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茶业是唐代农业、手工业中的新兴产业。唐代的茶叶生产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对唐代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认为唐代茶叶生产崛起是当时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而言之，与唐代生产力的进步、南方茶区适宜的自然条件、茶叶商品性增强、市场需求旺盛、从业人员众多及茶叶生产技术进步密切相关。

　　关键词：唐代 茶叶生产 原因

　　我国号称茶的祖国，世界上茶树的原产地即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汉代，茶已为人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茶业略有发展，江南地区逐渐形成饮茶风习。入唐以后，随着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茶业成为当时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兴部门，茶叶生产异军突起，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亦日趋重要。许多学者已就唐代的茶业、茶税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对唐代茶叶生产发展原因问题似尚须作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社会生产发展，自然条件适宜

　　茶树从被发现、利用到大规模的栽培种植，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至迟在西汉时期，我国已有茶叶生产。西汉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茶”之语，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蜀地本来就是我国的产茶地之一，“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地区在西汉时已开始种植茶树，并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茶叶市场。汉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我国的茶叶生产亦随之有了缓慢的发展。唐人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搜集了大量从上古到唐代的茶史资料，其中以两晋南北朝的茶叶历史资料为多，说明南北朝时期的茶叶的影响力已渐扩大，引起了各种人的注意，并把茶叶写进了作品中。但隋唐以前，茶叶的饮用仍局限于南方，北方人民尚不多饮。故北人偶有饮者即被视为怪异。北魏时杨衍之在其《洛阳伽蓝记》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当时北方人对茶知之甚少，因而投降到北方的江南士人饮茶即遭到讥笑，在朝贵宴会上虽已开设茗饮，北方士人却耻不复食。北方人把南方士人的饮茶风习与当时南方的落后、野蛮、未开化联系在一起。［①］甚至到了唐代前期，北方仍然没有形成饮茶习俗，封演即言：“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②］。唐代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了完全改观。

　　为什么唐宋以前茶叶生产发展如此缓慢？为什么在唐代茶叶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几个基本的因素制约着我国古代茶叶生产的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在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茶叶是经济作物，茶叶生产受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茶叶的产地——我国的南方地区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较低，自然经济的色彩浓厚，汉代以前虽有局部开发，多数地区仍十分落后。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广大地区仍然是地旷人稀，经济发展属于开发阶段，即“原来的经济不发达，尚未开发或尚未全面开发，具有经济发展前途即经济潜力，但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③］

　　粮食生产在传统农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社会有稳定的粮食供应，避免饥饿，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目标。“重农抑商”、“驱农归田”都是为了粮食生产。尽管唐宋以前的社会一直推行重农政策，粮食生产水平仍不尽人意，一旦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发生，人们不免到处流亡，“易子而食”的悲剧屡屡重演。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期，但汉代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却难以与此相称。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每人每年４８０市斤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量二千市斤左右，一家约在四千市斤左右，剩余产品约占１／３，除去封建国家的租赋，只有很少部分进行再生产。自耕农户能用于再生产的最多不过总产量的８—１６．６％，往往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一遇到天灾人祸，农民往往破产流亡。而佃农、依附农的情况则更糟。［④］这虽是汉代总的粮食生产情况，甚至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但考虑到唐宋以前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南方较之北方农业生产要落后，则汉代南方的粮食生产水平亦可想而知了。汉代以降，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南方农业发展迅速，单位亩产量也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缓慢增长，为茶叶这种经济作物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条件。

　　表面上，粮食、茶叶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是关系密切，如影相随的。业师李埏先生对此颇有灼见：“茶作为一种优良饮料，在唐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知道而且应用了。可是茶业的兴盛却是唐代的事情。……饮茶之风在六朝时确已出现，可是茶的种植不广，原因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还不足以大量生产这种经济作物。……只有当粮食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从粮食作物的生产中能匀出相当的人手和土地时，茶才能相应地获得发展”［⑤］。直到今天，在许多低收入国家里，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食物的生产仍决定着农业部门的发展。［⑥］而经济作物较为集中的地区的农业水平亦较高。唐代亦然。试以江南为例。唐代江南是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那里的生产从质的方面而言，已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在开元、建中之际，稻麦复种制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推广；水稻农业开始由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种稻农户户均产量总量大大超过了六朝。［⑦］唐代南方粮食平均亩产量较之东晋南朝有了进一步提高，南方水田比东晋南朝增产１．２％。［⑧］入唐以后，南方成为重要的粮食输出区，大量粮食漕运到北方，缓解了北方的粮食紧张状况。唐人权德舆、刘晏对此认识颇为深刻。

　　唐代南方粮食产量的增加，农民在满足家庭消费及完纳租税之后，便可把剩余部分投放市场，推动了粮食的商品化。《太平广记》卷３７４《胡氏子》、《茅亭客话》卷８《女子画虎》条均记载了农民将剩余小麦投放市场的事例。将稻麦等粮食投放市场是唐代全国皆有的现象，南方更加普遍。大量粮食投放市场可以满足茶农的粮食需求，对发展茶叶生产十分有利。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促进了农村副业的发展。

　　“作物的成功有赖于环境的帮助”［⑨］。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与南方茶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分不开的。茶树具有喜温、喜湿、喜酸、耐荫的生态特征，对环境条件有一定的要求，茶树生长的最适宜温度在２０℃—３０℃范围之内，当气温下降到－１０Ｃ以下时即会受到较严重的冻害。而唐代南方茶区气候温暖湿润，适合茶树生长。此外，唐代南方气温变幅小，雨量充足，保持了相对完整的森林植被，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调节气候、蓄保水分和抗御灾害的作用，给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南方逐步形成了重视培养地力的耕作方式，从而促进了土质的变化［⑩］。这些自然条件适于茶树生长发育，为唐代茶叶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自然基础。

　　二、茶叶商品性增强，市场需求旺盛

　　唐代茶叶生产迅速发展，与茶叶的商品性不断增强、茶叶市场不断扩展关系密切。茶叶的商品率提高了，茶叶的市场容量扩大了，茶叶的流通畅通了，则茶叶的生产也会随之提上一个新台阶。下面即详述之。

　　（１）唐代茶叶市场容量的扩大。

　　茶叶市场容量是制约茶叶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论述方便，我们姑且把茶叶的消费量视为茶叶的市场容量。马克思指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①①］作为茶叶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唐代茶叶消费量逐渐扩大，刺激了茶叶生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茶叶消费仅限于南方各地，市场狭小，消费量不大，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也不大。

　　入唐以后，饮茶之风风靡大江南北，远播塞外。其实，北方广大地区在唐初时尚无饮茶之习，开元天宝年间才稍稍有茶，至德大历年间茶叶渐多，德宗建中年间之后遂达到了兴盛的局面。［①②］唐代封演也认为南方人喜好饮茶，北方人初不多饮，开元年间因佛寺学禅务，寺僧饮茶，各地竞相仿效，形成了饮茶风俗。［①③］“茶神”陆羽写成我国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对唐人的茶叶消费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史称“［陆］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①④］唐代的茶叶消费达到了一个新水平。饮茶已不再是王公贵族、官僚士人的特权，品茶啜茗之风已渐入寻常百姓家，茶叶开始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闻，嗜好尤切”。［①⑤］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大量消费茶叶，“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穷日尽夜，殆成风俗。”［①⑥］“累日不食肉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①⑦］

　　唐人饮茶之风兴盛，间接地反映出茶叶消费量之大及茶叶市场的扩展，推动了茶叶生产向前发展。“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①⑧］茶叶成为受广大消费者欢迎的大宗商品，刺激了南方茶农和茶园主植茶制茶的积极性，不断扩大茶叶产量，提高茶叶质量，以适应市场需求，也促进了茶叶栽培技术的提高及品种的增多。“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①⑨］这是茶叶生产不断调整、适应茶叶消费的结果。

　　（２）茶叶贸易繁荣

　　李埏先生指出，茶叶产地在川蜀江淮，而销售却远及北国、吐蕃、塞外，必须有商业的中介，否则便无法流通。并指出唐中叶以降，处于幼年阶段的全国性市场已经形成了。［②⑩］显然，商业和市场是联系茶叶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②①］茶叶这种商品性很强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因产地与销地相距遥远，更离不开交换与流通。唐代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茶叶进入市场销售全国各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唐中叶以后，朝野上下都和市场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商业资本活跃，需要在流通过程中增殖自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活动的最佳途径即长途贩运贸易。［②②］唐代商人资本开始向茶叶贸易倾斜，茶叶开始成为商人长途贩运的大宗商品，因其消费量大、易于销售、易获厚利而受到商人的青睐。唐代茶商长途贩茶的情况较为普遍，茶商人数也不少。在春季采茶季节，富商大贾、小商小贩便云集茶区，收购茶叶。如祁门县产的茶色香俱佳，吸引了四方茶商前来采购。“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踵而至。”［②③］其中既有肩挑背负作小本生活的小商贩，也有广市多载、以巨艎运输的资本雄厚的大茶商。其他茶区的贸易亦十分繁荣：“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鏽缯缬金钗，入山交易。”一些劫江贼获异色财物后入茶山博茶，贩运北方。［②④］

　　唐代水陆交通的发达、造船业的进步也为茶叶贸易尤其是长途贩运提供了有利条件。茶商在贸易中使用舟船的很多。舟船的使用，扩大了茶叶的运载量，提高了运输效率，加快了茶叶的流通过程，扩大了茶叶的流通地域。在茶叶的生产、消费过程中，各地茶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销售区域。［②⑤］

　　唐代商人多投资于茶叶贸易，促进了茶叶的营销，有助于茶农的生产。使茶农“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②⑥］，有利于提高茶叶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促进茶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唐政府一度实行税茶、榷茶政策，为茶叶商品的正常流通设置了障碍。但由于私茶贩禁而不绝，仍有大量茶叶通过私茶商之手进入了消费者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榷茶给茶叶流通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市场狭小而且很分散的地区，不可能充分地开发由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而获得的规模经济效益”［②⑦］，唐代茶叶市场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茶叶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价值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作用。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农民家庭或多或少地要与市场发生一定的关系已是不容置疑，而在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繁荣，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更加紧密，农民为完成社会再生产、交纳赋役，必须出售自己的一部分产品。因此，市场价格的变化影响了农民生产模式的改变。假如南方农户既生产稻米又生产茶叶，他只卖一部分稻米，其余的留作家庭消费。如果稻米价格下降，减少稻米生产，增加茶叶生产有利可图，则农户可能把生产稻米的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如果茶叶价格继续上升，稻米价格不断下滑，在农业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农民则把稻米生产的资源进一步转移到茶叶生产上，农户需购买稻米以满足消费。茶树的集中栽植，迫使茶农必须从市场上购买粮食以满足家庭消费。唐代南方出现的茶园户专门以种茶为生，笔者认为与此有关。当然，在唐代社会条件下价值规律、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因此否认其作用也是不可取的。市场、价格对唐代农户的茶叶生产是有作用的。如蜀地生产的蒙顶茶，质精价高，“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倍受消费者欢迎。结果大大刺激了茶农的积极性，“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②⑧］ 三、劳动力资源充足，从业者众多

　　茶叶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茶叶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中，制茶、采茶等都要依靠手工劳动，没有机械化的生产。仅茶叶采摘一项即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茶树是个时辰草，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因此必须争时间、抢速度，及时加以采摘。据《茶经》记载，春季的二、三、四月是采茶的季节，一般在日出之前即要开始劳作。为了保证鲜叶质量，还要注意选好采摘时间，“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②⑨］因此，当茶园面积较大时，在采摘旺季极易造成劳动力的短缺问题。采摘茶叶的劳动量一般可以占到总劳动量的一半左右。“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③⑩］因为劳动量大，茶农全家都暂时停止其他劳作，参加到采茶中来。茶芽采下后还要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加工制作，“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③①］最后加工成饼茶或团茶，用竹子或纫谷皮串成串。“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③②］儿童也参加了制茶的劳动。

　　唐代社会为茶叶生产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教训，政治上比较清明，经济繁荣富庶。在全国安定统一的条件下，均田农民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刺激了人口大量增殖。史称“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６３０）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③③］人口增长的速度是较快的。贞观年间全国户数不满三百万；至武则天神龙元年全国户数便上升到了六百三十五万多户，是贞观年间的二倍多；至玄宗天宝十三载，全国有九百六十一万多户，较之贞观年间增长了三倍多。［③④］中国人口数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且南方人口急剧增长。安史之乱前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大大增加了南方人口。有学者研究指出，安史之乱以后长江流域成为全国人口重心。［③⑤］

　　南方人口的增加为茶叶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条件。在唐代南方茶区出现了许多农户，他们或兼营茶叶生产，或专门从事茶叶生产，在唐代文献中后者称为“茶园户”或“园户”。

　　唐代南方农户兼营茶叶生产的现象应是较为普遍的。农户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也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茶，以便投放市场，补贴家用，维持家庭的社会再生产。如“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③⑥］即是一例。以茶叶生产作为副业的农户在宜茶生长的南方是很普通的事情。正因如此，在唐代文献中对此的记载反不多见。虽然每户产量不多，但拳石成山，聚积起来数目是很大的。

　　但对唐代茶业经济产生重大作用的是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园户。茶园户的出现，是唐代农业领域中的新鲜现象。唐武宗开成五年十月盐铁司奏文有云：“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③⑦］；又唐人张途说：祁门县一带“业于茶者七八矣。”［③⑧］李商隐说：泸州“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③⑨］上述农户以茶为业，生产茶叶投放市场，其生活、生产资料亦仰于市场，据此，我们称之为茶叶专业户似不过分。茶园户出现显示着唐代农业分工的新格局，对于增加茶叶产量、发展茶业经济、活跃市场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茶园户的经济状况不一，茶园规模大小有别，经营方式也不同。地位相当于自耕农的园户，依靠自身的力量即能完成采茶制茶任务，不需假手别人。倘若茶园面积大，需投入大量劳动力，即需要采取租佃或雇工的经营方式。此类园户经济地位相当于地主，我们姑且称之为茶园主。

　　茶园主的租佃经营茶园。即将茶园出租，收取茶租。如陆龟蒙嗜茶，“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许，簿为瓯舣之费。”［④⑩］租佃者多为丧失土地的农民，交租之后，即可把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唐宋时期，从事这类茶叶生产的佃农为数不少。唐代大量农民破产沦为佃农，给此类茶园的经营创造了条件。

　　茶园主的雇工经营。茶园主雇募工人来进行茶园管理、采摘加工，付给一定的报酬。《太平广记》记载“九陇人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招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庸功者杂处园中”［④①］张守圭每年雇用的采茶人员达一百多人，其茶园规模必不小。茶园主所需雇工数量是很大的，经营茶园须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作后盾。

　　唐代人口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各类茶园的经营提供了条件，促进了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

　　四、茶叶生产技术进步

　　茶叶生产的发展与整个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自秦汉以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便不断探索发展农业的生产技术。入唐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精耕细作、重视地利的农业经营技术，大田粮食作物产量不断提高。这些都为发展茶叶等经济作物奠定了基础。

　　“新作物的出现意味着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和完善。……因为农业，或者说种地，牵涉到千家万户。一项农业革新的成败始终取决于社会的支持、推动和要求”［④②］茶叶虽在唐代以前早已种植，但就其发展而言，视其为“新作物”亦未尝不可。唐代以前，人们对茶的认识仍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只有只言片语的零散记载。入唐以后，出现了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人们开始对茶有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但陆羽在《茶经》中对茶树的栽培、加工技术仍论述不详。晚唐时人韩鄂在《四时纂要》中详细谈到了种茶的方法。兹引录于下：

　　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斫，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拥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茶未成，开四面不妨种雄麻、黍、穄等。

　　收茶子：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之。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④③］

　　不难看出，唐代后期对茶树的栽培管理技术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包括了种茶时间、茶园选择、茶籽催芽、播种方法、施加底肥、中耕除草、施肥灌溉、茶叶采摘等诸多方面。

　　茶叶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唐代茶叶生产发展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唐代茶叶生产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农业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为茶叶生产提供了根本的条件，使唐代社会可分出一部分资源、劳力发展茶业；南方自然条件优越，宜于植茶；茶叶商品性增强，市场容量扩大，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叶生产技术在唐代有了进步，也利于茶叶生产。此外，南方征收赋税时多折钱帛；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推行以钱纳税等，对于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是较为合适的。

　　注释：

　　①参阅《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

　　② ①③ ①⑥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③郑学檬、陈衍德：《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载《农业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④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载《北京师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⑤ ②⑩ ②②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⑥ ②⑦John W. Mellor:The Economic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⑦参阅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０月版。

　　⑧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⑨ ④②［法］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

　　⑩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①① ②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二卷。

　　①② ①⑦ ②⑤ ②⑧杨华《膳夫经手录》。

　　①④《新唐书》卷１９６《隐逸》。

　　①⑤《全唐文》卷７２０《论王播增榷茶疏》。

　　①⑨据李肇记载，当时名茶有二十多种。参阅李肇《国史补》卷下。

　　②③ ②⑥ ③⑧《全唐文》卷７７２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②④《全唐文》卷７５１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赋书》。

　　②⑨ ③①陆羽《茶经》。

　　③⑩袁高《茶山诗》，《全唐诗》卷３１４。

　　③②柳宗元《夏昼偶作》，《全唐诗》卷３５２。

　　③③《新唐书·食货志》。

　　③④参阅《文献通考》卷十《户口》一。

　　③⑤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版。

　　③⑥《全唐文》卷７９５，孙樵《书何易于》。

　　③⑦《全唐文》卷９６７《禁园户盗卖私茶奏》。

　　③⑨《全唐文》卷７７２，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

　　④⑩《全唐文》卷８０１，陆龟蒙《甫里先生传》。

　　④①《太平广记》卷３７。

　　④③韩鄂《四时纂要》春令卷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