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武田教授

　　文殊菩萨像在敦煌石窟艺术中是一类较为独特的形象，表现的形式丰富多样 。

　　最为常见的代表性画面

　　是以文殊变的形式表现于洞

　　窟壁画中，而且往往是和普

　　贤变对称出现。此类形式的

　　文殊变最早见于初唐洞窟壁窟画中，以莫高窟第220为代表，分居于主室西壁龛外南北侧。在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洞窟十分常见，多见于西龛外两侧，或主室东壁门两侧位置。此类文殊变的基本造像特征是，文殊菩萨端坐于其坐骑狮子身上之莲花座上，多见有手持如意。身著天衣长裙，披挂缨络，头饰发冠。文殊菩萨主尊身后左右有天众侍从围绕，多伴有伎乐菩萨多身；前有天人引导，并有供养菩萨，狮子有昆仑奴牵引，俨然是一幅文殊菩萨出行图。相同的布局结构特点表现在与其对称出现的普贤变，区别只是普贤菩萨骑大象而已。

　　其中到盛唐、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文殊变画面内容空前丰富，形成了有众多眷属扈从的文殊图像，画面中多绘有分别持宝幢、执宝幡、捧香炉、托花盘的供养菩萨，弹奏各种乐器的伎乐菩萨和作护卫的天龙八部神、帝释天、梵天、天女等，代表画面如莫高窟第231、237窟等。

　　在佛教中文殊菩萨以“智慧”、“证验”并称；普贤菩萨以“理性”、“普行”著称，常胁待于释迦牟尼佛左右两侧。其中文殊骑青狮，普贤骑六牙白象，形成一佛二菩萨的格局，号称华严三圣。在洞窟壁画中文殊变与普贤变的画面由简到繁，早期初盛唐时多为文殊、坐骑、昆仑奴；普贤、坐骑、昆仑奴，而到了中唐、晚唐和五代时期，二者形成了多达十几人的浩大场面，身前后有了众眷属、侍从、乐舞等，如莫高窟第100窟。

　　另一类较为常见的代表性造像即是维摩诘经变中的文殊菩萨，维摩诘经变讲述的是大居士维摩诘，佛法无边，佛理精深，为弘扬佛法，装病在家，于毗耶离大城以身示疾说法，与前来探病的僧俗之人演说佛法，无人出其右，最后文殊师利菩萨前往与其辩法，经文讲的即是二大士辩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神异现象。维摩诘经变在构图上较为特殊，是分别以维摩诘和文殊为一方而作大致对称布局，在各自一方又分别是以维摩诘和文殊为中心而展开的，因此而大多位于洞窟门两侧，极为合理和适当。其中的文殊大士端坐于高座上，神态自然，表现出一副智者的特有气质，身下绘有前来问疾听法的中原帝王将相出行图。此类造像最早见于隋代，唐代表现最为成熟，以莫高窟第220、103、335、332窟为代表。发展到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以大幅画形式出现，代表窟有第98、100、61窟等。

　　“新样文殊变”是敦煌五代宋时期出现的另一类独特造像。以莫高窟第220窟甬道敦煌当地翟奉达于同光三年（925）重修甬道图像为代表，从画面内容与发愿文中可知，该“新样文殊”画像的基本内容特征是：文殊骑狮，身放千光，于阗国王驭狮，善财童子参拜。下侧二供养小菩萨像不应作为“新样文殊”画面内容与特征。其中的文殊与于阗国王均有题名，善财童子不具题名，但是身份确切无疑。相同的内容在藏经洞现藏于英、法、俄、北图等地敦煌版画中多有见到，画面内容与第220窟新样文殊基本完全相一致，只是由于版画版面小而省去了文殊顶上之华盖，不作为区别。版画中的文殊菩萨像也是骑狮正面像，背光项光头光，光芒四射，花冠，身著天衣，左手胸前，右手执如意，坐狮身上莲花高座；狮子四蹄踩四莲花，回道前行状，流云之上；于阗国王位于右侧，双手执缰，身著衫，头戴风帽，高筒毡靴，站立流云上；善财童子，垂髻，上身半裸，绕带，下身著裙，有腰围，屈身合十礼拜文殊，同样站流云上。画面左侧题：“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右侧题：“普劝志心供养受持”。另在榆林窟第32、19窟均有传统文殊变与新样文殊变结合的独特造像，也就是说既有传统文殊变造像的特征，又具备新样文殊变的要素。

　　新样文殊变的出现是与五台山文殊信仰密切关联，莫高窟第61窟“文殊堂”即是曹元忠时代的敦煌地区五台山，窟内中心佛坛上的造像即是绘塑结合的新样文殊变。

　　除以上三类外，另有出现于法华经变中的骑狮文殊像，均为单尊造像，同样与普贤像一同出现。属密教系统的千手千钵文殊变是另一类文殊菩萨造像，在敦煌中唐、晚唐洞窟壁画中多有表现。

　　作者简介：沙武田，1973年生，甘肃会宁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兼职副教授，《西域书画研究》副主编。出版有《敦煌画稿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概论》、《敦煌文明再现》、《藏经洞史话》专著4部，在10余种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