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画于汉代传入中国，晋袁宏《后汉纪》说：“初，明帝梦见金人，……于是遣侠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魏书·释老志》记载更为具体：“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寺院，寺中所作壁画，当是中国最早的佛画。

据史载，汉代蔡愔、康僧会等人均从西域带回佛像画本。画家曹不兴最早接受这种来自西域的佛画的影响，堪称中国佛画的始祖。西晋画师卫协亦擅此道，他是曹不兴的学生，其画精工细密与粗犷简略兼有。东晋顾恺之进一步发展卫协的技法，讲求形神兼备，他首创《维摩诘像》“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与顾恺之同时代的戴逵，虽不是专业画家，但其佛画在南北朝却很有名气，他善于将民族风格和个人生活感受融于佛画之中，其所作瓦宫寺大殿外文殊壁画颇有影响。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东林寺建筑龛堂，请画师用淡彩图写佛形，“色凝积雪，望似烟雾，晖相炳娘，若隐而显，”不失为早期佛画之杰作。

南北朝时期，佛教大兴，寺院绘画之风盛极一时。刘宋陆探微的天宁寺惠明板像、灵基寺瑾统像，一时称妙。北齐曹仲达，来自中亚曹国，其早期绘画，西域风格甚浓。后久居中原，吸收中国传统技法，创立“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样之一。特点是“其体稠叠，衣服紧窄”，有明显的印度热带衣饰特点。后与吴道子所创“吴家样”并称，曹画衣紧如湿沾体上；吴画衣带宽博，动感强烈，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正是对两家风格的生动写照和高度概括。

梁代画家张僧繇，善画佛像，其所创造的绘画技艺，称为“张家样”。他对来自印度的绘画技法——晕染法的吸收和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在佛像中国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张僧繇作画笔法简练，《历代名画记》描述说：“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他的佛画改变“秀骨清像”的特点，使形像比较丰腴。

隋代，画师郑法士、田僧亮和杨契丹画技出众，名扬京师。三人曾在光明寺画塔，画成，深受赞誉，“是称三绝”。杨契丹还为宝刹寺画壁，其中《佛涅?变》、《维摩变》“亦为妙本”。此外，著名画家展子虔还画过一些构图宏伟、情节丰富、人物众多的大壁画，如《八国王分舍利》等。

唐代，佛画的发展空前绝后。据统计，这个时期以道释人物为题材的壁画达数万堵，著名的画师70多位。西域人尉迟乙僧擅长西域画法，技法特点是“铁线描加凹凸法。”粗硬遒劲的圆笔线条接合印度艺术的晕染法，较好地表现了佛、菩萨形象及西域风情，他后来还掌握了中原传统的线型勾勒、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和感染力。他的作品十分丰富，其画风极大地影响了唐一代的画家。盛唐画家吴道子被誉为“画圣”，一生创作了四百多堵壁画，观者蜂拥喧呼，传世的《天王送子图》笔墨雄放，流畅而有变化，表现云鬓飞动，肤脉相连，甚为真切，使人有人物八面生动，衣带飘扬飞举之感。他在慈恩寺塔前画文殊、普贤像及西南庑下画降魔变相，深为人称道。赵景公寺壁画中的执炉天女，使人感到“窃眸欲语”，菩提寺中的舍利佛，观之有“转目视人”的感觉。所画天王力士威武健壮，强悍有力，“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艺术感染力极强。他将以线条造型的中国画推向了顶峰，标志着中国佛教画体系的最终完成。

宋代以后，寺院壁画失去了繁荣的势头，但仍出现了众多以画释道人物为主的画家，仅宋代就达57位，占画家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且留下了不少的佳作。如北京汴京大相国寺内的《阿育王变相》、《降魔变相》等大型壁画，均出自名家手笔。此外，河北正定静志寺塔基地宫壁画《梵王礼佛图》，山西高平县开化寺壁画《说法图》，苏州瑞光寺塔木函彩画《天王像》，也有很大影响。又如莫高窟三窟元代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一改怪诞异常的画法，把千手千眼画得象花瓣一样美丽，使人觉得自然，悦目，给人以美感。此外，明代所作北京西郊法海寺壁画《帝释梵天图》，其画面将梵天的肃穆、天王的威武、功德天的智慧、天女的俊丽、爱之母的温柔和小孩的天真刻划得入细入微，十分生动。其笔力挺拔，线条流畅，色彩绚丽，艺术价值颇高。清代所作山西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壁画，高达6.4米，面积887.25平方米，十分壮观，如此鸿篇巨制，全国罕见。

中国佛教绘画发源于印度佛教向中土的传播时期，是中印两大民族间的文化交汇，后来发展成一枝独特的艺术奇葩，有浓厚的中印传统风格，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其宗教含义外，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