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红芬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石家庄 050091）

　　内容摘要：佛教兴盛，佛经传播至关重要。西夏佛经的翻译、刊印抄写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佛经需求量的增加和佛教僧侣的印经活动极大推动了西夏造纸和印刷业的进步。本文主要对俄藏西夏文佛经的用纸、佛经刊印与抄写、佛经的装帧等情况作一简要论述。负责书籍雕刻刊印的机构刻字司是西夏一个政府机构，既负责刊印世俗文献，也负责刊印佛教典籍，印刷地点主要设在规模较大的寺院里，由寺院完成具体印刷工作。

　　关键词：西夏文 佛经 用纸 印刷

　　作者简介：崔红芬，女，1968年6月出生，河北河间人，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文献与西夏佛教研究

　　对于一个把佛教作为国教的国家来说，佛经的传播至关重要。正像《法苑珠林》卷九十一所说：“夫正法所以流布，贵在尊经。”西夏时期佛教发展进一步民众化和世俗化，如方广锠先生所说：“民俗化佛教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经典崇拜，经典崇拜有多种形式，如抄写佛经、转读佛经、供养佛经等等，其中最基本的还是转读佛经。”[1]（P9）西夏佛教兴盛，佛经需求量大增，西夏僧侣是印刷术的直接使用者，大推动了西夏印刷事业的发展，雕版和活字印刷技术都用于佛经刊印方面，刊印佛经大量出现，满足人们对佛经的需求。佛经的大量施写和刊印同样带动了造纸业的发展，并使佛经的装帧技术不断提高。

　　一、西夏佛经的用纸

　　在俄藏黑水城367个编号的西夏文佛经典籍中，一般都标明佛经用纸的级别，从一级到八级都有出现。[2]俄罗斯已故学者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对西夏经文用纸情况作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他认为西夏纸主要是用碎布等织物作原料制造的，把黑水城佛经用纸分为八个等级。

　　一级纸：白色纸，质地优良细腻，纸质表面无纤维粗梗，无杂质。是由亚麻和棉织物作纸桨制造而成。二级纸：黄色纸，纸张经过染色而成。为了更为结实耐用，通常是将这种较薄的纸粘在某些厚纸上使用。是由亚麻和碎棉布作纸桨制造而成。三级纸：红色纸，在纸桨中添加赫石染色而成。这种染色纸与前两种纸区别较大，一般很少使用。四级纸：灰色纸，纸质薄而柔软，较粗糙，表面有大量的粗纤维梗。是由亚麻和棉织物作桨制成。五级纸：纸的颜色从灰白到浅棕，纸质很薄，较透明。是由亚麻和棉织物作桨制成。六级纸：带有桨液痕迹的厚纸。是由碎棉布作桨制成。七级纸：中原宋朝纸（依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的断定）。八级纸：较为普通的灰纸或棕灰色纸，使用很广泛。是由亚麻掺入大麻纤维作桨制成。[2](P8)；[3](P24-25)看得出，西夏既使用本国制造的纸张，也使用从中原进口的纸张。

　　1964年苏联列宁格勒市（现圣彼得堡市）造纸制桨工业研究所对送检的16个不同等级的西夏纸样进行了分析检测，认为西夏纸基本上都含有碎布等织物原料，大致分为四种：第一、将亚麻布和棉布的碎织物做成纸桨，制成纸；第二、在亚麻中掺入大麻做成纸桨，制成纸；第三、用碎棉布头做成纸桨，制成纸；第四、用碎棉布头作纸桨，上面再覆上一层毛制纤维，制成纸。他把这类纸归入中央亚细亚纸之列。[2](P8)西夏纸的主要成分是棉织物，与河西地区出产棉花有一定的关系。在《梁书·西北诸戎传》和吐鲁番文书中都有高昌种植棉花的记载。俄藏汉文《杂字》（Дх. 2822）中列举有“棉褐”，《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白叠”，这些都说明西夏占领河西后继承了河西种植棉花的传统，棉布已经普遍使用，西夏造纸中含有棉布成分也是很自然的。西夏设“纸工院”，负责纸张的生产和使用。纸工院的级别不算高，在五等司中属最后一等“末等司”，设四名头监管理具体事宜。西夏有纸匠，从事纸张生产。克恰诺夫认为西夏纸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厘米有7道横帘纹，而据孟列夫考证宋朝纸每厘米则有6-9道横帘纹，宋朝纸比较光滑，西夏纸比较粗糙，金国纸比较柔软。 [2](P10)

　　10-13世纪国出现一些染色纸，这些染色纸多半是在寺院里进行加工完成的。西夏也生产这种染色纸，用来抄写佛经。西夏的染色纸有黄色和红色之分，且以黄色为多（即上述提到的二级纸）。在当时用黄色纸抄写刊印佛经属豪华的行为，并不多见。在黑水城藏品中共发现一百多件黄色纸写经和刊经，其中有西夏文《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9号，西夏特藏334号，馆册2208、2207、2206、2205、6275、1188、2203、987、986、1195、984、981等共113个；第19号，馆册4003号）；《佛说圣佛母三法藏出生般若波罗密多经》（第28号，西夏特藏164号，馆册8316号）；《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第67号，西夏特藏318号，馆册7787号）；《大般涅槃经》（第111号，西夏特藏335号，馆册976、974、977、973、975、972、3189、971、1986、2002、1987、1981、1989、5790、1985、1991、2003、1997、1992、6312、8308、2000、1199、1239、1988、7725、978、1240、1984、1237、1238号）为写本-经折装，其中馆册1240号（第36卷）最后一页有半张是黄纸，半张是红纸（即上述提到的三级纸，仅见这一例），有资料显示这组佛经译于秉常皇帝时期（即1067-1086年）；《圣大乘大千国守护经》（第218号，西夏特藏74号，馆册12、21号；第222号，馆册13、14、32、2306号）；《圣大乘利有罗索之央正经》（第352号，西夏特藏423号，馆册3702号）；《最乐净国生求经》（第449号，西夏特藏408号，馆册2265号）；《六法混元道次》（第685号，西夏特藏354号，馆册6373号）等，[2](P54-72,263,271,290,361,422,474,510,590) 这些佛经有的译自汉文，有的译自藏文，有刻本和写本，分贝叶装、经折装和小册子等。

　　除了二、三级用纸外，黑水城藏品中其他几个等级纸的佛经同样存在，以一级纸和八级纸比较多见，一级纸质最好，八级纸质较差。八级纸使用最广，其次是一级、四级、六级、五级和七级。西夏文佛经用纸的好坏大概既与施舍钱财的多少有关，也与当时寺院存纸情况有关，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大般涅槃经》（第110号）是由黑水城大族梁氏家族出资发愿抄写的，用纸八级。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凉州官员为斋忌仁孝皇帝在护国寺作法事，刊印散施佛经《苦难拔济陀罗尼经》（第285号，西夏特藏298号，馆册117号）也是用八级纸。那他们为什么不用质量好的一级纸刊写经文呢？大概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说明河西一带佛经用纸的供应品种可能不是很齐全，信众用何种纸写经或刊经只能取决于当时寺院或社会上存纸的品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夏用纸有时还比较紧张，所以黑水城藏品中有些佛经是用进口纸抄写或刊印的，一些纸的背面也得到充分利用，现藏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西夏文草书残页十数纸，正面为《六祖坛经》，背面为“瓜州审案记录”。

　　通常情况下皇室施经所用纸张的质量要好，如《佛说长阿含经》（第1号，西夏特藏第165号，馆册第150号）用纸一级，其题记载：中国三藏法师Чией Тхон-гхо 和Шиа Тха-лэ共译，乾顺皇帝和其母梁皇太后御译，仁孝皇帝御校勘，经文第一页上有一方朱砂印。落款为大白高国虔心尊佛弘法罗皇太后对已写成并保存的西夏文《大藏经》作了补充，重新修订抄写后的经文送往宏福寺？收藏。[2](P45)《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10号，西夏特藏第334号）用纸一级，发愿者是功德司承旨、西夏文和汉文译场勾管都译、皇族嵬名慧深，施经目录都是仁孝御校勘的经文。

　　二、佛经刊印与抄写

　　西夏僧人认为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抄写或刊印佛经都是对佛虔诚的表现，黑水城出土西夏佛经有写本和刊本之分，写本分一般写经和泥金字写经。刊本分为雕版、泥活字和木活字版。西夏藏品中发现木活字佛经是我国活字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木活字印刷术的使用提早了一个朝代。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毕升发明的，可惜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资料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西夏活字印刷品的出土就显得尤为重要，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的宝贵材料。

　　1、刻字司

　　刻字司是西夏负责书籍雕刻刊印的机构。《天盛律令》中记载刻字司属于五等司之末等司，地位与作房（坊）司、制药司、织绢院、番汉乐人院、作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等一些工匠管理部门相同。刻字司设两名头监，负责具体事宜。

　　有学者认为西夏雕版印刷书籍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寺院本三大类。官刻本指国家印刷机构刻印司刻印的书，都是西夏文非佛教著作。私刻本指私家书坊或个人出资刻印的书，其中已知的坊刻本多属童蒙识字教材，个人出资刻印的书则多为佛经。寺院本指寺院刻印的佛教著作，既有汉文的也有西夏文的。[4]那么负责刊印官刻本书籍的刻字司是何时候设立的，它是否只负责刊印非佛教书籍，史料无载。但刻字司一词除了在《天盛律令》中出现外，还见于夏崇宗正德六年（1132年）义长写的《音同》跋文中。跋文记载：“今番文字者，祖帝（在）世时令其搜集而兴盛。设刻字司，以番学士等为首，所刻印，颁行世间。”[5](P482)文中“祖帝”指谁，具体不知，说明在乾顺之前的某一朝已设有刻字司，如果从乾顺向上推到“祖帝”应指谅祚或更前的元昊，可惜这两个朝代保存下来的佛经极少，给我们具体判断这一问题带来一定困难。

　　黑水城藏品中最早西夏文刻本是《佛说阿弥陀经》（第108号，西夏特藏147号，馆册4773号），年代为大安十一年（1084年），即惠宗秉常时期。西夏文刻本《妙法莲华经》（第79号，西夏特藏218号，馆册4631、4562、2317、67、782、3901、7231）也出现秉常及其母御译字样。而俄藏汉文最早的刻本《夹颂心经》（TK-158）是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陆文政施刻，也为秉常时期。汉文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TK-88）是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施印，时间为大安九年（1083年）。推而得之，西夏刻本佛经在秉常时多次出现，说明至少这一时期政府已设立了掌管书籍印刷机构刻字司。刻字司大概一直存在到西夏晚期，俄藏西夏文《胜慧彼岸到要论教学现量解庄严论显颂》（第393号，西夏特藏第101号，馆册第5130号）的题记或许对我们了解刻字司最后存在年代有一定帮助。根据克恰诺夫俄译题记译成汉文为：“刻字司活字印刷头监，出家功德司承旨尹智有代皇帝审阅经文，刻字司活字印刷头监、作坊头监勾管罔忠敬代皇帝审阅经文，时间为光定六年六月，即鼠年（1216年6月17日到7月17）。”[2](P490)聂鸿音先生根据西夏文译为汉文是：“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出家功德司承旨尹智有，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工院正罔忠敬。”[6]克恰诺夫的俄译文中有刻字司一词，而在聂先生的译文中虽然没有刻字司，但有“印活字”和“工院”等，估计在遵顼时刻字司继续存在，仍负责刊印佛经的工作。

　　接下来谈谈刻字司的功能，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可确认属于刻字司刻本的有三种，即《类林》卷3尾题“乾祐辛丑十二年六月二十日（1181）刻字司印”；《圣立义海》卷1尾题“乾祐壬寅十三年五月十日（1182）刻字司重新刻印”；《西夏诗集》，《月月乐诗》卷尾题“乾祐乙巳十六年四月 日（1185）刻字司有”。而《西夏诗集》之《大诗》卷末有：刻字司头监前侍金堂管勾御史正番大学士味浪文茂；刻字司头监番三学院百法师傅座主骨勒善源，后还有笔授和尚刘法雨。[4]聂先生认为骨勒善源是位僧人，如此说来，刻字司所设两名头监可由僧俗官员分别担当，世俗头监兼有御史正和番大学士的头衔，僧人头监还有座主的职务，刻字司头监也属于差遣之职。如果刻字司只刻印世俗书籍，为什么在刻字司所设两名头监中却有一名由僧人担任，且担当笔授工作的也是一位僧人呢？可以认为，刻字司既负责刻印世俗书籍，也负责刊印佛教典籍，尤其是皇室发愿施舍佛经。只有这样解释才会出现僧俗官员共同担任刻字司的头监的道理。俄藏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TK-121）的发愿文写到：朕适逢本命之年，特发利生之愿。恳命国师、法师、禅师，暨副判、提点、承旨、僧录、座主、众僧等，遂乃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读诵大藏等尊经，讲演上乘等妙法。亦致打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诸多法事。仍敕有司，印造斯经，番汉五万一千余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时白高大夏国乾祐十五年岁次甲辰九月十五日（1184.10.20），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施。[7](P15)这里提到的“有司”大概当指刻字司，这再次说明刻字司有负责刊印佛经的记录。笔者认为，刻字司只是一个负责印刷的政府机构，而印刷地点可能设在皇家寺院或一些规模较大的寺院里，由寺院完成具体印刷工作。

　　俄藏汉文佛经以刻本占绝大多数，西夏文则以写本居多，刻本次之。在黑水城出土六件用于印刷书籍的雕板，其中文字雕板四块，×-2023，13×8.7厘米；×-2025，17×11厘米；×-2026，16.7×11.7厘米，为双面雕板，这三件皆为蝴蝶装雕板；×-2024，只存半板，据判断，全板约为22×15.6厘米。以上雕板字文清晰，每面5-6行，每行9-10字。[8]有两件是画像雕板，一件为×-2021，上雕一尊站在莲花上的佛像，好象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插图。另一件为×-2022，是带有佛像的窄长条形雕板，一排佛坐在莲花上，印契各不相同，各佛之间用不同的图案隔开。这些雕板规格大小不一，大概取决于当时所印书籍的尺寸。小的有6×9厘米。大的有25×40厘米。这证明黑水城曾是一个佛经刻印中心。1990年在贺兰县宏佛塔也出土了大小共两千余块的雕板残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TK-14、17）有“温家寺道院记”楷体黑方印。佛经上出现刊印寺院的印章以及大量的雕板残片在寺院或佛塔中被发现皆可说明佛寺是刻印佛经主要地点。

　　2、刊本佛经

　　随着对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黑水城藏品中除了有雕版佛经存在外，还发现一些活字版佛经，有泥活字也有木活字。史先生考证，俄藏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上、中、下）是泥活字佛经，共3卷，经折装，300多面，根据其题款断定为十二世纪中期的作品。他还认为俄藏《维摩诘所说经》与1987年在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发现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共54页，6000多字，经折装）残卷为同一种活字印本。莫高窟北区发现《地藏菩萨本愿经》（第59窟4纸，第159窟三纸，第464窟8纸），北区第121窟的《诸密咒要论》残页等也属于活字版佛经。俄藏黑水城藏品木活字版佛经有《大乘百法明镜集》（卷9，经折装）；《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经折装，共6面，此经应为克恰诺夫编目中的《圣大乘大千国守护经》）；《三代相照言文集》（1册，41页，蝴蝶装）等。[9](81-83)1991年在贺兰山拜寺沟方塔中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共9册，10万字，蝴蝶装）也属于木活字印刷品，牛达生先生对《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进行研究考证，认为这是仁孝时期的印本，是存世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10](P345-363)新近陈炳应先生对武威出土佛经进行研究，认为《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和《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下卷》（时间限定在1139-1141年间）也可能是木活字，比泥活字《维摹诘所说经》和木活字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都要早。 [11]2005年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贺兰山山嘴沟西夏石窟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有活字刊本，其中《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圆觉注之略疏第一上半》为泥活字印本，《占察善恶业报经》为木活字印本。[12]活字版佛经的存在足以说明西夏印刷事业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敦煌、黑水城和贺兰山等处都有活字版佛经出土，说明佛教发展中心也正是西夏印刷业比较发达地区，佛教发展、佛经需求量增加对西夏印刷业进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写本佛经

　　尽管西夏印刷业得到很大发展，但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文献中仍然存在大量写本。在克恰诺夫公布的俄藏西夏文佛经中写本佛经编号有五百多，写本明显多于刻本，写本佛经以卷子装数量最多。在莫高窟北区也出土一些写本佛经和世俗文献，如B56窟《三才杂字》序言残页；B184窟《三才杂字》正文残页；第464窟出土的具有诠释经文性质的“十相自在图”，中间墨书大字梵文，四周草书西夏文多处；第464窟出土泥金字写经《高王观世音经》的序言；第172窟西夏文“僧人职事名单”；第132窟与密教有关的残纸；第159窟佛经封面；第169窟的咒语等。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几页写本佛经残页，它们是《圣观自在菩萨说法和称颂圣观自在菩萨的颂语》和《文殊师利行愿经一卷》，后有仁孝天盛已巳元年（1149年）施经年代。武威天梯山石窟中也发现了西夏文写本《妙法莲花经》和一些咒语、发愿文等。另外，在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宁夏博物馆、宁夏考古研究所等也藏有不少西夏文佛经写本。

　　西夏文佛经写本和刊本并存。一般百姓所施经文写本占比例很大，而皇室或官府作法事施印的佛经一般为刻本，这与皇室经济实力和刊印佛经数量巨大有关，他们刊经主要散施广大信众。在当时刻印佛经可能还是比较昂贵的，普通信众施经多是为自己供养或诵读，不需要大量的佛经。写经既经济实惠，又表现施者对佛教的诚心，所以一般信众更倾向写经。从西夏文佛经发愿文和题记看，大部头佛经不是由单个发愿者独自出资抄写或刻印的，而是由集体或多人共同出资发愿抄写或刊印的。西夏文佛题记中常出现诸如“总发愿者”、“主发愿者”、“随喜发愿者”、“共同发愿者”等称呼。“总发愿者”、“主发愿者”应是抄写或刻印经文出资大户，他们出钱多可以决定抄写或刊印某部佛经以及数量的多寡。汉文《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TK -129）是由17人共同发愿刻印的。西夏文《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12号，馆册3525）提到13个人的名字，在第12号，馆册2200号中则提到78位发愿者。

　　西夏写经除了一般写本外，还有一种泥金字写经。这种写经费用昂贵，藏品中并不多见，仅存几种。其一，莫高第464窟出土的《高王观世音经》序言残页，存一纸，绀纸金书，仅存两行字。其二，黑水城藏品西夏文《佛说圣佛母般若心经诵持顺要论》（第552号，西夏特藏68号，馆册4090、5253号，经折装）题记载：为报答父亲Гхиа Жиэ 和母亲Гха-хва 的养育之恩，儿子们发愿用金粉抄写经文，为父母追福，愿他们早生净土。[2](P543)其三，毛利瑟得到西夏文《莲华经》三卷，为绀纸金字写经，但第一卷第一页为白纸。其四，甘肃省定西县文化馆藏八面泥金字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其五，西安文管处藏西夏文泥金写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写经纸张厚韧，呈紫青色，以赤金楷书写成，书法工整，色泽依旧。此经后面存遵顼皇帝于光定四年（1214年）御制发愿文一篇。由于其他的泥金字写经多残缺严重，无法判断缮写的时间，是由谁出资施写的。以往学者们认为，泥金写经因成本较高，多为帝王、高官贵胄或名僧发愿施写。但从上述第二点列举的经文的发愿题记可知，一般百姓也可用泥金字写经，当然这些信徒应是家境比较富有，有能力承担高昂的抄经费用，用泥金写经也反映出施写者佛教信仰的虔诚。

　　三、佛经的装帧

　　西夏文佛经的装订形式分卷子装、经折装、小册子、蝴蝶装、梵夹装和缝缋装。同一部佛经有不同版本，不同的装帧方法。如西夏文《大般涅槃经》有写本-卷子装、写本-经折装和写本-贝叶装。《妙法莲华经》有写本-经折装、刻本-经折装和写本-小册子等。《金光明最胜王经》有写本-卷子装、写本-经折装、写本-贝叶装和刻本-经折装。《佛说父母恩重经》有写本-卷子装、写本-蝴蝶装和刻本-经折装，等等。

　　卷子装是书籍装订中最古老的形式，适用于写本和刻本。在俄藏黑水城卷子装西夏文佛经主要是写本，在克恰诺夫的编号中卷子装-写本占二百多个编号，卷子装-刻本仅有七个编号。经折装也很流行，有写本有刻本，经折装在西夏文和汉文刻本佛经中所占比例最大，涉及佛经很多。西夏文卷子装和经折装书籍在抄写、印刷的过程中是标有版号及其它标号的。通常在纸页边角处标有经文名称的简称及此页经文在整部书中的顺序号（即版号或纸张号）。这些记号并不显眼，属于辅助性的技术标记，等佛经装订好后，因佛经相互粘在一起，这些标记也就“消失”不见了。在佛经散开时，又会发现这些标记，它对于经文残页的鉴定有重大意义。[2](P11)

　　蝴蝶装书籍的出现表明书籍装订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起初蝴蝶装主要是用于世俗书籍的装订，后来佛经装订也借鉴了这一先进技术，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存在写本-蝴蝶装和刻本-蝴蝶装。1991年在贺兰山拜寺沟方塔中出土的译自藏文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活字本-蝴蝶装。小册子是蝴蝶装的一种变化形式，一般是将纸张裁开或折叠成需要的大小，然后成书。小册子主要以写本形式出现，刻本极少。

　　梵夹装（贝叶装）起源于印度，主要用于写本。藏族借鉴这一装帧方式，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和藏文佛经传入西夏，西夏又向藏族人学会此装帧方法，用于佛经装帧。10-13世纪时，远东地区的人们尚不会制造厚纸和硬板纸，对于那些需要使用厚纸的书籍，如贝叶装书籍，就得把单张纸多层粘合成厚纸。[2](P11)然后抄写经文，这类经书一般都标有页码，往往标在页面的右上角，贝叶经书双面都写有内容。

　　在西夏书籍装帧方面还有一种缝缋装，这是较早出现的一种装帧形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佚名“诗集”、《修持仪轨》和《众经集要》等三种汉文写本为缝缋装。[13](P416-424)史金波先生认为,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大乘默有者道中入顺大宝聚集要论》、《灭时要论》、《治净语取法事》等也是缝缋装。[1]这种装帧方式只有写本，没有印本，是先装订，后书写。可以看出，西夏佛经典籍采取了不同的装帧方法，为研究中国古代写本和印本书籍的装帧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演变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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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宁夏银川．新消息报[N]．2005（０8．０4）．

　　[12] 孙昌盛．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出土西夏文献初步研究[A]．2006年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C]．

　　[13] 牛达生．从拜寺沟方塔出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缋装[J]．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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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M]》，第144页，史先生在书中标出的编号为инф.№.第2519、7102、8210。按照这几个号与克恰诺夫的编号对照依次应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15号，西夏特藏334号，馆册2519号）、《念定百字等要论》（第615号，西夏特藏476号，馆册7102号）、《复清说取法事》（第525号，西夏特藏486号，馆册82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