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图像学”，潘诺夫斯在其1939年的著作《图像学研究》中，做了详细地阐释。他认为：图像学是一种具有解释性的图像志，因而是艺术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仅限于作初步的数据统计式调查。图像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仅包括图像志这种简单描述性的资料统计式的方法，还融合了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其他方法，以达到解决某个问题的目的。近年来，随着多种领域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不同领域研究方法的交叉渗透，图像学方法论越来越得到重视，比如在佛教艺术的研究中，采用图像学对佛教造像进行分析，好比如虎添翼，极大地加快了佛教艺术研究的步伐。孙晓刚教授2007年出版的《文殊菩萨图像学》（以下简称《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自公元前后，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艺术也在中国开始了它漫漫而艰辛的成长历程，文殊菩萨是大乘佛教的首席菩萨，主般若智慧，一直处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了中国化和世俗化，关于她的经、仪、轨、疏等在佛教经典中占有很大比例，研究成果亦颇丰，但遗憾的是，大多研究都只是针对文殊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如她的某一个思想，某一类图像，某一个时期的造像等等，相对比较片面，而针对文殊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文》之前，几乎是零，可以说，孙教授的这本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在文殊的研究领域里，是一个极大地突破。

　　《文》运用图像学的方法，以文殊图像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并综合“佛教史、文献学、年代学、类型学等方法，”对分布于各地的文殊造像进行了全面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文殊图像从来不明的地方，未确认的图像，进行论证并加以确定和解释。”关于这点，孙教授已经在其研究史和研究方法部分作了详细的说明。

　　《文》大体框架内容如下：

　　绪论 研究目的、研究史及研究方法，作者在这个部分分析了目前关于文殊的研究状况，传统的研究方法及其引出的缺陷，并提出自己研究的方法、对象，以及要解决的问题，很清晰地表达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意义。

　　第一章 佛教艺术中的文殊图像，作者从传统的佛教经典入手，介绍了在佛教经典中文殊被描述的形象，如被魏晋时期被士大夫极力推崇的《维摩经》（因译本的不同，也有称作《维摩诘经》《维摩诘所说经》等），其中，根据经典中的描述，文殊多和维摩诘以一种对称的形式来表现，并由早期的简单到后期的反复华丽演变，两者也因为地域和时代变化的原因，呈现不同的神情和姿态；再如被作为华严宗基本经典的《华严经》，内容有“七处九会”，按此绘制的《华严经变相》，文殊和普贤作为卢舍那佛的胁侍菩萨，形成三尊像。还有根据不空大师译的《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手千钵文殊大教王经》中文殊形象，塑造的千手千钵文殊形象。并对各地各时代出现的以上类型的图像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且，对骑狮文殊的出现年代、骑狮文殊与骑象普贤图像的对称出现问题，骑狮文殊图像的变化特征，都做了考证和分析。

　　第二、三章 作者主要针对中国特有的新样文殊图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包括他的产生、传播路线、地域分布、造像特征的演变及其原因等，以及，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佛教的发展、演变，以及一些闻名寺院的文殊造像等，都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对敦煌石窟中的新样文殊类型，运用图表的方式进行了归纳、真理和描述，让读者一目了然。是我们研究新样文殊，以及文殊形象中国化世俗化不可多得的材料。文中，作者运用图像对比分析，敦煌遗留新样文殊壁画上铭文的解读，结合一些古代典籍和历史文献，以及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出，新样文殊的图样是五台山化现图的一种表现形式，并由五台山传至敦煌，后敦煌运用这种新样式进行绘制，并定名为“新样大圣文殊师利菩萨”（敦煌220窟，由五代翟奉达开凿、书写、绘制），信仰文书图像与传统文殊图像的主要区别在与驭者的改变，有昆仑奴换成了于阗王，其背景都会有五台山及文殊化现的内容，另外，又分化出文殊、善财童子、于阗王三尊像和文殊、善财童子、于阗王、文殊化老人以及佛陀波利五尊像，这些都应当属于文殊信仰在中国发展膨胀而孕育出的新现象，是完全属于中国的艺术形式，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存于敦煌、五台山的文殊造像，图文并茂，可谓一场关于新样文殊的艺术盛宴。

　　第四章 由五台山、敦煌辐射到周边地区，探讨了除敦煌、五台山其他地方的文殊造像及其信仰，作者将其分为五台山周边地区、西南地区以及东南地区三个部分来探讨。由此可以看到文殊信仰的普及程度。

　　第五章 有国内转移到国外，日本是佛教艺术较早并且颇有建树的国家，因此研究日本五台山与文殊信仰，探讨早期佛教艺术从中国到日本的传播和相互渗透，对我们全面了解文殊菩萨造像及其信仰的发展变化，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六章 作者对本书的内容做了一个精辟的汇总，就书中解决的文书图像的诸问题，再次进行了一个汇总阐述和解答，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到给出结论，此路线清晰地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的最后，作者附上了五台山佛教大事年表以及五台山巡礼高僧的记录，对我们研究五台山佛教，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并且书中收集采用了大量图片，其中黑白插图有193幅，彩色图版94幅，是目前关于文殊专题研究领域仅有的，其中大部分来自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这与孙教授曾经在敦煌研究所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此外，作者简历中介绍，孙教授曾在日本进行过佛教艺术，主要是文殊菩萨与五台山佛教发展的研究，因此，在本书中，作者大量引用了日本的佛教研究文献。

　　本书所解决的问题可大体归纳如下：一、利用图像学对文殊菩萨的构图、排列、容姿的观察分析，探讨了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世俗化；二、分析了五台山佛教魅力的原因；三、作为密教特有的千手千钵文殊形象与千手千眼观音为何总是对称出现，以及之后又为何逐渐消逝，而千手千眼观音却一直存在；四、反驳了新样文殊图像是属于“经变相”说法，而认为是五台山化现的一种文殊信仰的表现形式；五、重新确定新样文殊与传统文殊图像的区别；六、骑狮文殊的由来；七、对确定为印度最早的文殊菩萨像其判断标准表示怀疑。以上是文中比较明确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当然，正如脍炙人口的一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由于其文化基础，研究方向，关注的点，阅读目的不一样，其得出的结论，收获的多寡也会不同。

　　《文》的出版，其在文殊研究领域，乃至整个佛教艺术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是毫无疑问的，但难免也会有他的缺陷和不足，首先，就题目上看，所谓图像学的研究，自然就会过多地关注图像的分析，而忽略了文殊的佛教思想的研究，文殊之所以在中国乃至日本，得到广泛的推崇，与其“不二法门”“第一义谛”“自在三昧”“一行三昧”等思想，有很大关系，文殊的信仰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流行远远大于在民间，比不上观音菩萨，与他所代表的般若智慧，所宣扬的思想是有很大关系的，从而也会影响到其图像的不同表现方式和地域的不同分布，这一点，本书并没有多加探讨，显得过于单薄；

　　其次，对具体文殊图像的研究，还不够细致，比如，对文殊菩萨形象女性化的变化，只字未提，而笔者认为，这是在文书图像变化中的确存在的现象，也是文殊造像变化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同样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文殊信仰在中国的流行情况。除童子形象以外，文殊菩萨从早期明显的男性特征带有西域特色的形象逐渐变化成三路，一是形成姿态优美，璎珞满身，拥有万种风情的女性形象，此造像相对较多；一种是虽然拥有女性优美体态，而脸部的唇上甚至下巴上却画有胡须，应当是男性特征的明显标志，如克里贝兰德美术馆藏其实文殊菩萨像，榆林窟第三窟西壁北侧骑狮文殊菩萨像等；还有一种是僧人形象或老者形象，如文殊化老人形象，莫高窟第144窟佛龛南侧其实文殊菩萨像等；直到宋元这三种形象都大量出现，所以，也可以说，其女性化的特点确实存在，但又是不彻底的，这一点和观音有很大区别；另外像文殊童子象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五台山的五大文殊形象都没有过多提及。

　　再次，全书或许是因为过于横向追求图像收集的全面化，按照图像的特征进行分类阐述，从而忽略了一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对某些问题，故也并不能说达到了问题的解决，也是点到为止，其文殊造像的纵向发展，即在各个时代的造像样式，分布情况，思想内涵，上层社会及民间的信仰情况尚未能充分和清晰的表达，另外，文殊在密教中的造型除了千手千钵文殊形象，还有其他多种，此处是否应该加以归纳和描述，笔者也尚不太确定，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所以总体来说，孙教授的《文》一书，从图像学方面，对文殊的研究，就其系统性和全面性来说，应当是前无古人的，文殊菩萨的研究领域乃至整个佛教的研究领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佛教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演变，关于文殊菩萨的方方面面，也绝不是一本书就可以概括的，难免会有一些疏漏和误解，因此，也可以看到还有更大的研究空间等着有缘之人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