旁是金刚萨，佛陀呈现出一种静谧凝重的美态，衣饰流线感很强，头部有背光，二菩萨与佛陀头部的空档又刻有两座佛塔，花座塔作藏文经咒。值得注意的是，袈裟上的皱褶是仿犍陀罗风格刻的，与上面一佛二弟子中的佛陀僧衣不同，有可能在制作年代上比前者要早一些。

　　在佛像中，还有坐佛像、九佛像、强巴佛像和无量寿佛像。笔者收藏的一枚单身无量寿佛像，造型极其细腻精美，可谓古格“擦擦”中的精品。

　　菩萨像类，主要有十一面观音，四臂观音、度母、尊胜佛母、金刚萨捶等。造型上主要有立势和坐式两种。其中以十一面观音、立式菩萨、坐式度母像最为精美。

　　十一面观音通高25厘米，底宽12．8厘米，菩萨站立于覆莲座上。十一面像分上下五层，下三层各有三面，上两层各为一面，最上层为佛相，次上层为金刚相，以下为菩萨相，上身裸、佩项链、璎珞、八臂，两主臂合掌于胸前，其余之臂分张两侧执净瓶、法轮、莲花、金刚索等法器，各臂均佩钏、镯。下着三重长裙，莲座周围饰梵文、联珠、火焰纹背光像及座、背光施以淡彩，该面观音是古格发现的最大的“擦擦”，实属难得。

　　菩萨立像高8厘米，宽411厘米。菩萨立于莲花座上，左手轻扶于左胯部，右手下垂执腿前，头戴宝冠，耳饰大环，戴项圈，面露微笑，上身裸体，下着长裙，飘带由双臂绕过搭于背臂，通身呈s状，周围有火焰背光。这类立式菩萨造像在后藏的寺院雕塑中颇为常见，带有较浓的10世纪前后克什米尔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特色。

　　在古格的菩萨“擦擦”中，托林寺出土的观自在菩萨像算得上是精美的杰作。杜齐教授在《西藏考古》一书中收录有三枚，编号分别是103、104、106。菩萨半结伽趺坐于莲花上，右手搭于右腿膝上，施手印，头戴宝冠，饰项链、璎珞，上身半裸，头部有背光，右手上方刻有小佛塔和藏文经咒。杜齐将“擦擦”的年代断为11—12世纪。画家巴荒在她的《西藏古文明之旅》中收录了两枚造型风格一致的坐式观音“擦擦”。其中一枚略有不同，腿部和左臂姿势有所变化，坐式看—上去随意而优雅，头部向右倾斜，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面带笑容、静默不语的思维菩萨来。杜齐也称其“塑像姿态娴雅优美”。

　　天王类和佛母类“擦擦”出土的各仅一种，度母类有4种，造型大多一致。如度母束高髻，戴花冠，耳饰大环，佩项链，上身裸体，戴璎珞，下着长裙，结游戏坐于莲台上，右脚下踩一小莲花，手结降魔印。身两侧一般饰有两朵莲花，周围内为联珠纹，外为火焰形背光。

　　金刚类和护法神像的种类比较多，常见的就有怖畏金刚、智慧勇识金刚、密聚金刚、胜乐金刚、金刚萨捶，金刚手大黑天等。

　　怖畏金刚，为牛头人身，牛角上挑，毛发竖起，张大口作怒吼状，全身裸，肩披兽皮，胸项佩璎珞。左手持人颅，右手持金刚月牙刀，臂腕佩钏、镯，站立于一走兽身上。下为莲花座，两侧各一小塔，周饰火焰背光，空白处有梵文和藏文经咒。

　　金刚萨埵像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无量寿佛像造型接近，所不同的是所结手印不一。密聚金刚和胜乐金刚像，与我们常见的寺院中护法像风格几乎一致，所不同的是这些金刚像是以微型的形式出现，因而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美感；不像那些巨大的金刚护法像给人一种强烈的威严和压抑之感，而需借以理性的缓冲加以理解造像的象征意义，从而由压抑的恐怖之感逐渐转向审美的愉悦和理性的思考。

　　祖师类“擦擦”在古格发现的不多，仅有宗喀巴大师及弟子像。大概由于宗喀巴在藏区有“第二佛陀”的美誉，所以造像中突出了宗喀巴至尊的地位。左右二弟子较小，宗喀巴坐于狮子莲花座上，头两侧空余处有藏文经咒，宗喀巴结转法轮印。遗憾的是，在古格的“擦擦”中没有发现阿底峡尊者、仁钦桑波大师的造像。在张鹰先生所编《西藏脱模泥塑》一书中，我们见到了阿底峡尊者、布顿大师和其他一些尊者、上师的“擦擦”造像，但造像工艺都显粗糙，比之古格“擦擦”要为逊色。

　　以上介绍，虽然以古格的“擦擦”为主，但可以说它大体上能代表藏区“擦擦”的种类、题材和艺术特征。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古格“擦擦”在造型和艺术风格上，明显地受到了西印度、克什米尔等地的域外影响。比如古格的“擦擦”一般在造型上表现得非常庄重典雅、优美精致，注重人物的情态和神韵，在眼部和嘴角的处理上尤为传神。另外注重佛、菩萨等的线条美。例如高耸、袒露的不雅词不显示，曲线式的站立身姿，半侧身的优美造型，身体的装饰及“擦擦”背景刻画上也都颇为讲究。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擦擦”作为小型还愿的善业功德之事，远在唐宋时期就在新疆于阗和高昌，甘肃敦煌、陕西长安、西夏、大理南诏等地流行。当时寺院里的僧人和老百姓均制像供养，时称“善业泥”、“善业佛”或“脱佛”。20世纪初，德国东方学家勒柯克在新疆高昌等地进行考古发掘时，就发现不少“擦擦”，除少数“擦擦”印有他所称的婆罗米文咒语外，其余的“擦擦”大多有藏文咒语。如说：“经过焙烧的棕红色粘土翻模，出土地点在吐峪沟，从清真寺逆河而上，山丘上最大的佛塔里。正面：一坐佛，头光周围有火焰。背面有中亚婆罗米字母的题记，大概是众所周知的惯用语，开头几个字母为：‘Ye dharma he luprabhavah eaz’。”(参见德国勒柯克著《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新疆人民出版社)

　　有趣的是这则婆罗米文经咒，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叶尔巴寺发现的两枚“擦擦”的东印度文字完全一致。这说明新疆的“擦擦”也与藏传佛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敦煌487、492石窟，以及宁夏宏佛塔、108塔、拜寺沟方塔等出土的“擦擦”，都与当时藏传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关系。1996年青海省文物考古所在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县陆续发掘了一批吐蕃古墓，出土了大量绸绫绢和铁铜器，还有泥造佛像即“擦擦”。有佛塔和佛像两种类型：一尊为无量寿佛，另一枚造型与古格的“度母”风格一致，并且有梵文经咒。这些“擦擦”的年代上限到唐代中晚期，下限至元代。以上种种史料，足以使我们确信，吐蕃统治西域期间就已开始“擦擦”的制作与传播。

　　（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提供 文/《佛教文化》桑吉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