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林

　　贯休，俗姓姜，字德隐，唐末五代时人。生于浙江婺州（今金华）兰溪县。据他的弟子昙域说，贯休出生在一个诗书官宦人家。父母非常爱他，七岁，就送他到本县安寺圆贞禅师处出家当沙弥去了。父母极心爱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小就送他出家？这在今天看来很叫人奇怪。但在唐代，佛教非常盛行；加之唐末兵荒马乱，生民涂炭，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脱离尘世这个苦海而永享佛国的太平宁静，这在虔诚的佛教信徒也许就是对子女爱得最深的表示了。贯休生性聪明，又肯用功，出家后不久就把一部《法华经》背诵出来了。诵经之余，又喜欢作诗。才十岁出头，就和邻院年龄相仿、法号叫处默的小沙弥相互唱和。到了十五、六岁，就已经有点诗名了。二十岁受具足戒，到洪州（今南昌）开元寺听《法华经》。几年之后，自己就能登坛讲经说法了。这时候，他已是声誉鹊起，用他弟子的话说，“江表士庶，无不欣风”，就在这前后，处默和他辞别，欲归隐南岳，并对他说：“分袂无血泪，望处空阑干。”说我们今天分手不要流泪，等到以后想念的时候再各自流泪吧！表现了处默的刚强和他对贯休的无限深情。和处默分手之后，贯休的足迹大体未出两浙。公元893年，钱镠被唐昭宗授为镇海节度使的时候（也可能在公元895年，钱镠击败董昌，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的时候），贯休正住在杭州灵隐寺，这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钱镠受封，贯休免不了也要应酬一番。他诗名很大，便投诗称贺。这首诗是这样的：

　　献钱尚父

　　贵逼身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

　　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

　　钱镠所统治的地域不大，只吴越十三州，但是钱镠野心很大。据《唐才子传》记载，钱镠看到贯休的献诗，大喜。但是却传话要贯休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休并不是那么好使唤的。一听这话，便回答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当天就收拾衣钵，拂袖而去。

　　《宋高僧传》记载，贯休在吴越期间，曾为杭州众安桥强氏（可能是张氏之误）药店画过一堂罗汉。看来这只是举例性质。据画史记载，贯休在南昌，在荆南，在益州，都曾留下过罗汉画像。

　　离开杭州之后，贯休去了哪儿？《唐才子传》说他到了荆州，为贯休的诗集《禅月集》作序的吴融说他到了荆门。这可能因当时荆门地属荆州之故。吴融是唐昭宗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吴融在《禅月集序》中说，晚年的贯休正止于荆门龙兴寺，他经常去访问贯休，“每谈论，未赏不了于理性。自旦而往，日入忘归，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之戚。此外商榷二雅，酬唱循还，越三日不相往来，恨疏矣。如此寺凡期有半。”可见，在荆州的这一年半的时间内，吴融成了贯休最知心的朋友。据《唐才子传》说，贯休后来是被荆州“成中令”“递入黔中”的。“成中令”即当时的荆南节度使成汭。这是一个泼皮无赖，“少年无行，使酒杀人，亡为浮屠”。他要向贯休请教书法。贯休一听就恼了，对来人说：“此事须登坛可授，安得草草而言！”因此开罪了成汭，成汭就把他押送出荆州去了。贯休在衡山隐居一时后，于天复三年（903）入蜀。

　　昙域在《禅月集后序》中说，贯休死于“壬申岁十二月”。壬申年十二月，应该是公元913年年初。《宋高僧传》说贯休“春秋八十一”。从壬申年即912年上推八十年，可知贯休生于公元832年。这一年是唐文宗太和六年。

　　贯休入蜀，是在他七十岁之后，他为什么要入蜀，看来有两个原因：第一，唐朝末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战争不断，相对而言，西蜀则比较安定。第二，贯休在杭州，在荆州，都受到了非礼的待遇，他很想入蜀后能受到蜀主的敬重，像战国时的燕昭王对待郭隗那样。这两点，从他献给蜀主王建的一首诗可以看出来：

　　陈情献蜀皇帝

　　河北江东处处灾，唯闻全蜀勿尘埃。

　　一瓶一钵垂垂志，万水千山得得来。

　　奈菀幽栖多胜景，巴歈陈贡愧非才。

　　自惭林薮龙钟寺，亦得亲登郭隗台。

　　说自己一个渐渐老迈的和尚，不辞万水千山跋涉之劳。特意投奔蜀国来，这番话的奉承之意十分明显。蜀主王建虽然目不知书，却懂得笼络四方贤士。贯休来投，蜀主非常高兴，赐以紫衣，并赐号禅月大师。按照昙域的说法，蜀主对贯休的礼敬，超过了后赵石勒之礼佛图澄，也超过了前秦苻坚之礼道安。蜀主常常亲热地称呼贯休为“得得来和尚”。贯休这首《陈情献蜀皇帝》，是了解贯休思想感情的极重要的一首诗。有人说这首诗是贯休初到成都给王建的见面礼，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前面说过，贯休入蜀在903年前后，而王建称帝是公元907年。王建称帝之前，贯休就在写给他的诗中预先称他“蜀皇帝”，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首诗不是贯休入蜀献给王建的见面礼，也不是贯休在“毛遂自荐”，而是贯休入蜀多年之后感谢蜀主的知遇之恩。如果初入蜀就企求“登郭隗台”，并且把这个要求明白地向蜀主提出来，那在人品上就令人厌恶了。贯休临终对门人说的一番话，表明他对生死名望是达观的。他对门人说：“古人有言曰：‘地为床兮天为盖，物何小兮物何大，苟惬心兮自忻泰，声马名兮何足赖。’吾之住世亦何久耶，然吾启手足曾无愧心，汝等以吾平生事之以俭，可于王城外藉之以草，覆之以纸藏之，慎勿动众而厚葬焉。”言讫溘然而绝息。贯休“启手足”时即临终时能如此豁达，生前不大会是过分钻营的。

　　贯休死后葬于成都北门外十余里之丈人山青城峰下。蜀主敕令建白莲之塔于其墓地。

　　梵相罗汉传千古

　　贯休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诗、书、画都很有名。他曾以诗僧著名于唐末五代，其诗由门人昙域编集成《禅月集》流传于世。从《禅月集》可以看出，他虽然身在空门，但他的热血却常常为忧国忧民而涌动。这样的诗句可以举出不少。“满眼尽疮痍，相逢相对悲”（《士马后见赤松舒道士》）。“龙钟多病后，日望遇升平”（《春日许征君见访》）。“东西南北路，相遇共兴哀”（《途中逢周朴》）。诗人不仅忧国，而且还在许多诗篇中明白地表示了自己报国的志向。“男儿须展平生志，为国输忠合天地”（《塞上曲》二首之二）。“一诏群公起，移山四海闻。因知丈夫事，须佐圣明君”（《闻征四处士》）。“倘遇中兴主，还应不用媒”（《途中逢周朴》）。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到，贯休袈裟包裹着的实在是一颗热望报国之心。可惜，青云路断。到了晚年，在壮志消磨之后，在尘罔中挣扎而无望之后，他终于不得不接受了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在组诗《山居诗》有这样的诗句：“不能更出尘中也，百练刚为绕指柔”。《山居诗》写于三十多岁，后来作过修改。化刚为柔的人生哲学，死怕不是一个血气很盛的青年人能够总结得出的。他曾经反抗过钱镠，嘲弄过成汭，入罢以后却写了许多奉承蜀主王建的诗。这当然有多种原因，不过，会不会也是他人生哲学起了变化的一种表现呢？

　　贯休毕竟是和尚，所以他的诗不能不表现禅意。“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山居诗》二十四首之一）。“闲行放意寻流水，静坐支颐到落晖”（同上之十五）。“举世遭心使，吾师独使心。万缘冥目尽，一句不言深”（《寄山中伉禅师》）。可见，佛家的出世和儒家的经世，两种思想在贯休的诗中都有表现。

　　贯休的书法自成一体，因为他俗姓姜。时人称为“姜体”。他工草隶，南方人把他和怀素相比并。明代的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还说米芾的字师法贯休。不过，贯休的书法没有流传下来，所以现在也无法评说。

　　贯休的诗、书都有名，但最有名的还是他的画。贯休也能画山水。他有一首诗，题目是《上冯使君山水障子》，是用诗来说明他画赠冯涓的“山水障子”的。诗中说，这幅山水障子，画的是自己旧居的真实面貌，“旧隐实如然”。不过，贯休作为画家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特别善于画罗汉。有些画家画罗汉，往往着眼于表现罗汉的神通，于是就要借助鸷禽、猛兽、鬼怪、妖魔，画这些东西被罗汉的驯服。不然，就是画罗汉能够行空，能够履海，等等。贯休的十六罗汉，主要不是表现罗汉的神通，而是着力表现罗汉形象的神异。现在贯休罗汉的真迹国内已经不存。据说日本、美国、加拿大的博物馆中保存有几幅贯休罗汉真迹。贯休罗汉的摹本存留下来的不少，这些摹本虽然有几幅出入较大，多数同名罗汉像是大同小异的。

　　罗汉，也译作阿罗汉，是小乘佛教修证的果地。佛教将脱离三界生死轮回、超凡人圣者分为四种：第一种佛陀，简称佛，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义。佛对宇宙间一切事理无不通达明了，是四圣中最高者。第二种菩萨，比佛差“觉行圆满”，和佛一起，都是大乘圣者。第三种辟支佛，分独觉和缘觉二类，为中乘圣者。第四种声闻，意为所闻佛陀言教的觉悟者。声闻又分四级：初果圣人，二果圣人，三果圣人，四果圣人。罗汉是最高的四果圣人，在三乘中属小乘圣者。罗汉的概念含有三义：第一杀贼，意即杀掉一切烦恼之贼。《大智度论》解释“阿罗汉”说：“‘阿罗’名贼，‘汉’名破，一切烦恼贼破，是名阿罗汉。”但罗汉虽断了子缚烦恼即现行烦恼，还没有断果缚烦恼即根本烦恼即色身，所以不入佛乘。第二无生。《大智度论》对“阿罗汉”的另一解释是：“‘阿’名不，‘罗汉’名生，后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罗汉。”第三应供，应当受到天上、人间的供养。小乘佛教将修证果地分为九等，最低是“五趣杂居地”，最高是“非想非非想处”，得罗汉果者生第五等“舍念清净地”。罗汉常为众生作大福田，为众生扶危济困，是善良而又众多的证得道果的圣者。

　　贯休罗汉像的体貌特征，《益州名画录》概括为：庞眉大目，朵颐隆鼻，“胡貌梵相，曲尽其态”。《宣和画谱》也说，贯休罗汉“状貌古野，殊不类世间所传，丰颐蹙额，深目大鼻，或巨颡槁项，黝然若夷獠异类。”总之，都说贯休罗汉的外貌是丑的。贯休罗汉之所以取“胡貌梵相”，恐怕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当时的和尚，很多来自天竺，来自西域，这些和尚是“胡貌梵相”的，这是贯休罗汉像的生活蓝本。其二，更重要的，看来贯休是有意识地要使罗汉的外貌与罗汉的精神境界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虽然外貌若夷獠，却已经证得罗汉果，杀灭了贪、嗔、痴“三毒”，断了见惑烦恼和思惑烦恼，认识了五蕴皆空的真理，已经从“欲界”解脱出来了。从而恰当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美学思想：人的外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是心灵的善和美。

　　贯休的十六罗汉都有名称，如第一宾罗度跂罗堕尊者，第二代迦诺迦代蹉尊者，第三迦诺迦跂梨随暗尊者，等等。下面我们着重介绍其中的一幅--第十四纳阿噶塞纳尊者。这是人们普遍认为画得最精彩的一幅罗汉像。这尊罗汉端坐在岩石上，画面取罗汉的右侧为视角。罗汉身披袈娑，右臂袒露，双手半握拳举至下巴。嘴巴大张着，显然正在诵经。这尊罗汉的相貌很奇特：头顶正中高高隆起，后脑勺又有一块远远地凸出；前额刻有深深的皱纹；眉骨、鼻梁高耸；眉毛很长，像遮檐一样罩在眼睛上面；两只眼睛又大又圆又深，而且黑白分明；鼻子大而且吊，嘴巴大张着，露出了上下白牙和大大的舌头；由于嘴巴张得大，口角的皱纹强烈地向后牵动，于是颧骨显得更加突出；脖子皮肤松弛，显得又细又瘦。头大颈细，显示着生活的贫苦。这尊罗汉长相很丑但丝毫不觉得可布。相反，这位苍老而生相极粗的汉子正在虔诚地礼佛，他张着大嘴，露出舌头，神情是那样的专注和认真，使人觉得特别可爱，特别可亲。设想一下，如果这尊罗汉不是这副模样，而是文雅清秀的美男子，虽然也在诵经，艺术魅力就会大大不如了。无论如何，人物的精神之美不会像现在这样鲜明，这样突出。可见，贯休罗汉画像的丑，并不是以丑为奇，而是以丑的形貌更有效地来突出人物的精神之美。

　　一个画家要画出十六幅像纳阿噶塞纳尊者这样怪异而富有内含的罗汉像来，无疑需要画家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人们传说贯休的罗汉像均得自梦中，所以称之为“应梦罗汉”。“应梦”未必可信，不过，这些罗汉像不是轻易画得出来的，而是画家长时间构思的结果。这种构思的认真，到了昼思夜梦的程度，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神貌构思既成，真正动起手来，贯休的罗汉像是画得很快的。蜀翰林学士欧阳炯亲眼看到过贯休作画，他写了一首《禅月大师应梦罗汉画歌》，其中有这样几句：“时帧大绢泥高壁，闭目焚香坐禅室，忽然梦里见真仪，脱下袈裟点神笔。高握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

　　在贯休的十六幅罗汉画中，有一幅因为形象不怪，所以很引人注意，那就是第十喇呼拉尊者。这尊罗汉体形略胖，相貌和常人无异，只是表情愤怒：嘴巴紧闭，双目圆睁，右手伸出食指、中指指向前方，像是怒指什么人似的。据《宋高僧传》记载，贯休的长相“肥而矬”，这一点和喇呼拉尊者相似，也许就因为这一点，人们便附会说，喇呼拉尊者是贯休的自画像。宋龚明之在《中吴纪闻》中说，贯休“性好图画古佛，尝自梦得十五罗汉梵相，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梦中复有告之曰：‘师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照水以足之”。喇呼拉满面怒容，而据《十国春秋》记载，贯休平日为人是随和而诙谐的。其实，喇呼拉正不必是贯休自画像。在十五幅怪异的罗汉像处有一幅不怪异，这一幅反倒极容易引起人的注意。至于愤怒的感情，在佛教中也不是一概排斥的。例如佛陀的弟子舍利弗，对于叛佛的提婆达多及其追随者，就曾经愤怒地斥责过。一副平常的相貌，如果没有神情方面的不平常加以弥补，那么，作为一件艺术品，就会缺乏吸引人的力量，就会显得平庸了。贯休的所有罗汉画像都说明，贯休是一位自觉地反平庸的佛像画家。

　　贯休的罗汉像历来享有很高的声誉。画家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在写给他的诗中，说他“画成罗汉惊三界，书似张颠值万金。”（《张相公格寄禅月大师》）贯休去世后，他的罗汉画像声誉更隆。苏东坡家曾藏有贯休的罗汉画像。后来，苏东坡想把它赠送给寺庙，寺庙里的大和尚大觉禅师不明白苏东坡为了什么，苏东坡便写信告欣他说：“欲舍禅月罗汉，非有他也，先君爱此画，私心以为舍施莫如舍所甚爱，而先君所与善厚者莫如公。又此画颇似灵异，累有所觉于梦寐。不欲尽谈，嫌涉怪尔。以此益不欲与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来书乃见疑，欲换金水罗汉，开书不觉失笑。近世士风薄恶，动有可疑，不谓世外之人犹复尔也，请勿复谈此。”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苏东坡对禅月罗汉爱得何等深切。关于贯休的罗汉画，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南北朝时，梁直阁将军张僧繇曾经画过两个印度和尚。侯景之乱时，此画剖分为二，一半后来为唐常侍陆坚所得，另一半不知所在。有一次陆坚病重，他所藏那半幅画上的和尚托梦给他说：“我有个同伴，今在洛阳李氏手中。能求而合之，当以法力保你康复。”陆坚便去洛阳，果然访得一画，遂以数万钱赎回。陆坚的病也就好了。可是后来鉴定，陆坚赎回之画，并不是张僧繇的作品，而是贯休画的罗汉像。张僧繇的确画过一幅《二胡僧图》，上面的传说恐怕就是根据这一事实附会敷衍而成的。张僧繇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极高，他和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一起，被誉为中国绘事“四祖”。把贯休的罗汉图乱为张僧繇的胡僧图，乃是对贯休罗汉画像所作的一种极巧妙的赞颂。

　　贯休的诗、书、画以及他的人品，在古人中褒扬的居多，但在今人的某些著作中，批评就很严厉。例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就说贯休的罗汉画“奇形怪状，人不像人”贬抑之意十分明显。至于贯休的人品，《中国通史简编》贬损更甚：“贯休奔走藩镇间，先谒吴越王钱镠，献诗五章，每章八句，甚得钱镠赏识。后谒荆州割据者成汭，也颇蒙礼遇，后来被人诬告，成汭黜退贯休。贯休投奔蜀主王建，王氏正在图谋称帝，招募四方名士，贯休来投，大得王氏优待，赐号为禅月大师。一个禅僧取得大师称号，地位是不低了，可是作为禅僧，奔走各割据者间，献诗讨喜欢，还像个禅僧么？”其实，贯休在藩镇间的奔走，并非一概为钻营，往往是出于不得已。钱镠要他改诗，他只好愤然离去。成汭这个使酒杀人的蠢物要向贯休请教书法，贯休恼怒是很自然的。结果被成汭押送出荆州。贯休投奔蜀主王建确实“大得王氏优待”，然而这也很难说贯休纯然是为名为利，不像个禅僧。在唐末那种天下大乱的时代，要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并不那么容易，这里呆不下去了，自然只好另换一个地方，而且要力求换一个能够受到礼遇的比较安定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身为和尚，一瓶一钵，无牵无挂，行动比较自由，正如贯休自己说的。“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所以贯休走的地方也就比较多。这种情况，主要的不是由于贯休品格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生活动荡造成的，是贯休所处的那个时代造成的。如果看不到贯休“奔走”的不得已的一面，并且据此指责他不像个禅僧，恐怕是过于严厉了。至于贯休向割据者献诗，当然有讨欢喜的一面，特别是入蜀之后献给王建的那些诗；但是也有他不得已的一面。贯休在当时诗、书、画都很有名，一个名人到了一地，对当地的“土皇帝”毫不应酬，恐怕是不行的，这就是所谓“盛名之累”了。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中，个人言行受着社会诸多方面的制约。而在唐末那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动乱的社会，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言行完全作主，恐怕是很难办到的。只要不祸国殃民，也就是说，只要大节不亏，对于其他方面就应该宽容。对于今人尚且宜于宽容，对于古人就更不应该苛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